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初的官僚体系内，有些是召自元朝归附的旧吏，元末时的官场贪污腐败之风和种种恶习随之袭来。朱元璋决心“革前元姑息之政，治旧俗污染之徒”。洪武元年，朱元璋告诫来朝见的府州县官：“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胶人以肥己，尔等戒之。"在洪武朝陆续编定《大明律》和《大诰》，还先后颁布《祖训录》《臣戒录》《醒贪简要录》《为政要录》等敕令。他说：“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
——据周谷城《中国通史》、张丕显《论明初吏治改革》等整理
材料二 据《明史》记载：“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朱元璋还建立“皮场庙”，即在各府州县和卫所衙门左首，都设立一座庙宇，既用祭示土地神，又作为对贪腐官吏剥皮场所；他还“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亲自编定的《御制大诰》三篇颁示天下，其中多是重惩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的案例。他还规定，凡贪官恶吏，允许民将其“绑缚赴京治罪”。“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摘编自张丕显《论明初吏治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朱元璋整顿吏治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朱元璋整顿吏治举措的特点，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17-18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西方商船来到中国，以丝绸为载体的中国服饰文化逐渐被欧洲人了解。一些英国女性穿上了面料柔软舒适的刺绣服装。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略有规模的英国贵族豪宅中，至少有一个房间是用精美的中国丝绸墙布来装饰的。而当来自东方的纺织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欧洲工匠开始设计、生产带有中国元素的纺织品，在模仿中国服装款式时通常会融入西方的裁剪和缝制方法。当时有些欧洲艺术家在接触到中国纺织品后，从中汲取了灵感，开始自由表达自己的奇思异想。
——摘编自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
材料二 晚清时期，大量的舶来品进入中国，西方服饰在沿海商埠随之出现，有些中国人开始穿西服。民国政府在1912年颁布《服制条例》，规定标准礼服以西服为主，后来各地出现了不少西服店。当时的北京，虽然作为外套的西服并未得到普及，但西式衬衣、针织衫、西裤等已逐渐得到推广。社会上也有反对易服的声音，认为穿西服是“崇洋媚外”“冒充上等人”。有人在《申报》上发文反驳：“欧化逐渐东开，国人多喜穿西装，取其穿之能有活泼的气象与振作的态度，而且便捷无拖沓。”与孙中山有关的中山装，其设计受到西服的影响，但衣领等部位仍保持民族特色。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1)据材料一概括中国服饰在近代欧洲传播的基本情况，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历史背景。(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西服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特点。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外服饰交流的意义。
材料一 在福建各地方志及官书吏训中，民众“好争健讼”的记载可谓延绵不绝。“士不自爱，乃好干讼”，“在清时皆有功名”等描述，都指向了福建讼师的“士类”身份。讼师们充分利用超群文笔、通晓律法、功名在身等条件，向事主索取“或千余金，或数百金，约定不贰”，以为诉讼服务的报酬。为了抑制讼师“唆讼”，《大清律例》明文设立“官代书”，试图以行政力量打破讼师的“饭碗”，地方官府还多次下令捉拿、禁止讼师，突出道德礼义的教化作用，从而实现“和乡党以息争讼”“息诬告以全良善”的作用。
——据汪毅夫《讼师唆讼：清代闽省内地和台地的社会问题》等整理
材料二 厦门租界的领事法庭上外国律师扮演了重要角色，刺激了福建近代司法机构的建立及本土律师的产生。20世纪以来，《大清刑事民事诉律》《律师暂行章程》等法案对律师职业及其体制进行了持续完善。到1931年，16个有律师的省份中福建跻身全国前五，但集中在福州和厦门两地。当地按地方法院辖区设置律师公会，凡开业律师均须参加，逐渐取代外国律师在闽的垄断地位。除出庭辩护和代理之外，不少律师还受聘为工商业者的法律顾问。律师公会规定酬金的上限，尽力避免会员的乱收费行为，还落实国家的平民法律扶助制度，引导律师承担联系一般民众与法律体系的职责。
——摘编自刘芳《近代福建的讼师与律师》
(1)根据材料一，指出福建古代讼师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福建律师职业的发展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法律职业发展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1516—1521年，王阳明在任南赣巡抚期间，对当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社会治理。王阳明采取行动，先后平定了横水、桶岗等处盗乱。为有效管理当地户口和百姓，他颁布了《十家牌法》，规定：十家为一牌……遇面生可疑之人，即行报官究理；或有隐匿，十家连坐。面对盗贼猖獗，他实施了在当地“挑选骁勇绝群、胆力出众之士”的政策，有效地解决了军力不足的问题。为解决“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难题，他以“良知”说为思想武器，通过阐明是非曲直、人性善恶，直击盗贼心灵软肋，进而将之感化。及至清代民国，王阳明的治理模式依然沿用不辍，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制度。
——摘编自陈海斌《从王阳明与海瑞赣南施政看明代基层社会治理》
材料二“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是对法国分封制度最好的诠释。较为独立宽松的政治体系使得小领主们各自为政并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管理制度，其辖区相较于大领主便构成了早期的自治单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土地的流转，再加上自由民数量的增加，以乡绅为基层领袖，以自由民为重要参与的法国乡村自治初见雏形。13世纪在许多教区出现的以数百户村民构成的社区便是法国乡村自治的真实写照。
——摘编自沙家辉《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构性保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王阳明治理南赣地区的主要措施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时期法国基层自治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开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广播事业的开始，国统区和沦陷区有数十万台收音机可收听。电台在语言广播的同时。亦用国际通码向世界各国播发新华通讯社电讯。电台广播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重要社论和文章、国际国内时事新闻、军情战报等、电台还播放京剧名段、名人讲演、音乐戏曲等节目。后增加对日本官兵播音，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反动残暴，号召日本士兵积极投入反战活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摘编自刘莹莹，赵云泽《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材料二 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新华广播复播，各解放区纷纷涌现地方性广播电台。各电台广播内容主要有；宣传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阴谋、新闻报道、文艺节目，社论。介绍解放区等，灵活采取宣传策略，积极争取更多可团结的力量。各电台还声援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请国民党起义人员进行广播讲话，号召国民党官兵退出军队。
——摘编自赵聪、邱菊《新中国成立前党的广播宣传特色与当代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前党的广播宣传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前党的广播宣传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清朝的版图广阔稳定，统治者具有明确的国土守护意识，因此十分重视治边与边疆治理。清朝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边疆地区的行政建制、社会经济、民族立法、宗教文化等。清朝统治者注重民族关系的调整，清入关以后，世祖把调整满汉关系提到重要议事日程。顺治三年（1646年）下令开科取士，顺治五年（1648年）又下令允许满汉联姻，特别是康熙朝颁行了崇儒祭孔之令、开博学鸿词科之令、满汉官员品级划一令等。在调整满汉关系的同时，亦十分重视联合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制定笼络安抚少数民族上层的各项政策，如封爵、给俸、朝觐年班、联姻等。清朝统治者遵循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原则，根据边疆蛮夷的特点分别施治，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加强规范。先后颁布了《蒙古律例》、《新疆条例》、《西藏通制》、《理藩院则例》、《大清律例》等法律。清政府还积极兴办学校，推广儒学教育，增强边疆蛮夷的素质，增进他们的国家观念。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二 美国的边疆治理主要指对西部的开发与治理。1862年，美国颁布《宅地法》，规定“一切忠于联邦的成年人，交付10美元登记费，即可在西部领取160英亩土地，耕种5年后，就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美国政府利用土地政策刺激移民的涌入，加快了西部的开发。在推动西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美国还重视西部民主政治的建构。1787年颁布《西北法令》规定：“保证西北领地的人们有信仰自由、比例代表制、陪审制、习惯法特权、人身保护法以及私人契约的保障，禁止奴隶制，禁止制定保存巨额遗产的贵族继承法”。同时为了更好的解决土著印第安人和移民集团（主要指非欧洲移民）的问题，美国政府改变了最初的民族理论——“盎格鲁遵从”理论，转而推行“熔炉”政策。“熔炉”理论的核心是强调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与新的移民文化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
——摘编自张健《美国边疆治理的政策体系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三 治国必治边，强国先强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边疆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边疆不仅具有边疆性、多元性特征，更具有基础性与战略性特征。边疆的多重样态决定了边疆治理具有多重任务，不仅要稳定边疆、富裕边疆，更要建设美丽边疆、强盛边疆。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建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摘编自吕文利《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意蕴、内涵与路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朝边疆治理的特点及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美边疆治理的异同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美两国边疆治理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提出“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胶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岂独百姓不欲而必顺其情，但夷狄不欲，亦能从其意耳。”唐玄宗在《命备吐蕃制》中说“朕以虚薄，君临寓县，……无隔于夷夏，柔服四裔”,又说“怀远以德， …… 中外无隔，夷夏混齐，托声教于珠方，跻含灵于仁寿。”在《安置降蕃诏》中说“开怀纳戎，张袖延狄”。唐代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根据不同地区具体情况，针对性推行政令、法令。边疆民族除可保留本部族风俗习惯之外，有的甚至允许内部保留着政权组织形式及其原有官职等级序列。
——摘编自《资治通鉴》等
材料二 19世纪末，梁启超较早地提出了“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概念，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康有为不赞成把满族说成夷狄，且对清胡开拓疆土、巩固边疆的贡献做了肯定，认为“自满、汉及篆、回、藏既同隶一国，并同当为中华人，不得殊异，其满人并赐汉姓，俾合同而化，永泯猜嫌，则团合大群以强中国，莫善于此。”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关于民族主义，他指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称谓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认同，对民族问题的探讨由此更加受到重视。
——摘编自周励恒《近代以来民族观是怎样形成的》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着力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大力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社会氛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开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
——摘自陈立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加强五方面工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唐代民族观的突出特点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民族观不同于唐代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你对党中央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
材料一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过程基本是在宋代完成的。宋代，人们已懂得“土壤气脉，其类不一，美恶不同，治之个有宜也”。淳化年间“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大大促进了土地开垦。宋神宗元丰年间粮食总产量为85313954880斤，以一亿人计，人均粮食就达到约853斤（谷）/年。在宋代，“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客户有条件也可以“徙乡易主”。宋神宗年间，已是“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了"。到南宋时在旧城外兴起了“沿江数万家，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的南市。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二 农村移民殖边这种古老的迁移方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大规模的运用，而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主要发生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沿海、沿江及铁路沿线地区。“1910年代都市人口增加是与那个时期中民族工业扩大相对应的"。东南沿海农村人口的海外流动是与华北人口的关外流动遥相呼应的又一迁移巨流，华人农村人口流向海外分布广泛，西欧、美洲、东亚各处，而以南洋最多。借助于近代化交通工具，迁移的速度和频率大大加快，如关外移民在20世纪后的骤增与该时期交通事业的发展有重大关系。自北洋军阀时期以来，战争加深了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军阀加速了对农村的盘夺。在国家政权现代化进程加快使相当部分乡绅退出乡村领导地位，流向城市另觅出路。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使得农村更加荒芜与凄惨，因而出现更多的流民、游民。
——摘编自徐德莉《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大量增加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特点。
材料一 凌晨五更，潘楼酒店楼下的各种行商便开始了。早市买卖的物品有“衣物、书画、珍玩、犀玉”，到了天亮之后，就有卖“羊肚、鹑、兔”等各类熟食摊子，等他们收了之后，“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吃过早点，人们便可以去附近的瓦子勾栏里观看说唱、杂耍等各色表演，从这里出来，沿着龙津桥往南走，就到了夜市一条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
——摘编自李基《北宋东京集市贸易活动——基于对<东京梦华录>的解读》
材料二 北宋中下层女性较多地参与经济生活，从商领域广泛。这从一些店铺的名称即可得知，如曹婆婆肉饼、丑婆婆药铺、王小姑酒店等等。……春暖花开时，妇女们开始出城探春。“自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闭池，虽风雨亦有游人，略无虚日矣”。《东京梦华录》卷六至卷十依次从年首正月记述到年尾除夕的岁时节日里，妇女们也纵情玩乐。
——摘编自张莉曼《<东京梦华录>中的北宋女性民俗》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宋的经济生活景观。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宋女性民俗的特点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1919年1月，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要求农民按国家规定的数量交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政府组织征粮队下乡，以确保征粮任务的完成，并实行粮食和日用工业品的配给制。1921年3月，俄共（布）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所有农户在缴纳粮食税以后可以自由处理剩余的粮食，政府允许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把自己的劳动产品拿到市场自由买卖。粮食税政策受到农民的欢迎。
——摘编自吴于、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上卷）》
材料二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城镇和工矿区人口猛增，但分散的小农业增加生产和提高商品率的能力有限，粮食形势日渐紧张、为了保证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粮食，稳定粮价，消灭粮食投机，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 规定“一切有关粮食经营和粮食加工的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经营的粮店和工厂，统一归当地粮食部门领导" 要求"城市居民购得国家计划供应的粮食，如有剩余或不足，或由于消费习惯关系，须作粮种间的调换时，可到指定的国家商店、合作社卖出，或到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相互间的调剂”。
——摘编自张衍鲁 李慎令《苏中建国初期粮食政策之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20年代苏俄粮食政策的变化，并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我国粮食政策和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苏两国粮食政策的共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