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会主义

材料一   下表为19世纪中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主张。

材料二   马克思、恩格斯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摘自《列宁选集（第2卷）》

棉纺织品进口与消费的大争论

材料一   英国组建皇家特许的东印度公司的初衷，是将本国优势商品毛织品等销售到亚洲。结果，非但销售欠佳，贸易船只反而满载印度棉纺织品回到欧洲，这引发了欧洲范围内的“印度棉织物热潮”和“印度热”，并在17世纪70～80年代之后引发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有关棉纺织品进口与消费的社会大争论。事实上，进入17世纪晚期，英国社会对海外物产特别是亚洲的咖啡、茶叶、瓷器、印花布以及美洲的蔗糖、烟草等成瘾性奢侈品需求大增，预示了新的社会变革和新社会风尚的来临。

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亚洲货物占比统计（单位：%）

材料二   日趋流行的印度棉布消费与进口问题，引发了英国支持者与批判者的两极分化。那些与毛织物和绢丝物相关联的商人、企业主等代表了当时社会上最尖锐、最猛烈的批判声音。1685年英国对“所有印花棉布、印度亚麻以及所有印度制造的丝绸制品”征收10%的关税，1690年、1700年这一关税则分别增加到20%、35%。1700年议会通过的《禁止进口棉织物法》规定进口印花棉布为非法行为；1720年政府和议会迫于压力通过的《禁止使用棉织物法》则更加严厉，规定自1722年12月25日起，一切使用、穿着印度棉布或售卖行为皆为非法行为。而东印度公司则认为，进口价格低廉产品，有利于产品销售市场扩大，壮大制造业规模，其拥护者还主张东印度贸易创造的巨额财富拓宽了原有工业产品的销售渠道，为英国引入了新的制造行业和职业种类等等。双方展开了小册子大战和示威运动，当时超过100种小册子出版物发行，知识精英、哲学家、新闻记者和专业学者等人士大都投身其中，他们使用夸张的修辞试图说服立法者和普通公众相信他们各自的论点有理有据。这场争论至1720年后渐渐进入尾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曹瑞臣《棉全球化视野下近代英国社会对棉的消费及其社会论争》

材料一   洪武三十年（1397年），翰林学士刘三吾（1313—1400年）等主持会试，录取了52名进士，都是南方人。一时间北方举子联名上疏，怀疑作为南方人的刘三吾偏袒其老乡。朱元璋大怒，命令侍读张信等12人重新阅卷，要求增录北方落第举子入仕。但复阅者均认定此前的评卷并无偏差，建议维持原录取结果不变。朱元璋更加生气，下令将张信等20余人处死，刘三吾等人发配戍边，又亲自策问、阅卷，录取了61名进士，全是北方人。明朝宣德二年（1427年）则干脆取消了对进士的统一录取，改按地域分配名额，南榜分配60％，北榜分配40％，后来又增设了中榜，改为南榜55％，北榜35％，中榜10％。这就是明朝著名的“南北榜”（亦称“春夏榜”）案，其实这并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科场弊案。

——摘编自张剑锋《用人为什么要五湖四海？》

材料二   科举“一切以程文为取留”，是注重公平与公正的考试制度，但科举并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科举与政治息息相关，多数政治家通过科场登上历史舞台。这就使得科举取士在注重考试公平的同时，还要注重政治上的公平。“南北榜”案并不仅仅是一场惩治科场舞弊案。

——摘编自王元林等《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博弈——洪武丁丑会试南北榜案重新解读》

救时宰相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张居正就是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传奇的人生。

张居正从秀才，举人，进士进而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他在明朝后期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年）出任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改革时已是国家多事之秋，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但他不畏艰难，奋力十年改革，一是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二是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三是以均赋役为中心，“重农厚商”，“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四是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这样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摘编自《张居正改革评析》

材料   汉高祖时期任命的刘姓诸侯国相基本都是最早加入刘邦集团的将领，地位普遍很高。在刘邦制定“非刘氏不得王”的封王原则时，这类军功阶层极力维护建立于郡国并行制基础上的汉政权。此时所封刘氏诸王大多年幼不能执政，故由诸侯国相、傅代理掌治其国，帮助王国稳定。中央政权与王国间相互协作，为汉初中央政府制定的政令、举措顺利推行奠定了基础。

文、景时期，中央政权与王国间的冲突、诸侯王骄奢不法之事逐渐增加。诸侯国相在中央命令下，从王国内部取得对王国兵权的控制。“七国之乱”后，汉武帝为进一步削弱诸侯王而设立“左官”“附益”“阿党”，“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

汉武帝晚年至昭宣时期，诸侯国相的职能与汉郡太守职能渐趋一致。宣帝继位后，“是时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即重用“通经”“明理”并熟悉政事的大臣为郡国守相，来循吏拊民。此时期诸侯国相在职责上除了监督、辅助诸侯王外，还有着提高地方治理政绩的责任。元帝好儒学，即位后为包括太守、诸侯国相在内的地方官员附加“宣明教化”地方人民的职责。成帝时期，正式提出将相、内史与郡太守、都尉对等接轨，制度上规定相承担王国行政职责。

——摘编自陈昆、李禹阶《西汉诸侯国相的“郡守化”趋势及其历史意义》

材料   中国近代若干人物的思想主张

建国之初的爱国卫生运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各种疾病纷至沓来，给人民健康带来了极大威胁。据统计，1900—1949年全国范围内的鼠疫患病人数达1155884人，死亡人数累计1028808人，死亡率高达89%。1952年，美国对我国发起了细菌战，散播病媒虫物。1952年12月，毛泽东发出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爱国卫生运动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领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一是及时制定相关规章制度。通过建立明确的责任制，规定各行业、各区段，乃至各岗位相应的卫生职责，将群众发动起来。二是积极宣传保洁的重要性。政府利用大字报、报纸、口头宣传、标语、漫画等方式宣传党的防疫政策、科学防疫知识、卫生健康知识等，转变人民群众的卫生观念。三是大力开展卫生清洁运动。包括加强卫生设施建设、清理垃圾、疏通永道、填平洼地、修建公共厕所等。四是建立卫生防疫体系。1952年12月中央设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不久后经卫生部批准，在各地区建立了卫生防疫站，以便及时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爱国卫生运动由此逐渐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仅至1952年10月.各地就清除了1500万吨以上的垃圾，疏浚了长达5万多华里的污水河、沟，填平的污水坑、沟有2400多万立方米，许多地方的污水塘、沟和垃圾场，经填平和清扫以后，改建为公共娱乐休息场所。1957年，全国卫生防疫站增加至1330个，是1952年的8倍；全国的医院和疗乔院达到4800多所，床位增加339000张.比解放前增长4倍多；人口死亡率从1947年的20%降到10.8%，人口平均寿命从解放前的仅35岁上升到57岁。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

——据胡靖《新中国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群众动员研究（1952—1965）》符肇秋《新中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研究》整理

材料   商业、帝国和全球性的宗教,最后终于将几乎每个智人都纳入了我们今天的全球世界。这个扩张和统一的过程并不是完全直线发展、一帆风顺。但纵观大局，可以看到从许多小文化到少数大文化再到最后的全球单一文化，应该是人类历史无法避免的结果。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