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一
铜奔马,东汉青铜器,国宝级文物,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铜奔马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疾足奔驰状,显示了一种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
史料二 “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
史料三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闾阖,观玉台。”
——西汉武帝刘彻《天马歌》
史料四
画像石是汉魏时期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其中,汉代画像石上有大量反映出行、征战和升天的奔马形象。
从上述史料中选取两则史料说明其史料价值,并围绕主题“天马与汉代的时代精神”,自拟论题,展开论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证清楚,史论结合)A.实物史料价值低于文献史料 | B.文献史料难以还原历史的真相 |
C.考古发现可以验证文献史料 | D.记录者的立场影响历史的记述 |
A.南宋都城的结构与布局 | B.长江文化及大运河文化 |
C.大运河历史文化的价值 | D.宋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 |
A.考古发现有助于探知历史真相 | B.考古发现决定了历史研究水平 |
C.考古发现相较科学研究更真实 | D.考古发现应与文字记载相印证 |
A.神权在陶寺社会中占据主导 | B.中原核心的文明格局基本形成 |
C.古国阶段晚期初步形成礼制 | D.陶寺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 |
材料一 《人民日报》关于新中国初期文物保护工作的报道数量出现过几次峰值。第一次峰值出现在1950年7月,该月上旬共有4篇关于文物保护法规出台的公报。第二次峰值出现在1955年5月,台湾当局筹划“长期出借”文物至美国的举动引发政府、学者、群众的一致抗议,多篇文章与此相关。第三次峰值出现在1956年2月,当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关于会议的报道、发言、决议和倡导成为《人民日报》文化版面的“重头戏”。第四次峰值出现在1957年9月,当时第一次文物普查初见成果,该月有大量文章介绍新的考古成果。
——摘编自胡岳枫《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物保护》
材料二 195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5次大会上,意大利代表团提出了保护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的公约草案文本。经多次讨论后,“海牙公约”及其协定书和实施条例于1954年通过,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全面保护文化遗产的专门性和国际性公约。196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成立。该理事会是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起初有25个国家参加,截至2019年已扩大列107个国家。在它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了采用多学科综合方法、尊重文化多样性与完整性等保护原则与方法。
——摘编自陈洁《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历程演变(1931—2005年)》等
(1)概括新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特点。(2)概述20世纪中后期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机遇。
A.商鞅变法是秦朝统一的重要条件 |
B.当时封建迷信盛行干扰经济发展 |
C.国家政策不能完全左右经济结构 |
D.文物必须结合文献才能判断真伪 |
A.商朝妇女对海贝有特别的喜好 | B.台湾地区已经归属商朝统治 |
C.平民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改善 | D.商朝的贸易发展进一步扩大 |
材料一 安徽考古成就(部分)表
考古发现 | 所属时期 | 概况 |
含山凌家滩遗址 | 新石器时期 | 这是巢湖流域保存最完整的原始聚落遗址,生活区有近3000平方米的红陶块建筑遗迹(神庙或宫殿);墓葬区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雕琢精湛,独树一帜 |
铜陵铜矿遗址 | 商周时期 | 此铜矿采用山上采矿,山下冶炼的格局。采矿井多有木架支护,有竖井、斜井等,出现冶炼氧化铜矿、硫化铜矿技术。此遗址的发现,与金文中有关周王朝征伐淮夷并“掠金”等记载相吻合 |
阜阳汝阴侯夫妇墓地 | 两汉时期 | 该墓出土竹简9000多片,内容涉及十几种先秦古籍,比较珍贵。所出漆木器中的太乙九宫占盘和二十八宿圆盘,是古文献中没有记载过的汉代测天仪器 |
淮北隋唐大运河遗址 | 隋唐时期 | 该遗址共计发现唐代沉船8艘,出土大量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以及铜钱、石锚等。唐代沉船有独木舟、拖舵平底船等不同类型,最长的有20多米 |
合肥包拯家族墓地 | 两宋时期 | 出土的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包拯夫妇的生平及其子孙衍生等情况,是十分珍贵的文字史料,其中包拯的墓志铭有3200多字,比《宋史·包拯传》的字数还多,弥足珍贵 |
——摘编自杨立新《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
材料二 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处于20世纪初年,甲骨文、汉简等重要发现为他提供了新的史料凭借,西方近代学术的相继传入,尤其是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学者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以及“审查史料”即强调对于历史文献应以审慎态度究明其来历、考辨其真伪然后作出正确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给予他以深刻的启发。他以此与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历史考证学的优良方法互相结合起来,遂能在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两个考古发现并说明其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重证据法”形成的背景,并说明其对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意义。
出土地点 | 遗址年代 | 出土物品 |
江西鹰潭角山窑 | 商早期至西周初期 | 大量印纹陶及原始瓷,多为生活用具,可能此地在当时是大型窑场 |
陕西长安张家坡 | 西周晚期 | 陶窑遗址出土大量陶鬲和鬲残片,上有钤印或刻写的工匠姓名 |
河南郑州人民公园 | 商晚期 | 出土陶压锤、印模等工具;大量的陶器废品,基本为烧造变形或有气泡粘连的陶盆 |
A.民营制陶业有一定的规模 | B.出现了专业性的区域经济 |
C.贵族对平民的剥削很严重 | D.官营作坊垄断了陶器制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