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资本主义是超越其国界发展的。19世纪上半期，在工业革命的推动，同时也在生产过剩危机的驱策下，英国资产阶级把眼光转向未来的新市场，转向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转向日趋衰落的土耳其帝国、亚洲殖民地印度、统一封闭的中国，并采取了战争、签订不平等商约、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四种不同的方式。

——摘编自郭曦晓《鸦片战争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使英国的威胁成为历史的陈迹。苏联成为惟一可与美国抗衡的大国，并展开了对美国石油霸权的核心区域中东的渗透。面对苏联社会主义“新的威胁”和中东民族主义的高潮，此前为各自的石油资本在中东频频斗争的美英两国，迅速联合起来。中东石油支配权之争，是赤裸裸的霸权角逐，是美国进行冷战并最终搞垮苏联的战略工具。阿拉伯人民“石油武器”的使用，石油输出国组织1973年提高油价的决定，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的石油霸权，冲击了旧国际经济秩序，从而引爆了战后西方规模最大的经济危机。

——摘编自舒先林《冷战时期美苏博弈中东石油及其现实启示》

材料三   中国在外交领域“已经成为多极世界的伟大构建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如是评价。“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认为，“以整体意识、全球思维、人类情怀打量这个世界，正是中国的大国外交提供的新‘世界观’。”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人民日报《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共同奋斗》

材料一：欧洲殖民者和移民不断从欧洲吸收文化营养，将欧洲文化移植到拉丁美洲。而土著在竭力维护、承继拉丁美洲古代文化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欧洲文化的熏陶。拉丁美洲古代文化和欧洲文化的融合，再加上非洲和亚洲文化的滋润，孕育、产生了一种颇具特色的拉丁美洲新型文化。

——摘编自[美]赫顿·韦伯斯特《拉丁美洲史》上)

材料二：参加反法同盟的欧洲各国君主们担心法国革命引起本国革命，因此设法扑灭法国革命以期恢复旧有的欧洲大陆封建统治秩序。拿破仑政权则通过战争革命的方式来维护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巩固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拿破仑将一部分南部斯拉夫人集结在一起，希望他们恢复政治独立。同时，他还进行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废除允许各省自主特权的封建制度，代之以行政集权，创造了发展政治民族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可以算是几个现代民族的缔造者之一。

——摘编自许丹《论拿破仑战争对欧洲历史进程的影响》

材料一   伴随着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中国开始由农本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变。而传统司法不仅无法调适这种变化，其弊端还受到广泛的抨击。如何启、胡翼南就尖锐地指出：“今者中国之律例，其有平乎？无也！罪案未定，遽用刑成，何平之有？供证无罪，辄罹笞杖，何平之有？毙于杖下，意气杀人，何平之有？瘐死狱中，有告无诉，何平之有？有凌迟枭首，死外行凶，何平之有？”就连晚清的封疆大吏刘坤一、张之洞也在江楚会奏变法第二折中毫不犹豫地指出：“滥刑株累之酷，囹圄凌虐之弊，往往而有，虽有良吏，不过随时消息，终不能尽挽颓风。”

——摘编自吴永明《创制与革新：清末司法变革论析》

材料二   民国时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被“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等理念所笼平。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逐渐远离中国传统司法经验，在破除旧弊的时代里，社会精英抛弃了传统司法的精华，汲汲于从西方的经验中择优良者借鉴使用。而近代司法变革的过程正是社会转型时期制度选择之中茫然与迷失的重要体现。司法的正常运转需要借助诸多内外环境的支持，在国家独立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之下，司法独立和司法自身的价值很难被人认识到。国民政府先后数次的司法改革并没有带来预期稳定的法治秩序，反而因加速了旧秩序的灭亡而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

——摘编自江国华、李福林《迷思中的司法与社会：民国时期司法的社会本位问题》

材料一   开皇三年（583年）后，随着国家漕运活动频繁，开封（汴州）确立了交通运输的枢纽地位，其通过蔡颖线和淮泗线辐射了黄淮之间的平原地带，开封成为商船的重要停靠地和交易之地，商船散停在城外的河道之中。唐玄宗开元年间，政府多次整修汴河与黄河的连接点，开封也因运河成为众多“水路辐辏”型城市之一。安史之乱后，东部运河区的中原区变成了战场，洛阳几乎成为废墟，唯有江南道和淮南道的区域可作为国家财富的收集地，汴河作为连接这一区域的主要漕渠，地位较前代更为重要，于是开封运河演化出三条水路。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刘晏首先将“轻货自扬子至汴州”。大量官吏也认识到开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的地位。大量轻货集中于此，开封仓储级别提升到国家级枢纽仓储的地位。796年后，重要高官屡次赴开封任职，在中央控制下，开封段运河再也未出现漕运与屯田争夺水源的状况。

——摘编自郭峰《隋唐五代开封运河演变与城市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材料二   德国内河航道里程仅为7000多公里，但内河货运十分发达，其中人工运河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德国的人工运河占航道总里程的25%。德国自工业革命开始至二战之前就修建了众多运河，其中连通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基尔运河于1885年建成使用、可通行战列舰、显著改善了地缘劣势，给了德国安全感。此外还沟通了茱菌河、威悉河、易北河等主要河流，初步建起了四通八达的内河航运网，现代化工业区鲁尔就在莱茵河附近，德国修建了4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将其与茱茵河联成一体.7000吨海轮可由此直达北海。德国跨水系运河与法国航运网相连，直抵北海岸线和地中海。二战后德国又进行了大规模水运建设，东西德统一后，又实施了统一的交通计划，进一步完善了内河航道网。

——摘编自韩时琳《德国运河建设的特点及启示》

       ——摘编自来永清《积贫积弱：清季以降宋朝贫弱形象的演变》

       ——捕编自黄纯艳《宋代财政史》

       ——摘编自李华瑞《宋朝“积弱”说再认识》

——李裕民《破除偏见，还宋代历史以本来面目》

材料一   中世纪欧洲最早的一次鼠疫发生在6世纪的查士丁尼帝国。14世纪的欧洲战争频繁，加之粮食歉收，助推了“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据记载，该病最初流行于亚洲内地，后经君士坦丁堡延至意大利、法国，14世纪中叶又传入英国、德国乃至俄罗斯，夺走欧洲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引发劳动力工资增长、货币租税形成以及采邑制度和契约义务的瓦解。在14世纪，该病在西班牙先后爆发了6次，在意大利爆发了3次；14~17世纪里，在法国爆发了6次。至1720年，马赛暴发的鼠疫，则是欧洲最后一次鼠疫。至20世纪，随着青霉素等药物出现，鼠疫才被人们制服。对于鼠疫，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 “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凑着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连信仰虔诚的教士也接连死去。”这不仅使得怀疑论兴起，还引发人们对人生的重新思考。

——摘编自高玉宽《中世纪欧洲鼠疫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1920~1921年，东北鼠疫肇始于海拉尔（位于呼伦贝尔草原），当地旱獭是病菌的主要携带者。此时恰逢俄境动荡，沙俄白军“纷纷东窜，我境满海各站，俄兵充塞街衢”，车站秩序混乱。部分居民害怕被检查，发病时不敢报告，病死后或弃尸荒野，最终鼠疫经由铁路蔓延至东北全境乃至境外。面对疫情，奉天政府则颁布《各省区筹赈办法大纲》将救灾款项交由地方解决。疫情爆发后，哈尔滨防疫医院院长伍连德提出：“由华人力求清洁，自为预防”的建议，后亲赴海拉尔调查，通过化验确证为肺疫菌（鼠疫），并公布其病理及治疗方法等。政府则设立防疫总处，统计病例，并出版防疫日报，专门报道鼠疫的流行情况、政府的防疫措施。政府还发布了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汤等供居民购买或配置。社会大型医疗机构对染疫患者进行收容及治疗，民间的个体医生也开门为鼠疫患者进行诊疗。此外，官商居民“不待警界之传谕，已各严行防范，均于住室、街道，满垫石灰”。

——摘编自梁坤莲《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

材料   “时间的全球史”

近代以来，英国的时间概念经历了国家化和全球化的过程。

片段一   时间国家化

1675年，英国建立了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负责测量经度。

1714年，英国政府成立“经度委员会”，提供奖金及专利来征求准确测量经度的方法。

1735-1761年，哈里森发明精确的海钟，以时间测量经度（1小时对应15度），经度诞生。从此，英国的舰船能够到达地球的任何角落。

1771年，英国工厂主阿克莱特在报纸上发布招聘广告：“本人急需两名精通机械零部件设计业务的钟表匠，同时诚聘熟悉轮齿啮合连接业务的技术人员若干名。”

1798年，英国钟表匠发起抗税请愿活动，他们认为：“棉纺业和毛纺业完全受惠于钟表制造工匠……”

1840-1855年，英国98%的公共时钟设置为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片段二   时间全球化

1864年，通过连接格林尼治时钟的电信电缆，开普敦鸣放正午炮，传达英帝国时间。

1884年，华盛顿国际天文学家代表大会召开，法国人强调中立原则来反抗格林尼治子午线的权威地位，并联络其他国家反对英美发起的决议，但大会最终以经过格林尼治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格林尼治成为世界计算时间和空间的起点。

1924年开始，格林尼治天文台每一小时会向全世界发放调时信息。

——摘编自杜君立《现代的历程——机器改变世界》、【美】奥格尔《时间的全球史》

材料一   雍正二年（1724年）全国耕地面积达890647.524亩，前所未有。清代前期农业生产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南方水稻产量一般亩产“大约共三石（一石约180斤）为常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有不少地方专门或主要种植经济作物，如乾隆年间，植棉专业区的江苏松江、太仓、通州和海门厅所属各县“每村庄知务木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有十之七八”。粮食大量向经济作物区运销。例如，乾隆中期后苏州产丝区的粮食，常年由江西、湖北、安徽供应，每年计数百万石，天津粮食则由东北地区供应，乾隆年间，由东北运粮到天津的船只达数百艘，山东的临清县产棉区，粮食由河南供应，广东珠江三角洲缺粮，主要靠广西、湖南供应。

——摘编自黄启臣《清代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短缺、温饱问题成为最大的民生问题。粮食功能主要是食物，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粮食供给能力大幅度提高，人们的饮食需求向温饱型转变，单一的粮食型食物结构开始向多样化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粮食功能除满足基本吃饱需求外，各种粮食加工制品日益丰富。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