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材料一　　17世纪以前，中国和俄罗斯并不接壤，17世纪以后，沙俄通过扩张，使得中国和沙俄互为最大的邻国。沙俄侵华政策基本方针早在彼得一世就已奠定，他的后继者亚历山大、叶卡捷琳娜等沙皇都继承了这一侵略方针。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苏俄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苏形成了结盟关系，《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斯大林在维持苏联利益的同时，也真正给予了我们帮助。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苏联撤走援华工程师，拆除设备，几令中国陷入极大困难之中，甚至还发生了珍宝岛战役。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演变成正常化的中俄关系。现在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深，最重要的是还建立了中俄边境贸易，在互利互惠原则上发展沿边城市的全面合作。

——摘编自王钰《近现代中俄关系走向》

材料二　　 二战后，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更重视日本作为战略基地的作用，要将其纳入它的战略体系中。美国片面炮制的对日“和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其目的是谋求使其长期占领日本“合法化”。1950年8月，美英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定本”。其中，在领土问题上它违背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协议》的规定，故意把中国台湾、澎湖列岛等归属问题弄得含混其词。同时，日本吉田政府在美国指示下，也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所谓的“和约”，并建立“外交关系”。1958年，杜勒斯等人说蒋军驻扎在金门、马祖是“愚蠢和不明智的”，企图使蒋军撤出金马等沿海岛屿，把台湾与大陆完全隔离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面对国际格局的演变和超级大国霸权地位的起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以恢复，美国开始调整对华、对台政策。1972年，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上海公报》，美国表示：“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是中国对美斗争的重大胜利。

——摘编自高民政《1949至1979：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军事政治较量及其影响》

材料一 秦汉的乡举里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乡里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秦代是“选贤与能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新时代的确立”，两汉的察举制“正是新的选举方式的制度化、法典化的结果。这种制度，使得不少的小农都拥有了被选举权，而选举权则掌握在官僚和地方豪强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至少入仕资格“原则上扩大到整个自由民阶层”。在汉代的社会结构中，只要具备了某种素质或满足国家要求的乡里编户民，理论上都有自由入仕的机会，并无法律的特别歧视。当然，自由入仕并不是没有限制。秦汉国家针对包括乡里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仕进途径都有细密的规定。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举里选考辨》

材料二 东汉末期由控制中央开始，外成宦官的势力也开始向帝国的州那等地方政府延伸，派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党附他们的人到地方去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这些人到了地方上，他们不关心地方，仅关心他们所属外戚或宦官集团的利益。地方政治在此类州郡长官治理下，自然不上轨道。特别是选举方面，乡举里选的理想被破坏无遗。历经数百年而摸索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平衡，政府与人民的沟通，竟因偶然事件而被轻易破坏。仅仅因为和帝以后皇帝的短命、嗣君幼冲，居然使宦官、外戚混扰了中央、地方的政治。追根究底，仅因帝国政体自始皇以来是所谓的皇帝体制，立于权力顶峰的皇帝，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制裁他的力量。于是控制皇帝，假藉其势的一小撮外成、宦官的倒行逆施，终于令沉默的多数难以容忍，爆发了他们的不满。东汉的清流运动与地方自立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摘编自国风《乡举里选理想的破坏和地方自立趋势的兴起》

材料一   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察举制。当时由皇帝向全国颁布诏令，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查访其所辖的基层官吏及百姓，按不同的科目标准选出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东汉末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后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下，获得举荐机会的大多是官僚地主和豪门子弟，且察举制的选举对象完全是被动的。隋朝时，科举制出台。科举考试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主考官由皇帝指定，取舍决定权在中央和皇帝。只要不属于朝廷禁止入仕的戴罪之人和数量有限的贱民，都可自愿报考。与察举制把道德、品行和才能作为授予官职高低的依据不同，科举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或谓“以文取人”，人的主观因素越来越淡化。

——摘编自张会霞《我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演进评析》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实行政党分肥制，任命官员取决于个人好恶、拉关系讲门第，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治丑闻屡见不鲜。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这期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不断发展，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论述了政府应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创造平等机会。而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古次纳夫在《开发的中国》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叙在英国产生广泛的影响。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第二个关于录用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材料一   提拉克作为印度近代一位伟大的民族独立运动领袖，被甘地尊称为“现代印度之父”。他认为17世纪前的印度处于一个神光朗照、统一的黄金时代，并积极对印度教经典进行新释义以号召群众，利用宗教节日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此外，他还大力标举印度宗教传统中行动主义的一面，认为：“如果人与神寻求合一，他必须也寻求与围绕他的世界相交融，并为世界而工作。”这为印度资产阶级正在进行的社会斗争提供了精神武器。

——摘编自欧东明《提拉克的民族文化复兴思想》

材料二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即坚信真理的力量或爱的力量，由甘地在反南非政府对印度人民的歧视和压迫的运动中首倡，在印度反殖民斗争中不断升华，在诸多国家民族运动中得以体现。它成为近现代手无寸铁的民众对抗专制独裁政府的一种武器。甘地赋予了它一种伦理和道德的色彩，不仅使它在诸如种族、种姓、部落、社群、社会之间的关系构建价值观念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使它逐渐成为一种改造国家的武器，成为一种平稳运转的政治管理机器。

——摘编自迪帕克·马利克《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百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