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

——摘编自《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1912年3月）

材料一   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会，处理一战的遗留问题，德国等战败国未被允许参会。5月，《凡尔赛和约》草案传到德国后，全国上下群情激奋，柏林等地举行了抗议示威；艾伯特总统、谢德曼总理等人，都以激烈的词句抨击和约。但是，鉴于战败国的处境，德国还是同意接受大部分条款，同时提出加入国际联盟、公正调查战争责任及修改和约等要求。战胜国出于私利，拒绝德国的所有要求，还限其在5天内必须做出答复，否则将诉诸武力。6月，德国政府最终被迫签署和约。   

——摘编自郑寅达《德国史》

材料二   一战中，军人死亡上1000万，战争耗费近3600亿美元，无数城镇化为废墟。战后，不同国家、不同阶级和阶层，就如何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出发，提出了各种新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土崩瓦解，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英、法在战争中消耗了大量财富，美国则从债务国一跃成为债权国，并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金融剥削的中心。由于战争，列强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控制，战后初期，相继爆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埃及的独立运动等。

——摘编自卢文璞《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现代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

历史的真伪与史料的价值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材料 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都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丝国”，并且对丝的生产进行了种种猜测和想象。

1世纪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他的《自然史》中写道：人们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赛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防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由于在遥远的地区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罗马的贵妇人们才能够穿上透明的衣衫而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

生活在2世纪的学者包撒尼雅斯所撰《希腊志》则提出另一种说法：至于赛里斯人用作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它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来源。在他们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比最大的金甲虫还要大两倍。在其他特点方面，则与树上织网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样也有八只足。赛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笼来饲养这些动物。这些动物作出一种缠绕在它们的足上的细丝。

——［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19世纪上半期，工业文明以及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究竟是灾难还是福祉，是以平等为主导的发展，还是以自由为优先的行进，很多思想家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批判与辩护的激烈交锋。

在工业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支庞大的雇佣劳动者，对于他们而言，工业文明带给他们的只是苦难与痛楚，他们成为这种体制的直接牺牲者。因此，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理论家也最早展开了对工业文明的激烈批判：社会现实中劳动产品全部归属于资本家，导致了财富分配不平等，究其原因是因为劳动权利的丧失。因此，他们从自然法理论出发求获得劳动成果的权利，认为这是人的天赋权利。在对工业文明的一片批判声中，一批思想家也走上前台，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他们坚决为现有的工业制度和社会体制辩护呐喊，这批思想家主要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法国社会学家圣西门等人。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工业文明，只有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才能增进国家的财富，带来社会的进步，实现理想的“文明社会”。

——摘编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二编工业文明的兴盛：16—19世纪的世界史》

从上述材料中提取一个关于工业文明观点，并作简要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评述战国时代列国各有差异的状况：“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国通过战争消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虽然从秦代到汉初，仍然可以看到不同地域文化风格的若干鲜明的差异。但是，秦的统一已经为大一统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开皇元年，杨坚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庞杂，任务繁重，故又下设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这种几个宰相执政的制度，可以防止外戚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有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开皇三年，兵部尚书杨尚希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他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杨坚根据这一建议，把（北）齐、（北）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国朝（指清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舶长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舶……乾隆初年，洋行有二十家……至（乾隆）二十五年，洋商立“公行”，专办夷船货税，谓之“外洋行”……

——摘编自梁廷桁《粤海关志》卷25《行商》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此后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列强的协定关税权。自1863年，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把持中国海关大权近半个世纪，他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海关管理制度与现代邮政系统。

——摘编自《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三195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独立的专门的海关税法，统一了全国关税制度。它存在的基本问题是：总体关税水平过高，税率结构不尽合理，税则的商品分类目录不适应对外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交流的需要，等等。1985年颁布的同名税则对这些方面进行了修改，主要是改变商品分类目录，调整进口税率。

——摘编自黄天华编著《中国关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