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这种转变“根植于对荣耀过去的颂扬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这一政治话语相比“民主”“法治”“群众”而言增长趋势更明显。在党代会报告文本中，有“全国各族人民”“带领人民”“造福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摘编自殷冬水、范京京《“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
材料二亨廷顿的《我们是谁?》(2004年发表)，通过考察“国家认同危机”的现实，揭示出因移民问题导致的“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正如该书扉页强调：美国面临着自身安全的空前挑战，重新估价“之所以使我们成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极为重要，因为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国家认同”对国家安全来说更为重要的了。在他看来，宗教虽是国家认同的最主要因素，重建宗教信仰对建立美国认同至关重要，但这还不足以确保国家安全，况且“仅靠信念无法立国”“美国面临易受外来攻击的新局面”，为此他把关注的侧重点转向了在国际上“寻找敌人”。
—摘编自余潇枫《“认同危机”与国家安全—评亨廷顿〈我们是谁?〉》
(1)指出材料一、二论述“国家认同”的不同角度，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认同”增强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亨廷顿解决“国家认同”危机的方案。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国家认同”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财。三冗不去，不可为国。……今四夷荡然与中国通，在北则臣契丹，其西则臣元昊，二国合从，有掎角（夹击）中国之势。
——摘自《宋史·列传四十四》
材料二 王安石经济改革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政府给农民贷款，半年后还款，以货币或粮食还贷，半年的利率是20%，年利率为40%；同时，拨出100万贯钱，作为京师市易务的本钱，将“开阖敛散之权”从富商大贾手中归于官府。因而变法具有明显的国家投资经营法的性质。王安石变法的思想远远超越了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无法实现用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经济法，来实现富国强兵，因为经济法有其存在的特定的社会基础，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宋代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
——摘编自周小明《从经济法视角评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等
材料三 这些看上去都挺好的法令，经过长时间的执行之后，完全背离了当时王安石制度设计的初衷。大量见风使舵，以权谋私的官员借着改革的机会，政治投机扶摇直上，直接造成了王安石之后整个北宋官僚队伍的堕落与失效。
——摘编自晓书童《王安石变法，全面经济变革的最后绝响》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宋政府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并指出王安石为此进行变法的主要目的。(2)据材料二，概括王安石变法的“富国”措施，并分析其体现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特点。
(3)据材料二、三，概括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西方传统观点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此时欧洲告别中世纪，进入现代。
材料二 20世纪后期，有学者提出，公元1500年前后这一时段固然重要，但还不能称之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因为此时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领域并无本质变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后期，此后历史才真正步入现代，分水岭才真正出现。
历史发展往往是一个延续与变迁交织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结合15—18世纪欧洲历史的重大史实，评析材料一和材料二的观点。材料一秦在地方设县，那都不是学六国的。秦本无“封建制”，因此朝君主集权制的演变要容易些，在统一过程中，对被灭六国，取消“封建”代之以郡县，更是顺理成章。如果没有秦统一战争这种特殊的历史手段，东方六国由“封建”向郡县的过渡，扭扭捏捏，恐怕还要拖好几代时间，才能慢慢完成转型。在这里，我们再一次体验到了所谓“恶”的历史作用——战争，这是人类良知所不容的残暴行动，却常常有帮着实现转换历史场景的作用，真叫人哭笑不得。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汉初分封诸侯的基础虽说还是那县制，但受封的诸侯王和列侯在理论上与皇帝一样，都是“有士之爵”。刘邦在世，同姓诸侯王都是其子弟之属，不可能犯上作乱。吕后当权，他们能团结一致，对抗诸吕，后来又促使文帝登基，的确对刘氏的皇权起到了拱卫作用。但文帝以后，同姓诸侯与皇帝的关系已经疏远，人人都有帝制自为之心，皇权自然受到挑战。刘邦初封同姓王国时，唯恐其实力不足，不能屏藩皇室，因此所有王国都地兼数郡，如齐国领有七郡之地。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朝得以顺利建立郡县制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主要区别。
(2)根据材料二，指出汉高祖分封同姓诸侯王的初衷，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汉高祖这一措施。
材料一 敦煌户籍残卷所见唐代均田户受田情况表
| 户籍年代 | 均田户数 | 受足户数 | 平均每户应受田亩数 | 平均每户未受田亩数 |
| 高宗时期 | 1 | 0 | 101.0 | 69.0 |
| 武则天时期 | 4 | 0 | 143.5 | 102.0 |
| 玄宗时期 | 32 | 2 | 148.7 | 106.6 |
| 代宗时期 | 11 | 2 | 149.3 | 89.8 |
注：唐代上柱国按规定受勋田3000亩，表中是排除了上柱国户后的数据。
——改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弹”；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赂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代均田制推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白居易、柳宗元对唐代税制改革的看法。
材料 天宝年间，河南、河北的民户占全国总户数的37%。在全国10道的经济发展中，河南、河北居全国的领先地位，在财政上也居于重要地位。唐玄宗在诏敕中指出：“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原，租赋尤广。”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如荆州（治江陵县）天宝年间有3万多户。而乾符年间“江陵城下有三十万户”，百年间增长了近10倍！益州，天宝有户59万多，大中年间则“户百万，兵士五万”，也增加了近1倍。唐前期，河南、河北不仅“桑蚕倍多”，质量也是全国最好的。当时绢分为8等，而河南道宋、毫两州的绢列第1等。德宗时顾况指出：“今江南缣帛，胜于樵（即亳州又名樵郡。）、宋。”唐后期，在江淮出现了一些繁华的工商业城市。至德年间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指出：“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这比唐前期洛阳开肆三千余多了10倍。白居易指出：“当今国用，多出江南。”社牧也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而韩愈则更进一步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摘编自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区域经济演变的趋势及其原因。(2)史学界一向认为，“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此观点进行评析。
材料一1069年宋朝为指导变法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同年4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11月，颁农田水利条约。次年，颁布募役法，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1071年，颁布方田均税法，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分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材料二1861年1月11日，奕䜣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洋务运动开展。19世纪60年代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大力引进机器设备，聘用外国技术人员，效仿西方进行军工生产。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洋务派共创建了二十一家军工企业，机器局遍及天津、上海、江苏、湖北、广东、陕西、台湾等省。1890年，张之洞创办了汉阳铁厂，1893年9月建成投产，至辛亥革命前，有炼铁炉3座，炼钢炉6座，年产生铁约8万吨，钢近4万吨，钢轨2万余吨。
材料三1901年1月，清政府发布上谕：“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4月，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成立，筹划推行新政。1903年9月，清政府设立商部，随后颁行了《商人通例》《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经营工商业的顾虑，也有利于约束地方官府的勒索。1905年后，每年新投资的商办企业资本在1500万元以上。
(1)对比材料一、二中两次经济变革内容的侧重点有何不同，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侧重点不同的原因。
(2)结合所学，评析材料三中的经济变革。
材料一 晚清时期，何启（1859一1914年）胡礼垣（1855一1916年）认为：“财者，民所一日不能无者也；利者，民所一日必欲得者也。”又说：“中国之目商务中人，必日‘奸商'，不知求利乃人之本心。今有执途人而告之日'我不求利”，则人必谓之奸：有执途人而告之日“我欲求利’，则人必谓之忠。”“商贾中有品行刚方行事中节者，人必举以为议员”，使他们在“求利中不失其求名之望，求名中可表其求利之心”“若夫实业之人息，官禄之常俸.舟车之利益，矿洞之得财，为公用急需而抽其成数自无不可。"这可能是中国人最早使用“实业“一词，时间在1895年。
——摘编自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
材料二
| 时间 | 主要内容 | 成果 |
| 1979—1983年 | 第一次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僵化观念，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 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 |
| 1984—1991年 | 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形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 |
| 1992—2002年 | 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 | 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具体框架 |
——摘编白周新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何启，胡礼项的主要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概括两段材料所反映的思想主张的共同点。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经济思想的转变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作用。
材料一 武昌起义后，革命军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嗣后美国驻汉口领事虽然拒绝承认武昌革命军政府，但同时也拒绝清政府提出的由外国军舰帮助巡护长江，阻止革命军渡江的请求。武昌起义后短短半个多月，中国南方多省宣布独立，美国国务院认为此时向清政府借贷款是“不合时机和不明智的”。虽有个别美国外交官和商人担心革命威胁美国利益，主张干涉中国内政，但美国国务院却收到民众和舆论界潮水般的信件和电报，他们大多要求美国尽快承认中华民国。
——摘编自崔志海《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分析》
材料二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政府向美国寻求援助，但因美国顾虑美日关系而遇冷。1939年2月起，美国才陆续以民间贸易的形式向中国提供几笔数量有限的贷款。太平洋战争美日正式开战前夕，美国政府通过《租借法》，以总统名义扩大对华援助。《租借法》规定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租借”援助即告停止，但中国在1945年9月以后又继续获得与整个战时中国所获“租借”相当的“援助”。周恩来对此指出，“今日美械师几乎全数用之于进攻中共解放区”。
——摘编自任东来《抗战期间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美国政府对中国辛亥革命采取中立态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后初期的美国对华“援助”的变化趋势并进行评析。
《申报》关于共产党的报道(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节选)
| 报道主题 | 报道内容 |
| 国共合作 | (关于红军改编的报道)“第八路军现在已经改编完成， 朱德等愿真诚跟随蒋委员长， 与全国友军一起……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不懈奋斗。” |
| 抗战贡献 | (关于社会各界贺电的报道)“第八路军朱总指挥、彭副总指挥，暨前线诸将士均鉴，平型一役， 已佩神威， 捷报传来……此后出奇制胜， 谨电驰贺。” |
| 军民关系 | (记者报道)“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在与日本人进行游击战时，常得到民众的帮助……社会各界人士愿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捐款捐物。” |
| 皖南事变 | (刊登国民政府下发的通告)“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袭击友军，已由顾司令长官紧急处置，绳以军法， 将该军全部解散，编遣竣事。” |
——摘编自陈鸿《抗战时期<申报>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研究》
评述《申报》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