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前，大选中获胜的政党会任命利益相关者担任一些官职，进行所谓的政治“分赃”， 而两党交替执政的局面也使当时政府人员不断更替， 随之而来的便是工作效率下降、 决策迟疑以及政策连续性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英国政府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改革。1853 年， 查理·屈威廉和斯坦福·诺斯科特作了一份被称之为“纲领性文件”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几条重要原则：文官分为两级，高级文官负责政策执行，低级文官处理日常事务；文官筛选录取的方式为公开考试， 高级文官的考试内容以“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课程为主”，因此低级文官晋升成为高级文官可谓少之又少； 文官的晋升与提拔依靠其政绩与勤奋程度；文官没有政治偏见。文官制度改革跨越数十年，最终以1870年英国再次颁布法令，规定多数重要文官职位必须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文官制度才得以确立。
——摘编自王康旭《浅议十九世纪英国文官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内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积极影响。
材料 联合国设立了核心机构安理会，并赋予全权维护世界和平的职责，其通过决议后联合国便可以对危机实施武力干预而无需经过会员大会的表决。安理会的表决无需全体一致， 取得包括常任理事国在内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即可。二战结束后盟国对侵略国实施了惩罚，以预防其东山再起，如对日本掠取的中国领土不仅要求将战前掠得的东北归还中国，还要将半个世纪前割取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中国，但并未分割日本的固有领土。除了对侵略国施以惩罚之 外，盟国还对德日领土实施暂时占领与改造。战后实施了对战争罪犯的国际审判，在传统国际 法关于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的普通战争犯罪之外新设立了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对实施 战争犯罪者划下了清楚的红线。在联合国制宪讨论中，中国坚持为弱小民族代言，不顾西方大国的反对，力主非自治领土及托管领土须走向自治与独立，并成功地推动将此主张写进了联合国宪章.
——摘编自王建明《浅议二战后国际秩序设计的几个特点》
(1)根据材料，概括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深远影响。
材料一 十三世纪，蒙古贵族进行第三次西征，疆域在西边达到了黑海、叙利亚一带，出现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汗国。蒙古在各地建立完善的驿站制度，并派兵保护和维持交通秩序。从中国直到西欧，东、西方商使往来不绝。这时意大利的威尼斯垄断了地中海东部的航运和贸易，威尼斯的势力范围和蒙古帝国衔接起来。公元1275年，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跟着父亲和叔父到达蒙古大汗驻所上都。此后的十七年间，马可·波罗一直在元朝供职。他除了在京城大都视事外，还经常奉大汗之命巡视各省或出使外国。作为一个见闻广博的旅行家，他留下了一部脍炙人口的游记。1375年的西班牙喀塔兰大地图作为早期的世界地图，图中的印度、中亚和远东部分都是取材于《马可·波罗行记》。
———摘编自余士雄《中西方历史上的友好使者——马可·波罗》
材料二 1275年左右，列班·扫马和弟子马可从元大都出发，沿着丝绸之路一路西行，经新疆和中亚诸国抵达巴格达。他们在伊利汗国停留数年后，专奉伊利汗国蒙古统治者阿鲁浑的旨意，代表蒙古帝国出使法国、英国和罗马。列班·扫马的西行不仅拜见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增强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而且在罗马建立了中国与罗马教廷的联系，对东西方基督教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马可·波罗实现的是13世纪欧洲人的中国之行，那么列班·扫马实现的则是中国人的欧洲之行。列班·扫马的西行向欧洲透露了交好之心，从而架起了欧亚外交的桥梁，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西交流。作为最早游历西亚和欧洲的中国人，列班·扫马无愧于“中国的马可·波罗”之美誉。
——摘编自热依汗·卡德尔《列班·扫马的丝路之行》
(1)根据材料一，概括马可·波罗东来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简述列班·扫马西行的主要活动。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马可·波罗东来和列班·扫马西行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所谓“富民”阶层，是宋代以来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没有政治特权，依然属于“民”的范畴。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他们主要以农业为致富的途径，但也包括以工商等其他途径致富者。宋朝对农民的统治是通过户等制而实现，而乡村组织一级头目基本都是由户等靠前的富民群体来担任，“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仓廪足而知礼节”，在财富上具有优势的富民阶层，日益重视自身文化的发展，他们通过鼓励弟子读书入仕、积极兴办乡村教育等行动，推动教育在乡村的发展。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憬《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等
材料二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明清“市民社会”说，认为明清中国已经出现了一股新生的力量，或能打破中国传统社会的桎梏，走向新的变革时代。其实，从诸多证据看来，明清“富户”“士绅”并非“市民”而是“富民”。明清时期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经济实力大大加强，但是他们的经营活动总体上来看仍然是传统型的，只能归结为对宋元商业的扩张型发展。在追求自身财富的过程中，富民阶层作为社会的动力层，推动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富民将其财富资本有效地转化为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富民士绅化。统治阶层深刻地认识到士绅阶层在乡村社会的重要性，极力利用富民来进行社会秩序控制，重构和强化了富民作为社会中间层所发挥的作用。乡约、社学是明中叶以后广泛发展起来的基层教化组织，是乡绅施展其社会影响力的舞台，政府虽然不在场，但是国家的影子无处不在，国家意志时时刻刻规范着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摘编自林文勋、张锦鹏《“市民社会”抑或“富民社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富民”阶层在乡村的社会角色，并分析其崛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社会仍然是“富民社会”的理由。
材料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地图上画长城现在已经无法确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最早标有长城的地图是宋代的。学者研究发现宋代并不是一个修筑长城和利用长城进行军事防御的朝代，但宋人却认真地在许多全国性舆图上都画上了长城。今天苏州碑刻博物馆藏有一块宋代图碑，上刻《地理图》一幅，图中就有长城。值得注意的是图下部的跋文说道：“中原土壤北属幽燕以长城为境，旧矣。至五代时，石敬塘弃十六州之地以赂契丹，而幽蓟朔易之境不复为吾有者三百余年。”长城虽不是边境，但长城的意义本是阻抗北方民族的南下，所以图的编制者仍画上实际上不起作用的长城以求理念上的不败。此幅地图的编制有当年的时代意义，如跋文的最后一句话所言：“庶几观者亦有所感发焉”。所谓观者的“感发”就是感怀华夏北方领土的失弃。
——摘编自唐晓峰《宋代地图上的长城》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在地图上标注长城的原因。(2)据材料，概括指出地图在宋代国家治理中发挥的功能。
材料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官私藏书一直很发达，但其藏书种类少，重藏轻用，很少对外开放。早期留学生把自己对西方图书馆的考察所得记录下来，回国后大力推动我国近代图书馆业的发展。下表是为我国图书馆近代化作出杰出贡献的部分代表人物及其贡献：
| 蔡元培 | 留学德国，后到欧美、日本研究考察。他十分重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出任北大校长后，特聘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并指明图书馆应注重“多购新书”，建设以“新”为特点的藏书体系。 |
| 沈祖荣 | 是我国第一位赴美专攻图书馆学的学者。归国后，即携带图书、模型等到各地演讲图书馆之重要性，呼吁兴办图书馆，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 洪范五 | 回国后任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兼教授。是我国二十年代“新图书馆运动”的主要活动家之一，所著《图书馆组织与管理》是我国第一本总结中国图书馆工作经验及教授心得的专著。 |
| 刘国钧 | 其编拟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适用于当时中文图书的著录工作，对中文图书编目规则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并直接影响了以后几十年我国图书馆的编目工作。 |
——摘编自王卫国《留学生与中国近代的图书馆事业》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末民初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起步的历史背景。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留学生群体对我国图书馆业发展的历史贡献。
材料一：
——数据来源：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农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农业税为国家建设及经济运行提供了基本的保障。1958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全国农业税趋于统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业税的税收收入在逐年上升，但其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却逐年下降，到2002年农业税只占国家税收总额的2.6%。2006年1月1日，我国正式废除《条例》，至此农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为了确保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不会反弹，我国又实施了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减轻农民在教育费用上的过重负担，以及推行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及增加对农村的补贴等措施。
——摘编自叶青、袁昭颖《中国农业税的演变、终结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指出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化的主要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甲段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下降的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意义及其对税制改革的启示。
材料一 北宋时期属于市镇的初兴阶段，宋室南渡后才掀起一个发展热潮。以两浙地区为例，至今尚有史可考的市镇超过了700处，不少地区市镇的商税额接近甚至超过了所在州县城市，如咸淳初年，临安府仅北郭、浙江、江涨桥、龙山4个市镇的年商税额就有26.4万贯，相当于府城商税额的1.7倍。与此同时，市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环城市镇、农业市镇、手工业市镇、商品转运市镇、港口市镇等不同类型，使市场活动得以渗透到市镇周边农村各个角落，促使越来越多的手工业由家庭副业转变为商品化的专业生产，并成为市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陈国灿《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历史透视》
材料二 明清之际，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江南地区的人民为了应付生计问题，不得不将种植棉花、棉纺织业和植桑养蚕产丝作为副业。政府也在当地多设织造（染）局，直接生产丝织品。于是盛泽、黄溪等市镇的居民“尽逐绫绸之利”，而到康熙时已是“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联袂，如一都会。”此类因丝织业而发展壮大的市镇，连同因棉布业而发展起来的朱家角、安亭等市镇一起，构成了江南市镇群落的璀璨明珠。这些市镇也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阶层向它聚集，如浙江湖州的南浔镇，便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民谚，入清以后仍保持着“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的传统。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1)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江南市镇发展的表现。(2)据材料二，归纳明清江南市镇发展的原因。
(3)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江南市镇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材料 随着技术革新在棉纺领域的展开，曼彻斯特等轻工城市从地区性的市场小镇向外扩展，成为庞大的纺织业城市，机器运转速度的加快，呼唤着更便捷有效的能源，由此煤炭工业、冶金工业发展起来，产生了一批能源和重工业城市，商品和原料的流动，需要畅通的运输渠道，经过运河热和“铁路狂潮”，英国大大小小的城镇都被编织进了交通网络，地区间的樊篱逐渐被摧毁，构成了生机勃勃的统一的经济体系。与此同时，城市就业机会增多，实际工资水平有所提高，把破产饥饿的农夫拉向城市，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也为城市准备了一个新的消费群体。城市化不仅改变了英国的经济地理，也改变了传统的英国社会，传统的手工业和地方特色，日渐褪色，大量财富汇集到城市，近代资本主义的精神风貌也在城市确立起来，随后，这种精神风貌也随工业品和坚船利炮一起展示在了世界人民面前。
——摘编自陆伟芳《简析近代英国城市化的特征》
(1)据材料，归纳近代英国城市化得以推进的有利因素。(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英国城市化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在20世纪20年代的欧美各国，和平主义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尽管苏联仍然是帝国主义包围下的一个“孤岛”，但到1925年已有22个国家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实际上形成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局面。英、法、美等战胜国通过与战败国签订和约的方法，建立了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集体安全体系。然而，面对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签订《非战公约》的西方大国既不制裁日本，也不援助中国，国联标榜的集体安全已经有名无实。随着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侵略扩张的加剧，被侵略国抵抗侵略的斗争日益高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美的和平运动却发展成更为普遍的反战、厌战、恐战的思潮，不惜任何代价追求和平，甚至可以牺牲小国的主权利益，最终反而事与愿违。
材料二 雅尔塔体系作为对二战结束后的和平安排，是建立在美苏力量相对平衡的基础之上的。双方认识到要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于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正式纳入了国际关系体系。二战后，美苏之间虽有多次冷战对抗，但双方之间始终没有发生过热战。它所确立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一致原则”，使任何大国要想发动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都受到约束。如果说凡尔赛体系是孕育了另一次世界大战的体系，那么对雅尔塔体系则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它体现在战败国的处置，并使之非法西斯化和政治经济民主化方面，也体现在给予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和国家独立的支持方面。二战结束后的历史已经证明，就世界范围来说，雅尔塔体系以建立和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主要目标已经得到实现。
——摘编自徐蓝《战争与和平——两次世界大战的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一战后欧美和平运动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雅尔塔体系对二战后国际关系的积极影响。
(3)根据材料，简述你从中得到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