材料一 与英国的文官文化水准不高的情况不同，德国（普鲁士）早在18世纪就形成了把有才能的人征募为政府官员的传统，而且把学历当作衡量一个人才能的重要标准。在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时期，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考核谋求公职者。应征者必须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并要通过2~3次考试。在德国统一后，受普鲁士传统影响，帝国形成了偏重接受那些受过法学教育和训练的人为高级文官的传统。据统计，1895年，113名枢密顾问中有30人是法学博士。当时，帝国司法部中约一半官员，外交部和内政部约1/3官员，财政部、海军部和铁路部约1/4官员是法学博士。
材料二 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社会民主党人及其子女被绝对排斥在高级文官阶层之外。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子女也很少能争取到高级文官职位。高额的受教育费用剥夺了下层阶级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887~1890年，在普鲁士大学生中，工人的儿子不到千分之一。许多有关文官问题的文件都强调，应征者在整个四年试用期间，既不领取任何报酬，也不会被许诺最终获得任命。1899年，一大臣职位出现空缺，霍亨洛熙宰相写道：“当看到只有很少人适合担任这一职位时真令人害怕。”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扬《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高级文官状况试析》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近代德国高级文官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产生的社会基础。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近代德国高级文官制度的影响。
材料一 欧洲近代早期的商人和企业家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改造了社会。银行出现在欧洲重要的商业城市中，它们为商人、企业提供贷款帮助他们进行新的商业投机。保险公司为风险较大的商业行为提供保险，尽可能地降低损失。17世纪，当时的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吸引了整个欧洲的商人、投资者前来交易。他们买卖联合东印度等股份公司的股票，并从事各种商品交易。一些庞大的贸易公司像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及其竞争者联合东印度公司所从事的商业冒险规模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企业家追求利润的时候，他们绕过传统的行会，不依靠城市工匠生产布匹，而是将原料送往乡间家庭，编织成布。企业主付给报酬，再将产品带到市场上销售。
——摘编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1000—1800》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业资本需要中国新式商业开展购销活动。拿上海的棉花商业来说，新式花商由于为外商提供货源，发展很快，而牙行由于“恪守旧规”，没有纳入外国资本的运行轨道，“转以生意衰落停歇过半”。丝是中国传统的大宗出口产品，1882年开办上海第一家缫丝厂的黄佐卿就是专同洋行做生意的丝商。上海开埠后，金融流通的需要日增，钱庄原是传统行业，19世纪50年代后，许多钱庄已经为进出口商业提供信用贷款。轮船招商局于1875年设立济和保险公司，为华商轮船保险。清末的绝大多数本国银行是在1905年后设立的，30家银行中，官办和官商合办占了13家，这些银行的主要功能是效力于政府财政。
——摘编自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
(1)据材料一，指出近代欧洲商业经营方式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出现的时代背景。(2)据材料二，概括近代中国新式商业经营的特点有哪些。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新式商业出现的原因。
(3)据材料一、二，简析中西新式商业经营方式的作用。
材料一 宋代是中国古代童蒙教育兴盛发展的时代。在宋朝重视儒学教化和文风熏陶的政策激励下，童蒙学校从官学到民间宗族创办的私塾、义学遍布天下。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使用使童蒙教材和少儿读物的大量印刷和标准化印制成为可能。宋代理学大师们不仅重视蒙学，还立足理学学术发展和道德伦理体系建设并提出了诸多关于蒙学发展的创新性教育思想。
——摘编自周超、金滢坤《宋代理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材料二 宋代童蒙教育不仅教授儿童识字，具备基本的阅读基础能力，而且高度重视理学提倡的道德伦理教育。朱熹所著童蒙教材《小学》称人生需要恪守遵循的人伦规范要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即“五教”。除朱熹所著《小学》外，陈淳所著《启蒙初诵》和真德秀所著《教子斋规》也是南宋时期理学家编著的侧重理学道德教化的优秀童蒙教材。此外，其他多种专业知识如历史、自然、医学、名物和制度等知识的学习对于儿童心性的培养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宋代童蒙教育对儿童和整个社会均产生深远影响。
——摘编自周超、金滢坤《宋代理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促进宋代童蒙教育发展的因素。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童蒙教育的特点及影响。
材料一 下南洋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一直到明清时期才越走越宽，呈现大规模的迁徙潮。从汉朝到明清时期，每当新老政权交替之时，不堪战乱的百姓与没落的权贵的一部分会移居海外。“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因此凭借着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特别是闽广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有资料记载，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经商谋生的华人就已有150万人之多。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此时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因此出现了马来西亚联邦给予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等优惠措施以吸引华工的现象。“下南洋”的华人与华侨或工或商，胼手胝足，打下了华人的一片天地。
——摘编自高荣伟《下南洋：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人口大迁徙》
材料二 19世纪，欧洲农业在机械化的普及下，农业人口迅速减少，资本主义农场的发展又使得越来越多的雇工丧失生计；工业领域中，伴随着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英国宪章运动的接续发生，许多工人逐渐感到失望与厌倦。为了缓和人口激增等矛盾，诸国政府也纷纷废除了限制移民的规章，因此人口外流趋势加强。而同时期的美国，农业上大量国土有待开发，加之工业革命席卷各个产业，大型工厂纷纷建立，使得美国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大大增加。1863年，国会通过了《鼓励移民法》，林肯总统和国务卿等也发声呼吁美国驻欧洲官员宣传美国的高工资，以此吸引欧洲的科研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
——摘编自王喆《19世纪西欧人口赴美移民的历史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下南洋”现象的特点，并分析推动“下南洋”现象出现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西欧赴美移民的原因，并指出与鸦片战争后华人“下南洋”的不同点。
材料 唐初，面对各个部门之间出现严重分歧，政令难以得到顺利贯彻的问题，朝廷设立了政事堂制度，每遇到需要颁下诏敕的时候，就先由中书省和门下省会同其他必要人员在政事堂举行联席会议。到了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名为“中书门下”，并在政事堂后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以对口分理各项行政事务。包括皇帝诏命在内的一切政令，必须经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方能生效颁行。随着盛唐时代政事堂工作重心向分理行政倾斜，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正式在皇宫内设立了翰林学士院，选任擅长文学的亲信充任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和属员，不计官阶品秩，主要负责起草任命将相大臣、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并承担起了参与决策机务的工作。此后，宋辽夏金元明清各朝都设有翰林学士或学士，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居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王小甫等《创新与再造——隋唐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
(1)根据材料，概括唐初至盛唐中央决策机制的发生的变化和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初至盛唐中央决策机制调整的作用。
材料一在不少中古传统的典籍中，比较简要记录了中国通向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但对于一些道路的细节，则缺少记载。1974年出土的一枚王莽时期的《传置道里簿》木牍，上面记录了长安到张掖郡氐池的20个置之间的里程，巧合的是，1990年出土的一枚《传置道里簿》木牍，记录了武威郡仓松到敦煌郡渊泉间12个置之间的里程；两相结合，正可以复原西汉时期从长安到敦煌的驿道和驿站设置情况。我们知道出土文献都是极其偶然留存下来的残篇断简，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残简来举一反三地理解历史的真实情境。
——摘编自荣新江《出土文献所见丝绸之路概说》
材料二唐朝将安西都护府移驻龟兹后，在西域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建立镇戍守捉等军事防御体系，而连接这些府州、镇戍的道路，就是具有法令意义的“官道”或叫“驿路”了。按唐制，官道上三十里置一驿，非通途大道则立馆。当地出土文书记载的馆驿名称以及与馆驿有关的赋税记录，证明了唐安西四镇地区馆驿的广泛存在。唐朝的馆驿是当时西域地区最小的行政单位，它和烽铺往往同设在一处，所以兼有防御和交通功用。唐朝以安西为中心的驿路系统的开通，以及馆驿制度在西域地区的建立，成为唐朝军政人员、公文、物资往来的途径与支撑，同时也为丝绸之路上兴贩贸易的商人，提供了有安全保障的通畅道路。
——摘编自荣新江《唐代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1)据材料一，指出学者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
(2)综合上述材料，概括馆驿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作用。
材料一 英国是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开创了通过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以市场机制自发推进工业发展的市场化内生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通过纺织业走向全面机械化、工业化的道路……。在其工业化过程中，英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保护财产和合同的法律，如《人身保护法》《货物买卖法》等，建立起保护消费者的商品检验制度和价格控制制度，制定保护投资者的《取缔证券投机法》，建立起保护劳动者的评定工资制度、工厂法和济贫法。与英国的“圈地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美国依靠让农民广占耕地，以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为工业化积累资本。在两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农业的全面机械化推动了美国农业的迅速发展，这既为工业提供了市场，也促使农产品加工业一度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制造业，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工业部门，又为美国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经过两次工业革命，美国日渐成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强国……当然，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也一度产生了社会及生态环境等突出问题，为世界工业化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教训。
——摘编自周宇《论欧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的经验教训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直到1957年2月，尽管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暴露出了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在讲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仍然强调向苏联学习。他说：“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选择的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在短时期内对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也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摘编自公茂虹《向苏联学习工业化建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美工业化的主要特点，并指出其历史教训。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选择向苏联而非英美学习的历史背景，并谈谈你对我国工业化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宋代都市中，“瓦舍”之类的娱乐场所相当盛行，其中表演的是名目繁多的杂乐百戏。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宋朝杂乐百戏，有踏球、蹴球、踏索……百戏之类”，体育表演已相当盛行。由于出现大量体育专业表演人员，因此体育性组织——“社”就应运而生。如弓、弩的“踏弩社”、“水弩社”、“锦标社”等。元日走城、元宵走夜、清明踏青、重阳登高等，都已成为全国性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内容，创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体育休闲娱乐活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健康、进步。
——摘编自宋旭《宋代市民体育休闲生活的社会学分析》
材料二 欧洲市民体育形成于11-13世纪左右，伴随城市重建和市民保卫城市自治的运动而产生。为了保卫城市自治，市民们组织起来成立体育社会团体组织——“协会”，如“射手协会”、“击剑协会”、“骑射协会”等；市民基于职业不同组成的行会，也定期组织与本职业相关的身体练习和比赛。欧洲市民体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保卫城市的军事训练、与职业培训相关的学徒格斗和底层市民的节日狂欢等。
——摘编自张爱红等《中古时期中国和欧洲市民体育的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市民体育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欧洲市民体育兴起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和欧洲市民体育发展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实际上，在《世界遗产公约》制定之前，各国早已开启对文物的保护工作。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希腊较早，于1834年制定了第一部保护古迹的法律。法国于1840年公布了首批保护建筑567栋，在1887年通过了第一部历史建筑保护法，首次规定保护文物建筑是公共事业，强调政府应该干预。1882年，英国颁布《古迹保护法》，最初只确定21项，主要为古迹遗址，1900年进行修订，从古遗址扩大到宅邸、农舍、桥梁等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国际组织通过了一系列宪章和建议，主要有《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世界遗产公约》等。
——普通高中教科书《文化交流与传播》教师教学用书
材料二 英国国家博物馆成立于1753年、是世界上著名的博物馆之一，收藏了世界各地800多万件的文物和图书珍品。早期的英国国家博物馆倾向于收集，18世纪至19世纪，英帝国向世界扩张，对各国进行文化掠夺，大量珍贵文物运抵伦敦。藏品主要来自希腊、埃及、印度、中国等。埃及文物有7万多件，代表着古埃及的高度文明。来自中国的历代稀世珍宝就达2万多件，文物从商周的青铜器，到唐宋的瓷器、明清的金玉制品，很多文物都是绝世珍藏，例如西周的康侯簋、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代摹本等。
——材料摘编自《360百科》
(1)根据材料一归纳现代文物保护事业发展过程中有什么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国家博物馆的特点。
(3)如何理解西方国家一方面加强本国的文物保护，另一方面在国际上破坏、掠夺东方文明古国的文化遗产的行为。
材料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以至国民革命时期，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纪念给予高度重视，实现了五四纪念的奠基，并以话语自觉不断赋予五四纪念以新的意义，形成一套纪念的体系，不仅传播了革命思想，还发挥出民众动员的效用。在五四纪念的起始阶段，已形成以政治、文化双重语义来阐释五四运动的共识，即以“爱国运动”“救国运动”指称“政治五四”，以“新文化运动”言说“文化五四”，这种双重语义合流交融态势影响并奠定了其后中国共产党五四纪念的基本底色。
1919年5月，陈独秀将五四运动视为“国民爱国自卫”和“觉悟”的体现，1919年10月，李大钊强调五四运动系“排斥侵略主义”，并不只是爱国运动，“实为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一大纲领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因此，激发青年热情，“复活五四精神，到民间去”，动员民众走社会改造之路，便成为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人纪念五四运动的“新意义”。
1925年4月，青年团中央在号召学生筹备五月纪念周活动时，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并提出“继续五四运动的精神，组织整顿学生会，反对反动思想与腐败教育，到劳动群众中去，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口号。此后，“民族运动”“民族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等话语在五四纪念中渐趋火热。
——摘编自霍新宾《中国共产党早期五四纪念及其内在理路》
(1)据材料指出，与早期共产主义者相比，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纪念有何新特点？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五四运动的性质，并分析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3)1925年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纪念，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怎样的时代追求？据此概括五四精神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