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的“先王”们都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他们“临事制刑，不豫设法”的做法，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法的历史推进到成文法时代。春秋时期人们频繁地引用典、制、常、则等法律形式，说明他们的时代不存在大规模的法典。到了战国时代，平民数量急剧上升，在社会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平民已经有了诉讼的要求，在这样的时代，法治思想就不应再表现为当政者的“临事制刑”，而应当是事前“为刑辟”，制定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形式较为统一的成文法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摘编自徐祥民《法家的法律思想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意义》

材料二   秦朝的法律制度已初步确立了我国古代各项法律的原则。经过两汉以及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时，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日臻成熟，体系日益完备，《唐律疏议》的颁布代表着中华法系的完备——以《唐律疏议》的完成为标志，儒家学派的某些基本主张被精巧地纳入成文法典之中，此时法律便与儒家思想的“礼”完美结合，以礼为主，出礼入刑，礼法合一，体现了刚柔相济的管理模式。基于宗法家庭观念长期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礼”作为民间的风俗习惯在寻常百姓中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法治”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礼制”则成为维护这个政体的社会基础。

——摘编自陈栋良的《传统中华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

材料三   美国宪法虽然产生于独立战争的革命胜利之后，但它深受英国及欧洲大陆启蒙思想的影响，是最先以成文法的形式将启蒙思想家的理想宪政化的楷模；同时也是对美国人民宪政实践的总结，并且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美国宪法的创制与实施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宪政文化，其规定的政权组织形式典型地体现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组织原则，有关公民权利的宪法修正案即人权法案反映了权利至上、公权力依程序行使的法治原则。用宪法形式确立的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衡的政治架构和宪政运作范式，是对西方法制观念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其独特的法律文化意义。

——摘自季金华、金成富《美国宪法的成长及其法律文化意义探析》

材料一       唐朝建立以后，设置驿道，贯通全国各地，驿道沿途设置驿站，全国共设有1639个，接待过往的使者和官吏。主要的驿道有：从长安经太原，往东至幽州，往西至回纥道；从长安经洛阳，可接渤海道、幽州、扬州；从长安经兰州，接安西入西域道；从长安经成都，可以到南诏；从长安往南经襄阳、长沙，接广州。

——摘编自韩时勉《关于〈唐朝国内外的主要交通路线〉图》

材料二       大流士为了便于调遣军队，传达政令，除了利用赫梯、亚述原有的驿道外，又修筑了许多新的驿道。驿道沿途设有驿站，驿站附设旅馆，随时都有信差备马以待。从苏萨到小亚爱斐斯的“御道”，全程2400公里，每20公里设一驿站。苏萨发出的命令和文件，站站相传，日夜不停，7天即可到达终点。另一条重要干线起自巴比伦城，横贯伊朗高原，东达大夏和印度边境。

——摘编自谢玉珊、徐虎《大流士一世改革与波斯帝国的全盛》

材料三       清政府在东北、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新设了若干邮驿机构，建成稠密的通信邮驿网。到光绪年间，驿务萧条，甚至还有不法官吏，进行勒索，导致邮务不能正常进行。冯桂芬专门写了一篇《裁驿站议》，大声疾呼：“国家以有限之帑（收藏钱财府库）项，既饱县官私囊，复递无足轻重之例信，亦何贵此驿站为乎？”主张取消驿站，改设近代邮政，既利于官，又便于民。在形势的逼迫下，清政府于1896年始办大清邮政官局，中国近代邮政由此诞生。

——摘编自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材料一：西周、春秋时期，社会上层即贵族层、统治者层皆按宗法制组成父家长制集体大家庭。这种大家庭是一个血缘亲属关系复杂、人数众多、组织庞大的宗族集团。……虽然在宗族组织中，有时又分成若干分支家庭，甚至小家庭，但这些个别家庭在社会与政治、经济活动中均不具有独立性格，而是被埋没在宗族体系之中。

——摘编自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

材料二：孟子主张的家庭成员行为准则是仁、礼、义、慈、孝、敬。“仁”就是要孝敬父母、关心他人；“义”就是要尊敬兄长；“礼”就是要谦让；“慈”是长辈对晚辈要慈爱；“孝”和“敬”则是晚辈必须履行的对长辈的尊敬和赡养等义务。孟子认为处理好父母兄弟的关系不仅能使家庭和睦，还能影响政治。

材料三：秦汉时期，产生于春秋战国的那些家庭历史特质得到了进一步确认、整合和普遍化，成为两千年中持续保持的强国传统。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夫妇同一个已婚子女组成的直系家庭，成为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家庭形式。

——摘自张国刚《中国家庭史》

材料一   在19世纪初，围绕“如何解释中国，英国人该如何和中国人做生意”这一问题，英国“自由贸易派”认为：十三行不怎么热衷进口西方商品，不代表中国市场对西方商品完全不感兴趣，因为在正式贸易以外，还存在大量的走私贸易；中国人实际上是和英国人一样喜欢经商；清朝政府恐惧汉族人与外国交流，妨碍清朝人进一步接受西方产品的就是清朝官方的法令和制度；从历史上来看，沙皇俄国打通与清朝之间的贸易大门，靠的是展示武力而后谈判。所以要促使清朝改变贸易政策，最好的办法是强硬手段。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先后通过了《1974年贸易改革法》《1979年贸易协定法》《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1988年),宣布美国的贸易政策由“自由贸易”逐渐转变为“公平贸易”。这些法案赋予总统以动用各种手段来反对“非公平贸易”的权力，包括因贸易逆差问题、劳工权利问题、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原因向其他国家发起报复性贸易制裁。在具体适用层面表现为，美国指认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如何侵害本国利益，并据此附以相应“救济”措施。与此同时，当美国的贸易政策与国际法冲突时，美国政府公然声明法律冲突之下以美国国内法为准。对“公平贸易”政策的青睐逐渐超越党争，在美国高层政客中达成共识。

——摘编自朱洁《美国的“公平”贸易，真的公平吗?》等

材料一：蒙学教材，即古代专门为儿童编写的启蒙教育课本。宋代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蒙学教材广为流传，历代沿用。以《三字经》的编写为例，它语言生动活泼，文字通俗易学，表达简明扼要，格式富有韵味。著名学者也参与蒙学教材的编写，如朱熹的《童蒙须知》、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等。“农工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馌妇，亦能口诵古人言语”，而且“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

——摘编自秦海霞《谈我国古代的蒙学教材》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作出了统一教材制度的战略决策，加强了教科书编审工作力度和政治内容的把关。从1954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中小学各科教科书，集中全国之力协同攻关，选调和集中一批学科专家、名师和专业编辑，全部采取集体讨论的工作制度和社内外相结合的编写方式，保障了教材质量。据《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54年至1956年编成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包括教学大纲30种30册，课本93种233册”。这套教材的编写出版使全国所有地方、学校、学生都使用上了高水平、权威性、国家级的全学科教材，解决了过去供应迟缓、版本不一、发行混乱的问题，开启了新中国“一纲一本、统编统用”的新时代。

——摘编自郭戈《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评析》

材料一 对于孔子的哲学，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它不同于欧洲盛行的“神示宗教”，而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的“理性宗教”。中国政府在伏尔泰心中是：“有一个开明的君主，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全体人民。”不管是伏尔泰对中国的赞扬，又或者是孟德斯鸠对中国态度的有褒有贬，启蒙思想家都把与自身文化相异但魅力无穷的中国文化。

材料二 20世纪初，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先后发表《法国游记》《法国大革命史》，国内至少有六家书局、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专著。同时，《人权宣言》、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译文介绍也竞相出现。文艺界还创作大量有关法国大革命题材的小说、杂剧、诗歌。1906年，有人称之“易若使中国为亚洲之法兰西哉！……法人风潮能及全欧，中国风潮之及全球也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