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命子迁》中曾语重心长地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体的史学范式。
—摘编自徐杰舜《从<春秋>到<史记>：中华民族历史链的视野》
材料二 就“正史”而论，有八部出在唐代，如《晋书》、《梁书》、《陈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隋唐至宋编纂了各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包括《北堂书钞》《元和郡县志》以及南宋郑樵的《通志》等，将诸多传世文献和史料分类编排，给创作诗文和应对科考带来便利……唐代创立了一套体制性规定，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等不同阶段当代史料整理和史书的编撰，都有规范的程序。史馆出现后并不禁止私家修史，《通典》《史通》等史学巨著，也都是私人著作。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发展到唐宋时代，尤其强调“会通”。所谓“会通”，需要史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从历史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宏大视野。《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张国刚《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史记》的写作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唐宋史学发展的特点。
| A．贴近生活，雅俗共赏 | B．内容丰富，包罗万象 |
| C．借物抒情，意境悠远 | D．句式整齐，语言精炼 |
材料一 （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遣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尝博览夷书而得二事焉，不可以夷故而弃之也。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摘编自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材料二1895年，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官工部主事。5月29日，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再次阐述变法的理由和步骤，提出富国、养兵、养士、练兵的自强雪耻之策。接着，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8月17日，创《万国公报》，宣传“新法之益”。
——摘编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
(1)根据材料一，概括冯桂芬的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康有为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冯桂芬与康有为二者思想间的联系。
明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巨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建文帝嗣位，御内臣益严，诏出外辅不法，许有司械闻。及燕师遥江北，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文皇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住后进多所委任……三年，遣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十八年置东厂，令刺事。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
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适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仇，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而遗孽余烬，终以覆国。庄烈帝之定逆案也，以其事付大学士韩爌等，目慨然太息曰：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痛乎哉，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诚无所穷极也。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四《阉党》
请回答：
(1)该材料反映了明朝什么样的史实？
(2)是如何演变的？
(3)反映了什么样的特点？
材料 中国古代部分书籍中的教化思想
| 《论语宪问》 |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 |
| 《论语・子路》 |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
| 〈〈孟子滕文公上》 | “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着信” |
| 《汉书》 | 十二年三月诏，“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 |
| 《后汉书》 | 在乡以下，又五里正、伍长、父老等，其职能也主要是"劝导乡里，助成风化" |
| 《吕氏乡约》 （北宋） | “谓居家则争父兄，教子弟，待鎏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使仆0至 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畏法令，谨租赋，如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非此 之类，皆为无益” |
——摘编自韩星《中国古代我化传统与乡村文明重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提炼出一个论题，并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一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荀子认为“人之性恶”，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而起伪”，即改变本性之恶，兴起人为之善。他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荀子的基本培养目标是“法后王而重礼法”的“雅儒”，最高目标是“大儒”。他们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是“既智且仁”的“王霸之佐”。其教育内容最重礼经，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认为教学过程有闻、‘见、知、行四阶段。“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摘编自《荀子》
材料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柏拉图最优秀的弟子，雅典吕克昂学院的创始人，逍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吕克昂学院流传下了47本著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博、最统一的知识体系。他第一次告诉人们，智慧不需要神启，是可以凭借理性和逻辑来认识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担任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少年时期的老师，他按照希腊文明的最高标准塑造着亚历山大。他让14岁的亚历山大喜爱上了希腊文学与荷马史诗，并对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广阔的知识产生热情。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提出要求，“做亚洲人的主人，做希腊人的领袖”。这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种双重标准的希腊式帝国，是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荀子和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兴起的背景。并分析荀子教育思想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晚清洋务运动后期，中国朝野和西方很多人认为中国正在崛起，坚信以中国丰富的物产，如积极变革，“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事也”。
——新浪网
(1)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关系。洋务派为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强国”做出了哪些努力？
材料二 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
——19世纪末日本驻华人士副岛种臣
(2)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评论副岛种臣关于清朝海军的看法。
材料一 冯道（882~954），“少纯厚，好学能文”。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时，皆居高官显爵，自号“长乐老”。其自诩：“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非人之谋，是天之祐。六合之内有幸者，百岁之后有归所。”
——据《长乐老自叙》等
材料二 史臣曰：（冯）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冯）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
——《旧五代史》
材料三 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
——《新五代史》
（1）分别概括材料一、二、三对冯道的评价。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人物评价的因素。
宋初承唐制，贡举虽广，而莫重于进士、制科，其次则三学选补。铨法虽多，而莫重于举削改官、磨勘转秩。考课虽密，而莫重于官给历纸，验考批书。其他教官、武举、童子等试，以及遗逸奏荐、贵戚公卿任子亲属与远州流外诸选，委曲琐细，成有品式。其间变更不常，沿革迭见，而三百余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强之吏，皆自此出，得人为最盛焉。今辑旧史所录，胪为六门：一曰科目；二曰学校试；三曰铨法；四曰补荫；五曰保任；六曰考课。烦简适中，隐括归类，作《选举志》。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其后遵行，未之有改。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
——《宋书》卷156《选举志》
(1)根据该材料，概括宋代的选官方式。
(2)宋代最主要的选官方式是什么?相较前代有何变化?
(3)简述宋代对于官员的管理制度。
材料一 灾异思想一直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汉代，董仲舒明确提出“天谴灾异说”，将国家发生的各种异常自然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统治者“失道”“失德”。南宋时朱熹也大力提倡禳弭救灾的思想。“天人感应”与“灾异天谴论”的儒家理念使封建君臣在灾荒时期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迫使他们为救灾尽心尽力。同时，儒家也支持进行求神禳灾等祭祀活动，虽然这种活动并不能，也不会真正起到禳灾作用，但它一方面向全社会表明国家对灾害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政府对民众的关心，并为那些无望的灾民提供了一线战胜灾害的希望。
——摘编自王红霞《中国古代的灾荒与儒家的生命力——以儒家荒政思想为视角的考察》
材料二 从乡村底层走上权力巅峰的明太祖，对荒政破败与王朝衰亡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体会，洪武元年（1368年）他就曾明确告诫臣下：“恤其老……恤其幼……天下之老幼咸悦矣，其心有不归者，寡焉！”在频繁实施赈恤的过程中，明初荒政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一，将救荒的行政权力统一集中到户部，使户部担负起“以积贮之政恤民困”的职责。其二，明确了“不拘时限”的报灾之法，“勘灾既实，尽与蠲免”的蠲免之法，“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与”的赈济标准和“务使饥民切沾其利”的赈济原则。其三，构筑了“遣御史巡行以广耳目”的监察网络和耆民报灾制度，制定了严厉的灾荒行政奖惩政策，有效遏制了官员在荒政中的懈怠和责任推卸等行为。
——摘编自杨乙丹、卢勇《明代灾荒赈贷制度探析》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灾异思想给古代赈灾工作带来的影响。从灾异思想中指出儒家思想具有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太祖赈灾的根本目的及取得一定成效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