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后期，荀子继承了孔孟的幸福论，并进一步对幸福与物质、礼欲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尤其注重幸福的内涵，包括：“成仁之道”的德性幸福；“以义制利”的道义幸福；“以礼节欲”的理性幸福。他指出人要实现真正的幸福：首先，要“化性起伪”，使人性在不断的自我更新中体会到幸福；其次，要“积善成德”，通过善德的不断积累促进幸福的不断增进；再次，要“学至乎礼”，通过“礼”规范人的德行进而保障个体幸福的实现：最后，提倡“国昌民福”，即人的个体幸福体验与个体赖以生存的群体有着紧密的关系。荀子的幸福观为当前我国构建幸福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摘编自袁晓娟《荀子的幸福观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二   幸福是古希腊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对幸福问题论述是最深刻、最系统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某种完善的东西，个人的善固然重要，“城邦的善却是所要获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满的善”。处于战乱中的国家的国民是很少能够获得安宁幸福，因此，个人是脱离不了所在时代和社会而自谋福气。既然，个人的幸福与城邦息息相关，那么，城邦就有义务建设好城邦并让民众过上幸福生活。城邦建设中法律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不是在健全的法律下成长的，就很难使他按受正确的德性。德性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社会制度、适当的职业、强壮的身体和一定数量的财富”同样不可或缺。在众多伦理德性之中，亚里士多德尤其珍视公正对于幸福的意义。

——摘编自冯骥《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等

材料一   美国棒球外交早在19世纪末，美国棒球队通过环球巡演，扩大商业利益，提高国际影响力。战后，美苏展开激烈的体育竞争。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际文化交流与贸易参展法》，成立专门的体育机构，同时积极利用非政府组织和私、组织参与体育文化交流。美国棒球队推出全球追捧的著名球星、派出代表团访问、《体育画报》高频率宣传，以展示“美国经济、社会制度下的美国人民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冷战结束后，“棒球外交”成为克林顿推行经济全球化战略、缓和美国外交紧张局势的助推器。1999年，美巴“棒球外交”解开了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外交冰封状态。

——摘编目刘佳《棒球运动与美国对外政策》等

材料二   中国乒乓外交

1953年，中国首次参加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乒乓球锦标赛，成为国际乒联正式会员。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阻挠，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退出奥委会等组织，国际乒联在这一时期成为唯一一个中国与之保持正常关系的国际组织。1971年，“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打破了冷战时期的外交僵局，书写了历史佳话。改革开放后，乒乓球援外项目、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一带一路”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刘国梁担任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等对书写大国特色外交发挥积极作用。

——曹犇《“乒乓外交”50年：试论新中国成立后乒乓球在体育外交中的作用》

材料一：欧洲殖民者和移民不断从欧洲吸收文化营养，将欧洲文化移植到拉丁美洲。而土著在竭力维护、承继拉丁美洲古代文化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欧洲文化的熏陶。拉丁美洲古代文化和欧洲文化的融合，再加上非洲和亚洲文化的滋润，孕育、产生了一种颇具特色的拉丁美洲新型文化。

——摘编自[美]赫顿·韦伯斯特《拉丁美洲史》上)

材料二：参加反法同盟的欧洲各国君主们担心法国革命引起本国革命，因此设法扑灭法国革命以期恢复旧有的欧洲大陆封建统治秩序。拿破仑政权则通过战争革命的方式来维护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巩固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拿破仑将一部分南部斯拉夫人集结在一起，希望他们恢复政治独立。同时，他还进行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废除允许各省自主特权的封建制度，代之以行政集权，创造了发展政治民族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可以算是几个现代民族的缔造者之一。

——摘编自许丹《论拿破仑战争对欧洲历史进程的影响》

材料一   福利国家过度慷慨的福利政策助长了社会的懒惰，正在滋生福利懒汉，催生懒人群体。丰厚的失业补助金正在消磨求职者寻找工作的动力和意愿，不上班的收入差不多也能维持生活，以致相当一部分失业者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愿意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一些人甚至选择“主动失业”。……1980年，保守党政府就已经开始降低一部分社会保障项目的津贴标准。包括减少病人、失业者以及失去工作能力者的短期津贴，降低养老金津贴水平，将国家收入养老金的最高津贴水平降低到平均收入的20%，而不是工党政府时期的25%。除此之外，在诸多领域的支出比起工党执政时期也大幅削减。

——摘编自刘保中《高福利制度下的“懒人现象”》等

材料二   相比西方福利国家，中国无疑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鉴于此，我国社保体系建设要坚持把公平放在首位，通过加大财富和收入再分配力度以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实现社会全体成员享有基本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就防止和消除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极分化而言，中国不能选择完全个人账户式的（即缺少互济功能的）制度模式。另一方面，中国社保体系建设的核心制度仍然应当立足于缴费型的社会保险，这既可以防止单位和个人对政府和社会的过度依赖又坚持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化。

——摘编自王瑶《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模式、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材料一   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末，希腊化文化异常繁荣，亚历山大里亚成为了地中海区域文化中心。亚历山大对波斯进行了长达10年的征服战争，大军转战于多地，打破了此前欧亚非大陆各文化地区间的相对闭塞和阻隔的局面，再加上大量希腊人移居东方，使希腊文化迅速传向东方。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逝世后，托勒密在文明发达的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国，以亚历山大里亚为首都，王室把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扶植文化事业，它优越的学术环境和完善的科研设施吸引了地中海周围地区的学者云集此地。托勒密二世时，埃及的进出口贸易加强，经济的强大是亚历山大里亚文化取得瞩目成就的物质保证。由于罗马对埃及征服较晚，其文化成果得以保持并继续发展。

——摘编自张丽霞《亚历山大里亚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及原因》

材料二   在俄、英、普、瑞共同参与下，俄国军队于1814年渡过莱茵河，开进法国首都巴黎，受到法国普通民众的热烈欢迎，战后在处理战败国法国以及召开维也纳国际会议方面俄国起着主导作用。俄国虽然站上了欧洲权力的顶峰，亚历山大一世也获得了“解放者”的殊荣，但此时他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曾信奉自由主义改革的他在对内的政治改革中放缓了脚步，对内对外政策逐渐趋于保守。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青年军官并没有因为胜利而欢欣鼓舞，由于见识到了欧洲的先进，开始反思俄国的落后，在远征回来后，他们便成为俄国历史上最早一代革命者，先后成立了救国协会、幸福协会、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并于1825年12月趁亚历山大一世去世时发动了起义。

——摘编自程杰《试析1812年卫国战争对俄国的影响》

材料   美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离不开其所实施的各类翻译政策。表3为某学者在研究“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时，整理的20世纪以来美国对外文化战略中的翻译政策与实践。

下表

——摘编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材料一   伴随着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中国开始由农本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变。而传统司法不仅无法调适这种变化，其弊端还受到广泛的抨击。如何启、胡翼南就尖锐地指出：“今者中国之律例，其有平乎？无也！罪案未定，遽用刑成，何平之有？供证无罪，辄罹笞杖，何平之有？毙于杖下，意气杀人，何平之有？瘐死狱中，有告无诉，何平之有？有凌迟枭首，死外行凶，何平之有？”就连晚清的封疆大吏刘坤一、张之洞也在江楚会奏变法第二折中毫不犹豫地指出：“滥刑株累之酷，囹圄凌虐之弊，往往而有，虽有良吏，不过随时消息，终不能尽挽颓风。”

——摘编自吴永明《创制与革新：清末司法变革论析》

材料二   民国时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被“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等理念所笼平。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逐渐远离中国传统司法经验，在破除旧弊的时代里，社会精英抛弃了传统司法的精华，汲汲于从西方的经验中择优良者借鉴使用。而近代司法变革的过程正是社会转型时期制度选择之中茫然与迷失的重要体现。司法的正常运转需要借助诸多内外环境的支持，在国家独立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之下，司法独立和司法自身的价值很难被人认识到。国民政府先后数次的司法改革并没有带来预期稳定的法治秩序，反而因加速了旧秩序的灭亡而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

——摘编自江国华、李福林《迷思中的司法与社会：民国时期司法的社会本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