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秦汉至明清，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多是乡里两级。从表面上看“里”具有乡约自治功能，但本质上是以村落为基础的赋役征收单位，乡（管、都、保）则是介于县与里之间由若干村落组成的地域性行政单元，而家族是乡土社会不可忽视的治理依托。乡里承担着维持国家在基层正常运转的重要任务。秦汉时期，在有秩、游微之外，由三老负责教化便有很强的自治色彩。到隋唐时期，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基层权力向州县集中。王安石变法后，县以下的保甲组织开始成为皇权的载体，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增强，乡里自治色彩再次削弱。基层行政权力的缩小、行政人员威信和统治力的下降为士绅和宗族势力的补充提供了空间。
——摘编自王伟进等《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实行了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单一的政府；政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单一主体模式被打破，开始了政府与市场两元主体治理时期。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村的治理主体又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广大农民为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新乡贤等多种组织和个人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新时代，为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以农民为主体，政府、社会组织、新乡贤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样的体系构建既保障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了其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也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果。
——摘编自蒋永穆等《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主要特征，并对古代的乡村治理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主体发生的变化过程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乡村治理的认识。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后“天下费多”，等到大规模的战争一次一次地爆发，财政支出更是急剧增加。富商大贾囤积居奇“而不佐国家之急”，坐视“黎民重困”。武帝通过行政命令，实行改革币制、算缗(征收商人的财产税)等办法，来剥夺商人。同时宣布实行盐铁专卖，原诸侯王封国产盐铁的主要地区，同样设盐铁官管理，盐铁之利收归中央。
材料二 北宋政府一再规定“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税”，令柴薪渡河津者勿税，又免农器收税。又规定：“当税各物，令有司件析揭榜、颁行天下”“诚便商惠民之举， 而堪为后世治国者取法”；北宋政府的“冗官”、“冗兵”、“冗费”十分突出，其财政来源除了靠商税支撑之外，更重要的是得自商品的专利收入。从宋初起就对几个主要商品如盐、茶、矾、酒等实行专卖制度。富商大贾以惊人的速度，积累起他们的巨额财富，汴京是“富商大贾所聚”、“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商人从而拥有无数的“田畴邸第”，成为大商人兼大地主。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政策史》
(1)据材料一，概括汉武帝商业政策的主要内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历史背景。(2)据材料二，概括北宋商业政策的新变化，简析宋代商业政策的主要影响。
材料 石油农业是一种高投资高能耗的大型农业，它以石油为基础，即大量使用以石油制品为原料的化肥农药，以石油为燃料的农业机械的农业生产方式。石油农业以美国为代表，在这一模式下，美国大豆单产从11蒲式耳每英亩到50蒲式耳每英亩，玉米单产从28蒲式耳每英亩到175蒲式耳每英亩，大米从1600磅每英亩到7700磅每英亩。由于石油农业的巨大成功，60年代末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确立了这一模式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把它作为此后二十年改变全球粮食供应紧张、消灭饥饿的主要措施。在21世纪，石油农业不仅是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农业现代化模式，而且也成为各发展中国家竞相发展目标。但在这光鲜的高科技、高收益、高效率农业的数字背后是高消耗、高污染、高风险。
——摘编自徐风莉《论石油农业时代的终结》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石油农业模式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石油农业。
材料一 在国家系统和乡族势力之间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乡绅”阶层。国家利用察举、荐举、科举、捐纳等社会流动渠道，把地方上的精英分子和有钱有势之人吸收到政权体系之中，授予官职、功名和各种荣誉，允许他们享有优免特权和一定的司法豁免权，“乡绅”阶层逐渐产生。同时，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实际上无法完成其名义上承担的各种社会责任，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只能由一个双重身份的社会阶层来完成，而基层社会也期待着有这样一个阶层代表它与高高在上的国家政权打交道。因此，“乡绅”阶层得以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
——摘编自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
材料二 明清之际，时局动荡，大量士人回归乡土，试图通过“恢复乡间古礼与重建宗族借此延续文化血脉”，这种“重建基层社会组织的意图和尝试”与清初帝王们的乡村社会重建计划不谋而合。清王朝重视发挥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在“天高皇帝远”的广大乡村，士绅阶层以维护和弘扬儒家思想信仰及价值观念为己任，并通过自己的言行给予广大民众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另外，士绅还积极参与到地方社会的各类公共事务，在乡村治安、司法、赋役、祭祀等领域士绅似乎从未缺席，因此国家有赖于士绅加强对乡村的控制，而乡村则更希望士绅能够为乡村争取更多的利益。
——摘编自王洪兵《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及其得失》
(1)根据材料一，分析传统社会“乡绅”阶层兴起并长期存在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士绅乡村治理的特点及其作用。
材料一 中国历代耕地与粮食种植情况统计（部分）
| 朝代 | 春秋战国 | 秦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 | 宋辽金元 | 明 | 清 |
| 全国耕地面积（亿市亩） | 2.3 | 5.72 | 3.85 | 6.42 | 7.2 | 10.7 | 14 |
|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所占比重（%） | 94 | 94 | 90 | 90 | 90 | 85 | 85 |
材料二 对粮食安全的衡量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粮食的总供应量充足，二是能够使所有人获得需要的粮食。在传统社会，农业的收成主要依赖于自然因素，一旦气候变化，就会对粮食产量进而对粮食安全形成较大的影响。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地理环境的优劣直接决定着粮食产量的高低。在同一时间，有的地区粮食丰收却“粜售不出”“粮价低贱”，而另一地区则因为粮食歉收而人们“食不果腹”。同时，在古代阶级社会里，无地少地的农民因封建剥削制度的影响而在粮食分配中处于弱势，最易发生粮食危机。
——以上材料摘编自吴宾、党晓虹《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1)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农业生产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原因。(2)据材料二、概括影响古代粮食安全的因素，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保障粮食安全的措施。
材料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撤回对华援建项目，在财政上给中国施加压力，在中国边境策动叛乱威胁中国主权。而美国舰队侵入中国领海，联合中国相邻国家形成包围圈。为保证中国工业的安全发展，并打下坚实的战略后方，1964年到1978年，我国在隐蔽性好的多山的中西部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即“三线”建设，代表着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特殊历史进程。
三线建设者从城市来到落后的山区，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而奋斗，在技术条件与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地区坚守自己的岗位，创造出“两弹一星”等举世瞩目的成果，为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在三线建设时期，工匠精神不仅是一种追求技术极致的职业精神，也是一种为国家事业奉献终身的精神信仰，激励着三线建设者将个人与社会相融合，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
——以上材料摘编自张晓飞《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中工匠精神的时代价值与传承》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三线建设的原因和意义。(2)据材料概括三线建设时期工匠精神的内涵。
材料 唐高祖时，裴寂等以隋朝《开皇律》为参照撰写《武德律》；唐太宗时，长孙无忌等人重加删定修成《贞观律》；唐高宗时，鉴于科举考试明法科无统一的权威标准，又命人对律文逐条疏证解释，终成有唐一代不易之典——《唐律疏议》。《唐律》包括名例、卫禁、职官、户婚、贼盗、斗讼、杂律等12篇30卷。不仅对法律原则思想和条文措词作了精确解释，而且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作为理论依据，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较之隋朝《开皇律》，删去死刑92条，减流为徒71条。《唐律》不仅保存了大量唐代的令、格、式的内容，同时记载大量的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后梁太祖律疏一仍唐旧，北宋《宋刑统》亦取唐代律疏之法，《唐律》也成为东亚以及东南亚各国封建立法的渊源。
——摘编自孙树旗《〈唐律疏议〉内容和结构研究》等
(1)据材料，概括《唐律疏议》的特点。(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律疏议》的影响。
材料 榷场出现于公元十世纪末，是宋辽夏金时期位于民族政权交界地区所设的互市市场。榷场一般在双方停战以后设置，设官员严格管理、评定货色等级、兜揽承交、征收商税。贸易基本上是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主要用于满足双方边民日常生活需要，各族商人也将本地区特产远贩至榷场交易，互补互利，官府也时常参与榷场贸易。宋向辽、西夏、金输出的主要是农产品、农具、手工业制品及书籍等，辽金夏输往宋的则有牲畜、皮货、药材、珠玉等。但北方的战马、南方的铜铁、硫磺、焰硝、箭之类军用物资等都严禁出境。“榷场互市用银，而计数税之。”通过榷场贸易，每年所收税息是国家财政中重要项目。
——摘编自王福君《辽宋夏金时期宋的榷场贸易考述》
(1)据材料概括榷场贸易的基本情况。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榷场贸易的作用。
材料 清中叶以前，中国交通依靠人力、畜力、水运等自然力，一直处于能力低下、很少变化的自然状态，并具有等级制色彩。19世纪中叶开口通商以后，半机械化的西式马车、人力车、自行车，以及机械化的轮船、火车、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相继传入并逐步发展，到清末民初时期交通工具的新旧交替在全中国快速展开，新式交通工具成为全国城市及长途交通的主导。这种交通工具的革命产生了多方面的社会文化效应：人们的出行更加快捷、舒适、方便，对人们认识并接受近代工业科技起到了一定的启蒙和先导作用；人们的出行频率更高，人数更多，社会流动增大，扩大了公共活动空间，促进了公共活动，为近代公民社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人们的出行方式商业化程度大增，因而也更趋于平等化、大众化，以往的等级色彩趋于淡化，促进了人们的平等意识；交通工具发展的不平衡也拉大了城乡出行方式的差别，形成城乡新旧二元化的出行方式及城乡人眼界和观念的差别。
——摘编自李长莉《近代交通进步的社会文化效应对国人生活的影响》
(1)据材料概括近代中国交通工具进步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历史背景。(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交通工具进步的影响。
材料一 汉代学者刘向《别录》云：“蹴鞠者，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今军士无事，得使蹴鞠。”西汉名将霍去病在塞外征战时，“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蹴鞠”。唐人徐坚说：“鞠即球字，今蹴鞠曰球戏。”。杜甫《清明》诗曰“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王建《宫词》中的“寒食内人长白打（蹴鞠的一种踢法），库中先散与金钱”。
——摘编自顾向明、刘晓华《略论汉魏唐宋时期蹴鞠运动的兴盛》
材料二 宋代鞠的制作工艺精细、严格从八片尖皮的缝制形式发展为用十二片香皮砌成，并且均“熟硝黄革，实料轻载”，在重量上要达到“正重十二两”。在汴梁和临安城，官家的踢球艺人称“左右军”和“祗应人”。民间踢球艺人主要集中在临安城的“瓦子”（娱乐场所）卖艺糊口。民间组织——“圆社”“齐云社”等产生，其中包括以职业蹴鞠艺人组成的职业行会和由富家子弟组成的业余蹴鞠组织。“圆社”有严格的社规，规定了技术标准和竞赛规程，称“球门社规”和“白打社规”。当时有“不拘贵贱齐云社，一味模棱天下圆”之称。宋徽宗曾说：“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伤。”筑球比赛大多是在朝廷盛大宴会中进行表演，宫中有专业的“筑球军”，“每春秋三大宴”，招待外宾的筵宴和一些重要的礼仪场合，都要有筑球军表演。
——摘编自徐秀玲、徐秀芹《宋代蹴鞠运动的繁荣及成因》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汉至唐代蹴鞠运动的演变。(2)根据材料二，概述宋代蹴鞠运动新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说明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