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现代的城市化大致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受国家各方面政策的影响，城市化发展波动较大。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情的独特性直接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以“非典型的小城镇”和“典型的大规模城市”“两条腿”式走路，城市化的发展更多从城镇化开始，推动中国城市化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城乡二元化体制以及户籍体制的逐步放松，农村过剩的人力资本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迁移，但农民并不是“一次性全部进城”，他们会合理安排家庭的发展策略，既要实现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也要规避风险。农民进城的策略愈发具有弹性，它表现为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往返流动：一是季节性往返。农忙返乡，农闲进城或春节返乡，节后进城；二是周期性往返。年轻进城，年老返乡。三是突发性往返。在城市遭遇个人、家庭或宏观经济形势的重大变故，就业无门时可随时返回农村。形成了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城乡流动模式。

-王德福《走好“接力式进城”城市化道路》

材料二：二战后，伴随着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拉美各国的发展成就辉煌。作为一种半封闭的内向经济和发展模式，初期带来的较快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拉丁美洲大量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以爆炸性速度流入城市，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发展。由于放任自流的人口政策，市政缺乏规划，且城市工业的发展无法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无法为迁移人口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基本的生活条件，随即出现了大批了贫民窟，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1953年，学者将其归纳为“过度城市化”，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最直接、最根本的还在于其历史遗留的土地制度、人口政策、产业发展...从而引发大量社会问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摘编自王瑞民《过度与不足：拉美与中国城市化的比较与反思》

材料一   为了肯定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果，维护私有财产制度，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消除以往因政局动荡和战乱所造成的法律不统一现象，拿破仑迫切需要法律的支持，因而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并亲自主持编纂了一系列主要法典。

拿破仑任命的4个法典起草委员都是长期从事司法工作的实践家，他们更多地从法官和律师的角度看待民法典，注重民法典的实际效用。法典以经验为基础，没有过多的抽象概念，措施简洁、明确，言语通俗易懂。法典很少用弹性概念，执法时自由裁量余地不大。

——何勤华、周伟文、李秀清、张寿民编著《外国法律制度史》

材料二   

17-19世纪西方法律建设历程罗马法经过改造和发展，奠定了欧洲近代共同的法律传统。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西欧许多国家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形成，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及国家之间交往的需要。

——普通高中教材历史地图册《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一   美国医疗费用高昂，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建立全民医疗体系的发达国家，美国有近5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约占总人口的19%。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大萧条，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承担高昂的医保费用。由于患者对医疗服务满意度较低，大部分美国民众认为医疗保健应该进行改革，政府也因医保支出比重过高而积极倡导医改。美国要求个人或企业雇主必须为雇员购买医疗保险。同时建立以国家为基础的美国健康福利计划，将未包括在政府医疗保障计划覆盖范围的人群及未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雇员纳入该计划。美国还从国外进口廉价药物，打破医药垄断地位，以保证居民能买到平价药。鼓励将医保付费与服务质量相挂钩，对高质量医疗服务机构子以奖励。从2011年开始实施增税措施，增税对象为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或夫妇，用于支持医疗保险改革。同时，采取提高效率、降低医疗成本的方式，将所节约部分资金用于医疗改革。

——摘编自应丽《美国“新医改”评析》

材料二   2009年以来的新一轮医改，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举足轻重的改革事件之一。近年来，随着医改的推进，政府卫生支出所占比例稳步上升。改革开放以来，卫生领域市场机制的引入也为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2018年，我国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千人口注册护士数、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三项卫生资源核心指标相比2006年均有大幅增长。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卫生医疗服务的主体是国有制的医院、集体所有制卫生院等机构。1980年开始，我国逐步开始放开社会办医。到2017年，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占比达26.34%，呈稳步上升之态。2006—2018年，医疗机构诊疗量大幅增加，入院患者数量增幅达200%以上，增长更为迅速。201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4.83岁，2018年已增长至77岁；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得到世界关注。

——摘编自王虎峰《中国医改10年历程回顾与未来展望》

材料   中国历代政府始终将粮食视为战略物资加以控制，这导致了古代粮食流通在大多时期处于政府的强力干预中，粮食的自由贸易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在古代社会早期，粮食作为商品进行市场贸易的规模很小。西周时期，政府对粮食流通进行干预，至春秋战国时期贩卖粮食逐渐成为商人经营的大宗买卖。秦汉时期，随着封建大统一局面的形成，无论是政府组织的粮食流通，还是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粮食流通其规模都大大超过以前。到了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凿，漕运业的发展以及一大批转相灌注仓的修建，粮食流通出现更为兴盛的局面，并且开始形成南粮北调的格局。宋元时期，在粮食民间贸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即商人们开始置流行数百年的“千里不贩籴”的转运原则不顾，而参与粮食的长途贩运，“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其利”。明中叶以后，我国粮食生产的基本形势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原来输出粮食的中心区变为输入粮食的缺粮区，原来的“苏湖熟，天下足”被改为“湖广熟，天下足”。这一时期江南区域内的粮食运销是相当繁荣的，如常熟地区外调浙江地区湖州米接济杭州，嘉定县因不宜植稻而“向赖邻邑之米接济”。所以，总体来看，古代粮食流通还是以国家的指令性计划为主，辅以市场调节。这样的流通体制有利于保证国家的急需如军粮、救灾及城市用粮，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但却大大降低了粮食流通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

—摘编自吴宾、党晓虹《中国古代粮食流通与粮食安全》

材料一   11世纪末以降，西欧的教育发生了大的变化。随着欧洲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城市的兴起，市民生活的活跃，社会对法律、医学等专门人才的需要量大增。为了满足这些对专业知识、技能学习训练的需要，中世纪大学逐渐发展起来。其中著名的有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整编自朱寰主编《世界古代史）

材料二   英国传统大学和非传统大学之比较

——整编自徐继宁《英国传统大学和工业关系发展研究》

材料一   17世纪的英国是安宁的农业国，但在十八九世纪的产业革命中，一批批制造业工厂在河谷、运河和铁路沿线兴建起来，公路、运河和铁路的建设极大地改变了英国城镇的面貌。在曼彻斯特等新兴工业城镇，出现了市政厅、医院、学校等众多新式公共建筑。这些都说明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在历史研究中，文献材料较为分散，有的在某些问题上并不可靠，而现实景观成为我们认识和构筑过去的一个重要依据。工业革命中英国的景观变迁为我们深入理解十八九世纪英国社会变迁提供了一扇独特而新颖的窗。

——赵文媛《工业革命与近代英国景观变迁》

材料二   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民族历史的传承，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完整的保存下来，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会少了很多积淀的韵味。在现代科技中，文化的保存途径分为数字化和非数字化两类……想要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首先就要对科技进行创新，使科技和文化的融合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文化仅有保护和保存是无法使文化真正做到发展繁荣的。只有对文化进行有效传播才能真正从根本上促进大众的精神文明的建设。

——苟宗杰《现代科技推进文化发展繁荣的路径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