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是商业活动中买卖双方诚信从事买卖活动的重要形式，也是经济活动中产生纠纷时进行法律裁定的依据。宋代契约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如买卖契约、借贷契约、雇佣契约等普遍存在。契约关系中都明确要求必须订立书面契约，“凡田宅、车船、牛马交易只凭契照”。在买卖中凡不依“官版契约”格式，被视为违法买卖，所定契约不具有法律效力。宋代把契约的建立和履行保证的第三人参与作为必要条件，在借贷契约中有中人、保人、见证人，而且要求担保人必须是有一定的担保能力。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官为理索，欠者逃亡，保人代偿”。宋代将全国户口分为主户、客户，佃户、雇工、人力都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有了法律上的民事主体资格，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能够作为民事主体参加活动。

——摘编自杨卉青《宋代社会变革与契约法的发展述论》

材料一：宋代武将诗句中经常出现“龙虎”“宝剑”“血”等军事意象，常连用“长驱”“直捣”“铁骑”等气势雄壮的词语以彰显其豪情壮志，以此表达武将“恢复山河日，捐躯分亦甘”的殷切心情。如《满江红·怒发冲冠》既写了岳飞“仇”的情感，又抒发了其“报国”的决心。武将创作的诗句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歌咏风月闲情，甚至阐发义理、抒情表达委婉曲折如文人自作的作品，如生值“中兴”之际的刘锜写道，“西风萦破梦，落日乱残蝉。岁月俄如此，功名岂偶然”。

——摘编自何潇《宋代武将作者诗词创作倾向》

材料二：春秋以来的“大一统”观历经数朝，在清朝依旧延续。清代前期外侵未至，然内部矛盾导致的疆域变化斗争时有发生。武将们在西南、西北、东北、东南等边地保疆安民的同时，用自己的诗笔呈现了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在空间维度下的差异，展示了康乾盛世的雄姿。这些边疆诗的创作者，显然都是武人，但因乾隆对汉诗写作的宣导作用，乾嘉以来八旗武人以诗纪事渐成常态。这些边疆诗作既是对王朝军事实力的展示，也是对时代变迁中边疆风俗的观察，它们随着时代发展而日益凝贮的疆域认同与文化认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摘编自米彦青《乾嘉时期武将“边功”的文化记忆与诗歌文学想象》

材料一：汉武帝之后，在政治地理格局上，不但汉初王朝直接领属郡县与王国独立领属郡县并立的格局被彻底改变，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深。王朝还通过积极有效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在北疆确立了对匈奴侵扰的有效辖制，对南则开通西南夷，对东南与岭南地区用兵，把王朝的版图重新回复到与秦王朝大致相当的规模。

——编自郑帼《两汉之际的政治地理研究》

材料二：如果没有康乾盛世期间的统一大业，中国就没有现在的版图，就更谈不上现在的统一；而且那时候不统一，中国将是一盘散沙，在近现代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后势必分崩离析。后来列强入侵，中国各族人民都起来反抗侵略，西藏反对英国，东北反对日本，云南、广西反对法国。应该说是康乾盛世奠定了这一根基。

---摘编自戴逸《盛世的沉沦》

在中国文化中，“和”与“同”是严格区分的两个概念。《国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同”是指同类事物的简单重复或机械叠加，而“和”的前提恰恰是“异”。中国人认为，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让不同事物或不同要素按一定规则进行相互补充、相互配合，才能形成一个有内在生命力的有机整体。任何一种文化要想永葆生机活力，都必须保持开放胸怀，不断吸收借鉴新的文化要素。

——摘编自郜建华《兼收并蓄有容乃大——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材料一：蒙古帝国时期，成吉思汗让商人自由经商，“为地方行旅谋安，于诸大道中置卫士”，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窝阔台通过征服战争，打通了东北亚到中亚的丝绸之路。“原来金山一带‘深谷长坂，车不可行’……窝阔台率军西行时‘始碎其路’”。1251年蒙哥设置别失八里行省，执掌西域的军政事务。

——摘编自孙秀君《论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人对陆上丝绸之路的贡献》

材料二：拿破仑战争加速了欧洲封建力量的衰落，传播了自由、平等、法治等启蒙思想。拿破仑战争的侵略性亦带来一个相对新鲜及持续增强的运动——民族主义，它的成长注定了一些国家的开始及另一些国家的结束.欧洲的版图亦在拿破仑时代后一个世纪发生了剧烈地转变。这种转变并非基于封地及贵族，而是是基于人文、民族起源和民族思想。拿破仑的遗产还有更深远的意义。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就波及范围而言，不仅是欧洲战争，也是全球性的战争。战争打碎了西班牙等一些全球帝国，法国革命激励下的拉美独立运动风起云涌。

——摘编自李化敏《近代德意志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文化路径》等

材料   中西方对待文明冲突的观念差异，决定了中西方文明的不同历史走向。西方文明史上虽然有过古希腊文明的一度兴盛和罗马帝国时代的短暂统一、但政治分裂、族群分治、宗教与世俗对抗成为历史常态。地理扩张伴随着文明中断，族群冲突无法弥合，政治共同体仅限于局部，宗教与世俗相互排斥，体现了西方文明“分”的逻辑。而中华文明作为传承数千年且从未断流的唯一文明形态，因其内在统一性而体现出“合”的逻辑。因秉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中华文明不仅塑造了“天下一家”的国家共同体，而且形成了“华夷无外”的民族共同体、“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自刘志刚《从中西方文明差异看中华文明的内在统一性》

材料一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材料二   19世纪初拉美独立革命发生在世界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代，领导这场独立运动的，大多数是留学海外，沐浴了欧风美雨的年轻的土生白人。他们深受资产阶级大革命潮流的影响和鼓舞。在他们看来，只要努力仿效西欧、北美，就能把自己的国家建成现代化国家。……但是，拉美国家并没有像西欧或它的近邻北美英属殖民地那样在政治变革之后，乘风破浪，进入现代化的航道。……欧洲殖民者被赶跑了，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却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摘编自林被甸《拉丁美洲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材料   汉初文化学术秉承战国之余续，活跃在诸侯国境内的文士也大多来自齐鲁及荆楚地区。当时分散各地的诸侯国王，如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河间献王刘德，皆秉承战国养士之风。汉初藩国文化尚有地域差异，相对而言，南方淮南一带长于辞赋，而北方河间一带则重在经术。汉武帝中后期，原本游说于诸侯王国的文士会聚长安。当时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以史学见称，王褒、扬雄等人因辞赋受宠，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则以经术而显贵，他们共同造就了关中文化的辉煌。

——摘编自宋展云《汉末文化中心的迁移及其对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