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下图是中国北方与南方历代人才比重变化趋势图。该趋势（     ）

材料一   中国古代为了巩固政权的基础，发展农业经济，尤其重视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建设。夏商时期，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统县的“郡县制”在各国的推行，乡里行政组织渐成雏形，成为基层组织。汉承秦制，县以下基层组织为乡、里，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还于每十里处设亭，是专门从事“求捕盗贼”的警察性组织，另设游徼，掌捕盗贼。唐朝，基层组织已有城乡之分，农村以村为单位，城邑以坊为单位，乡有乡长，里有里正，村有村正，官方控制与统治不断增强，乡和里的功能逐步弱化。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明代城中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凡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里下为甲，设甲首一人。清代基层组织在明里甲的基础上，创设了保甲。地方基层组织以十户为牌，设牌头；十牌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乡村基层治理经验》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地方自治传统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基层治理的管理。美国建国后，基本保持了地方自治的传统，乡镇是最基本的地方自治单位，承担着除司法之外的所有公共服务功能。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每个市镇的市长和市议会都由普选产生，市长同时对中央政府和本地选民负责。英国在1835年颁布《市政法案》，确立了英国近代自治市制度。法案规定自治市政府和议会都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征税所得也由自治市自主开支，但必须接受选民监督。随着城市人口激增，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使传统的社会救济出现变化，把城市分成若干小区，每个小区组织志愿者，负责救济的分配，并协调慈善团体和救济机构的工作，社区组织开始形成。

——摘编自人教版《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一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籍既失实；富者田多而税不增，贫者田失而税不减，遂致人流亡，国课大减，于是以亩定税，敛（征集）以夏秋。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二 两税法实施后的一千多年中，按资产收税，收取货币，成为赋税变化的主流。这也是明代“一条鞭法”等制度的主要内容。土地占有量是核定资产、征收赋税的首要依据，清代康熙帝时，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实行“摊丁入亩”。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1840年前，中国没有专门管理涉外事务的机构，理藩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 又管理涉外“朝贡”事务。中国外交体制演变，始于“五口通商大臣”设立，后来随通商口 岸扩展，设置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负责管理对外通商事务。1861年，成丰帝迫 于英法压力，成立总理衙门，它是专管洋务及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中国外交体制重大变 化。1877年，清政府在英国设立领事馆，它是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中西交往 中，清朝放弃了“谕”“批”等居高临下的回复夷书定例，改用“照会”样式。1901年，外 务部设立，它厘定使节职制，制定外交规章，重视外交官培养，中国近代外交体制正式确立，这对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有积极作用。

——摘编自《外交近代化》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样就便利我 们放手进行国内建设工作”并参加一系列国际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时期以来， 中国外交的成就极为显著。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鼓励和支持朝美双方继续开展对话并且 在伊朗核问题上积极发挥中国智慧，从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到2018年的泰国普吉岛游船 倾覆事故，可以说中国同胞走到哪里，中国外交人员就跟到哪里。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为开端，中国先后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同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此外，还主办北京APEC会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主场外交。

——摘编自金灿荣、刘冰若《中国外交的特点和趋势》

材料一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出现了重要变化。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因社会发展比相邻的戎狄蛮夷先进，自称为“华夏”。在频繁往来和密切联系中，这些民族也产生了华夏认同理念。

材料二   5世纪，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位，大力推动民族交融。他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一律将籍贯改为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以汉族服饰取代鲜卑服饰，朝中禁鲜卑语，统一说汉语；改鲜卑姓为汉姓，其中皇族拓跋氏改姓元；仿照魏晋以来汉族社会的士族阶层，将新改姓的部分鲜卑贵族定为一等高门，并鼓励他们与汉族高门士族通婚。这些改革措施顺应了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势，大大缓解了民族矛盾，促进了北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为以后北方统一南方以及隋唐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以上材料均摘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唐初）赋役之法：每丁岁人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

（唐中后期）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

——《旧唐书·食货志上》

材料二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 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半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明史·食货志》

材料一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热点和焦点在北方，特别是与匈奴的关系。秦汉之际，匈奴的势力逐渐强大，从高祖到汉武帝即位初，汉匈都一直有和亲之约。但从汉武帝开始，汉匈双方发生了近五十年的战争，到汉光武帝时，匈奴分裂南北两部，南匈奴附于汉，走上了与汉民族融合的道路，北匈奴被迫西迁。匈奴势力进入西域后，通过乌孙间接地开始控制西域，而汉朝通过和亲使政治势力进入西域，使匈奴势力呈消减的趋势，到汉昭帝时，匈奴势力有抬头之势，宣帝继位后出兵匈奴，加上匈奴内部不和，逐渐结束了匈奴对西域的控制，西域都护成了西汉的一级地方政权。秦始皇时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治理，到汉武帝时，为了断匈奴臂，派张骞出使西域，加深了汉武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最终设立益州等郡进行管理，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

——摘编自王文光《秦汉时期民族关系互动述论》

材料二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材料三   唐代前期，唐王朝以“天下之主”自居，在奉行“华夷一家”民族政策的背景下，为了显示对外藩首领的恩宠，当时公主和亲相当频繁。在唐代有史记载的和亲公主16人中，前期（肃宗之前），有12人，作为和亲对象的少数民族多达6个，在地域上遍及西方、西北方、北方和东北方。安史之乱后，“华夷有别”观念占据主导，民族关系逆转，和亲次数锐减，只有4次，和亲对象均为回纥。在唐代前期“华夷一家”民族观念占据主导的前提下，唐王朝多将和亲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而少数民族则多希望通过和亲来加强与唐王朝的关系，以得到扶持和奖掖。而中后期的和亲政策则成为唐王朝挽救岌岌可危局面的良方，此时和亲多为争取少数民族的军事支持，或是对其军事支持的奖赏。

——摘编自孙玉荣《论唐代民族关系变化对公主和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