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拉美独立战争胜利后，战争中的有功之臣和土生白人地主在战后瓜分了原殖民者占有的大片土地，并用廉价收购、强迫迁移等手段，进一步兼并印第安人的土地。这些大地主在庄园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君主式和家长式的统治。在政治上，大地主与天主教高级僧侣和高级军官关系密切，操纵国家政治，是拉美各国的军事独裁者的主要支柱。这些军事独裁者往往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彼此发动战争。为了夺取和巩固自己的独裁政权，他们还常常勾结并投靠某一外部势力，从而为欧美国家重新插足拉美创造了条件。从19世纪50年代起，巴西、阿根廷等几个拉美较大的国家经济首先逐渐恢复了过去被破坏的矿场和农庄，如巴西的咖啡生产从60年代起扶摇直上，但与此同时，英美等国的工业品也充斥了拉美各国的市场。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   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农业、采矿业、渔业和林业产量的提高，到14世纪时，商业已从欧洲人日常生活的外围发展到日常生活的中心。当时交换的货物有英格兰的原羊毛，佛兰德的用英国羊毛制成的毛织品，西班牙的皮革和钢，以及东方的奢侈品等.意大利在这方面居领先地位，拥有威尼斯、那不勒斯这样的商业中心.由于处于政治上支离破碎的欧洲，这些城市的市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他们通常从国王那里获得皇家特许状，组成单独的小自治市，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以及市外属地。因而，城市逐渐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即使是农奴也有机会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上述发展给欧洲商人有机会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后来的对外冒险事业。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17世纪西方有关中国科举制的描述大多较为简略，最详尽的为杰米里博士的《环球航行记》，书中描述了作者在中国看到的科举考试奇异的地方，如“考试从黎明到夜晚，试卷由抄书手誉录”等。18世纪，随着更多的传教士和外交使节来华，西方书籍内容涉及科举主要程序及其在维护政府权威、促进学生终身读书等方面的作用。许多学者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对中国政治制度赞扬有加。19世纪欧美国家借鉴科举“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合理内核，建立近代文官考试制度，同时也认识到其忽视科学实用知识、理论与实践脱节等局限性。科举西传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

材料二   民国建立后，引进西方考试文化，有力推动了考试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变革。孙中山汲取科举制中的合理成分，广泛参考英、美等国文官考试制度经验，创立考试权独立学说，提出考试用人、建立文官考试制度等主张。南京国民政府设立考试院独立行使考铨权，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剥离，戴季陶作为考试院的首任院长，将“熔中西于一炉”作为考试制度的方针，注重学习官制官规，从文官考试到铨叙任用，从考绩升迁到奖励惩戒，都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制度法规，使民国文官考试具有了近代公务员制度的特征与性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制度设计与实施往往难以同向而行。

——摘编自胡向东《论中国考试文化在民国时期的融合发展》

材料   明朝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一带修缮长城，设置辽东、宣府等九个重镇，以防备蒙古贵族的袭扰。隆庆年间，明廷封与明修好的俺答汗为顺义王，封其妻三娘子为忠顺夫人，使其为明“保边守塞”；在大同、宣府等边外开设了多处马市，定期交易，蒙、汉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在西藏，明廷册封喇嘛教派领袖为“法王”，建立宣慰司等军政管理机构；修通从雅州到乌斯藏的驿道，设置驿站，“道路毕通”。西藏喇嘛和官商来京人数“宣、正间不过三四十人，景泰时十倍，天顺间百倍”。在西番设立赤斤蒙古卫、沙州卫、安定卫等，以畏兀儿、蒙古贵族或头目担任各卫指挥，“受边臣羁络”“给之金牌，令岁以马易茶。”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下册）

材料一   姚莹(1785—1853)，安徽桐城人，桐城县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文物之邦”，具有深厚的人文沃土。而麻溪姚氏则“代有名贤、学问、文章、道义、宦绩，渊源有自”，积累了家族丰富的精神财富，潜移默化地激励着一代代后人。姚莹出生时家境已衰落，因此早年生活磨难多多。6岁入学，师从方兰荪先生。8岁起，师从族兄姚维藩，姚维藩曾从姚鼐受古文学，且具经世致用思想。姚莹母亲口授《诗》、《礼》二经，还经常讲述里中和姚氏先人史事懿行，引导其兄弟励志，以不坠“先业”。14岁的姚莹“已好为诗歌”。“束发之初，即思慕古”，泛览汉魏至当代作者著述，“诵古人之言，求古人之义”，而“略知为人”。

——摘编自施立业《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姚莹卷》

材料二   鸦片战争期间姚莹担任台湾道，领导台湾人民击败英国的进攻。他在鸦片战争前就开始搜集外国书籍。鸦片战争后，更注意寻求抵抗外国侵略的办法。他认为：要雪中国之耻，首先需要知道敌人的虚实。书生眼光短浅，不勤远略，对海外夷势夷情，平日不肯讲求，一旦外国猝然来攻，惊若鬼神。这种拘迂之见，误尽天下国家大事。他对英、法、俄等国的情况，印度、尼泊尔入藏的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等问题进行探讨，指出英国在吞并印度之后，早已蓄谋窥伺中国的西藏，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和边疆地区的防务。

——摘编自张海鹏，翟金懿《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

材料   西班牙人对美洲的征服粉碎当地文明的基石——印加帝国时期四通八达的大多数道路，只剩下岩石和荆棘；巨大的公共工程大部分随着岁月而消失，或被抢夺者毁坏；成百成千的印第安雕塑家、建筑师、工程师和天文学家同众多的奴隶混在一起，被抛到西班牙人的矿井中从事粗笨的、累垮人的采掘劳动。西班牙人还规定了印第安妇女服装样式和发式。1781年印加皇帝的嫡亲图帕克·阿马鲁（白人与美洲土著人的混血种人）领导了大规模的救世主式的革命运动，其他英雄还有墨西哥人伊达尔哥、莫雷洛斯等。当独立后的拉丁美洲人试图起步时，英国人又向他们举起了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双面魔镜，就像后来的美国人挥动的民主自由变色旗——有利的一面总是朝着自己。

——摘编自【乌拉圭】爱德华多·加利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材料   抗战期间，晋绥边区为打破日伪顽的经济封锁，保障军民物资供应，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制定和出台一系列与工业经济发展相关的政策法规，经营模式上鼓励采用公营、合营和私营等多种形式。为了鼓励和扶植工业经济，边区政府通过发放贷款和实施减免营业税等形式来促进边区工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边区政府出台了保障工人权益和优待技术人员的政策，并在边区内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生产竞赛热潮。通过多措并举推进了工业经济建设，使边区的军工业、采矿业、纺织业等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摘编自徐建平，韩雨楼《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工业经济发展的实践运作及历史贡献》注：顽：指顽固执行反共政策的国民党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