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朱熹认为：“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木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他经常整理经典，并且将理论内容实践在教育工作中，形成了众多科学思想。朱熹重视对学生的科学教育，他提出：“立学校以教其民，而其为教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朱熹强调在进行自然知识学习时，不仅要集中在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更应该升华到人的社会以及道德层面上。他还认为为学需要先穷理，而要穷理则必先读书，这是因为“天理”的精髓和底蕴均蕴藏在圣贤书中。
——摘编自李宏爽《朱熹科学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人才培养的启示》
材料二 康有为在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一词， 梁启超也曾在《格致学沿革考咯》一文中写道：“培根常日格致之学，必当以实验为基础；又曰，一切科学，皆以数学为其根。”首倡近代科学教育的严复提出“凡西士有言，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他要人应用科学方法于事事物物，实在为科学教育之极致。改良主义者们希望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代替《四书》《五经》等旧知识，他们还主张打破传统教育模式，仿照西方模式在中国建立具有现代形式的学校系统。与此同时，他们还主张改革科举、学以致用，并希望把“西学”列入考试的内容。
——摘编自牛楠《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科学教育思想研究(1901-1937)》
材料三 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至今仍然是我们党的人才战略和科技战略的指导方针。在邓小平科教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科技成果形成了规模化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
——摘编自王建锋《浅析邓小平科学教育思想》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朱熹、维新派科学教育思想的特点及其背景。(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邓小平科学教育思想的创新之处，并谈谈你对科学教育的认识。
材料一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指中原）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指辽、西夏）所为，皆与中国等。
——《续资治通鉴长编》
材料二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朝，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三黄仁宇先生曾经说：“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指出辽、西夏的政治制度有何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辽、西夏与北宋是如何在碰撞中交融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作者关于宋代科技发展的观点并列举支持该观点的史实。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宋朝与前代相比出现的“显著”新变化。
材料一 距今80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的聚落内部房屋排列整齐，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等的墓地内部墓葬秩序井然，可见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就有对稳定社会秩序的强烈追求。距今5000—6000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城如石家河、良渚等，堆筑城垣宽而低矮，主要功能应是防水而非军事防御。中国新石器时代专门武器种类很少，最常见的武器只有弓箭和钺两种，并且都是由生产工具改进而来，夏代晚期以后出现的剑、战斧等武器都源自西方。青铜在亚欧草原主要用于制造武器和工具，传到中国以后则变为主要铸造象征社会秩序的鼎等青铜礼器。
——摘编自韩建业《先秦考古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材料二 清代政治体制具有创新性的第一个显著表现，是以军机处为代表的行政权力重组及行政效率的提高。近来研究表明，军机处是一个能够维持权力机制长期稳定的“新军政中枢机构”。在这套机制下，皇帝并不是完全不受限制地行使权力。另一个显著代表则是成熟的社会保障机制，集历代经验之大成。甚至到了国势衰颓之时，清朝政治体制在外交、通商等方面仍不乏创新之处。
最晚至春秋时期，中国便萌生了内涵明确的“大一统”观念。自秦汉以降的两千多年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无法逆转的历史趋势。
——摘编自朱浒《从清史看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
材料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有历史的必然性，中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人民群众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公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二者的板块式结合.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贯通融结合。
——摘编自孙代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逻辑》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先秦时期中华文明呈现出的突出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点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史实说明清政府对中华文明创新性的贡献。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文明还有哪些重要特点，并简要说明。
材料一 1565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同菲律宾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日益兴盛。清朝张荫桠所著《三洲日记》：“明万历三年，（墨西哥）曾通中国。岁有飘船数艘，贩运中国丝绸、磁、漆等物，至太平洋之亚冀巴路商埠（即今阿卡普尔科港），分运西班牙各岛（指西属美洲各殖民地）。”
——摘编自沙丁、杨典求《中国与拉丁美渊关系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 19世纪后期，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加速全球扩张，中国与拉美国家被拖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西方列强打开中国门户，东西方贸易日趋兴盛，以及拉美国家对廉价劳动力需求迅速增加的影响下，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关系得以建立和发展。自此，中拉之间开始了直接的官方通商，双方的贸易往来在民间贸易的基础上逐步扩大。与此同时，中拉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发展，如1905年，中国曾派员参加墨西哥成立的万国地理学会；1911年，墨西哥著名医生刚萨利亦曾应邀来中国参加防治鼠疫的学术会议。
——摘编自郝惠、杨俊广《近代中国与拉美国家贸易关系简论》
材料三 中国与拉共体（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有4层含义：第一，拉美各国是“一带一路”的共建方；第二，“一带一路”没有“中心一外围”，中方虽然是“一带一路”的发起方，但没有将自己视为或置于中心位置，始终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三原则；第三，可以使拉美地区整体参与“一带一路”；第四，拉共体成员国中尚未与中国大陆保持外交关系的，可以借助中国一拉共体论坛与中国开展对接共建“一带一路”。
——摘编自谢文泽《中国—拉共体共建“一带一路”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推动早期中拉交往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拉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背景及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当代中拉关系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律最早成文于春秋时期，确立于秦，成熟于隋唐，形成了中华法系。元朝对唐宋法律整体上弃而不用，在司法实践中却也广泛援引唐律。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时人称之为“《大明律例》，一部礼经。礼法立教，出礼入刑。人知守礼，自不非为。非为不作，刑法何拘？”清朝法典沿袭《大明律》，同样非常重视例，制定了《大清律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13世纪，英国通过《大宪章》，确立了法律至上和王权有限的原则。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美国等很多国家在学习英国法律基础上制定了本国法律，构成了“英美法系”。1804年，拿破仑签署法令，颁布了《法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继承了罗马法传统，很快推广到欧洲各地，形成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以下共性：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制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司法实践中坚持程序公正和无罪推定。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卷》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并说明其影响。
(2)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欧洲近代法律体系与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不同。
材料一 秦王朝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在西北和岭南地区分别设陇西郡、南海郡等。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唐初，周边各少数民族如突厥、回纥、吐蕃、靺鞨，均迅速发展，唐先后平定各族，加强统治。唐朝的民族政策，有两条特别值得重视，一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唐太宗曾被各民族尊称为“天可汗”。二是“胡汉平等”。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拥有鲜卑血统的李唐王朝，其国家主流文化是继承周秦汉的华夏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构成唐文化的繁盛气象。
——摘编自陈望衡：《唐朝：世界文化史上的光辉一页》
材料三 清初建立的历代帝王庙，除了供奉三皇五帝以来的历代开业帝王外，还增入辽太祖、金太祖等皇帝进行祭祀……康熙帝专程前往曲阜瞻拜孔庙，重用李光地等儒臣。乾隆帝时编订出版了汇通各族文字的书籍和词典，并提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针对“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雍正帝驳斥道：“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摘编自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唐初和清初统治者的民族观。
材料一 商业的沟通从来就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传统的中国出口商品……传递着东方的风物人情和社会景象。它们走进西方的日常生活，融入了欧洲的饮食、服饰文化……外销商品的定购与生产，使西方的宗教故事、神话传说传入中国民间，而且造就了一批掌握了西方绘画技艺的大师。西方的医学、商业文化也都不同程度地为中国同行所接受。……纵观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尽管中国文化曾对西方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中国在吸收西方文化上却是浅尝辄止，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基本上处于文化的表层。
——据吴建雍《清前期中西贸易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等整理
材料二 1820—1840年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2.9%和2.81%；1840—1860年，分别为3.5%和4.84%；1860—1870年，分别为2.9%和5.53%……19世纪中期机器纺织品……成为19世纪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工业制成品。殖民地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中，棉花、生丝、矿产原料逐步取代了茶叶、香料等生活用品的出口。从19世纪中叶起，在文化领域，人为的、地理上的界限逐渐被淡化，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不断加强……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交流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50年前后世界贸易呈现的特点。指出促使19世纪中叶起文化交流加速的原因。
(3)通过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你对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有何认识？
材料一：关于高利贷的明确记载始于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栾桓子曾“假贷居贿”。西汉的高利贷更为发达，放贷人数和金额都非常巨大。文帝时，农民为了交纳急征暴赋，有物产的只得将物产半价而卖，无物产的就只得借债，“取倍称之息”。唐宋时期高利贷盛行，玄宗曾下诏限制：“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须厘革。”北宋又有营债，是军官向士兵放的高利贷。《宋史》记徽宗政和二年（1112）臣僚指出的军政六弊，其一即为“举放营债”。
——摘编自叶世昌《中国古近代金融史》
材料二：1997年夏，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中断了亚洲连续十几年的经济增长。香港支柱产业悉数濒危，1998年GDP出现多年未有的负增长。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力挽狂澜，果断采取措施，牢牢遏制住了经济下滑。在香港最困难的日子里，人民币汇率始终保持稳定；内地放宽访港游客限制，使香港旅游业最先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中央政府多次表示在必要时将动用国家的外汇储备帮助保卫港元，对投机势力形成强大震慑。香港对抗狙击金融危机取得胜利，到1999年第二季度，香港经济终于结束了连续5个季度的负增长，走上了复苏之路。
——摘编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高利贷的主要危害。(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能够成功应对香港金融危机的优势。综上谈谈你有何启示。
材料一汉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选建在宽阔的关中平原上，一共有12座城门，一门三道，中间的门道专供天子使用，行人左出右入，城内的道路规整，布局与形制按照《周礼·考工记》进行设计营造。汉长安城的礼制建筑位于南郊，有宗庙、辟雍和社稷遗址等。统治中心位于中、南部，市场、民间手工作坊和闾里集中在城北。东市、西市具有重要的商业功能，由于城门管理严格，主要服务于达官贵族。汉长安城布局上所表现出的崇方思想、择中观念、规整的城门配置制度、棋盘式道路网，以及“前朝后市”和“左祖右社”的布局等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过程中有着典型意义，对后代都城的营建影响深远。
——摘编自徐卫民《汉长安与古罗马城政治功能比较研究》
材料二古罗马城的建设经历了王政时代、共和国时代、帝国时代三个阶段。共和国时期，为了防止外敌入侵，罗马人不仅将罗马城进一步扩大，修建了周长10公里，厚近4米、高7米多的城墙，并建造了坚固的城门、塔楼、碉堡等工程。公元前1世纪，罗马城已经拥有100万的人口，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是罗马帝国的中心。罗马城内工商业发展迅速，金融、行会、高利贷业也有很大发展。当时手工业作坊密布于城市街区，手工行业达数十种。从帝国建立到公元180年左右，为歌颂权力、炫耀财富、表彰功绩，建造了一大批凯旋门、纪功柱和以皇帝命名的广场、神庙，此外剧场、圆形剧场与浴场等亦趋于规模宏大与豪华富丽。罗马帝国的皇帝好大喜功，建造了越来越宏伟的建筑，也导致罗马帝国逐渐走上了衰败之路。
——摘编自（英）迈克尔·格兰特《罗马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长安城的特点及其形成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长安城相比古罗马城的不同之处，并说明中西方两大古都共同的历史魅力。
材料一 勒鲁瓦·古尔亨说：“人们可以接受一种比他们以前所用的语言更简单的语言，可以接受一种较不发达的宗教，可是除非由于战争而暂时倒退，他们绝不会从用犁倒退到用锹。”不仅如此，在传播整套思想体系方面，似乎存在着某种“先天的”不可能性，因为思想体系无疑要受到各种独特的种族特征的限制，可是这些思想体系的点滴片段还是有可能传播的。
古代地中海区域的欧洲人除了发明瘦腿转磨外，他们贡献出的唯一有价值的机械技术是高转筒车，即后来阿拉伯各地普遍使用的“萨吉雅”。可是中国人的发明就多了，这些发明在公元1世纪到18世纪期间先后传到了欧洲和其他地区。
——摘编自（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二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但它们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惹人注目：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面貌和状态。”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在于：他富有洞察力地选择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然而，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并没什么作用，相反，却在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想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
——摘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西方科技交流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指出三大发明在中国和西方产生的不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