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 | 主张 |
| 郑观应（1842～1921） | ……由是观之，公法（指国际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是故有国者，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
| 薛福成（1838～1894） | 衰弱之国，事事求合乎公法，而人不以公法待之，虽能自奋以仰企乎公法，其受损于公法之外者，已无穷矣。是同遵公法者其名，同遵公法而损益大有不同者其实也。 |
| A．在是否要学习国际法上有分歧 | B．一致认为富国强兵才是根本 |
| C．在自强与求富的先后上有分歧 | D．都认为国际法维护强国利益 |
材料 仁人义士……行之者断头绝脰，掷无量之头颅、骸骨、心思、脑血，夙兴夜寐，无时不与此贼民之徒，相激战于黯黯冤愁之天地中，以获今日之所谓共和者又何如也？……而骄横豪暴之流，乃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且悍然号于众曰：“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呜呼！吾先烈死矣！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夫今之为政者，匪不纲其政缔以示斯民，若社会政策也，保护制度也，是又徒炫耀其名以贾吾民之欢心已耳。钻营运动争权攘利之不暇，奚暇计及民生哉？然则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
——摘编自李大钊于1913年4月发表的《大哀篇》
(1)根据材料，概括李大钊的观点。
(2)结合中国近代史知识，对材料中李大钊的某一观点进行论证。
郡县制
材料一 “郡县制”的横空出世与发展巩固，乃是我国古代社会第一次大转型的明显标志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县”作为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新的行政管理体系，开始在各地区像春笋一样破土而出，其产生方式和建设途径主要有五种（见表）。
春秋战国时期县的产生方式和建设途径
一 | 把那些被武力消灭的诸侯国变成建制县 |
二 | 在武力震慑下，通过相对和平的外交手段逼迫邻近诸侯国成片割让土地，然后将其改制成建制县 |
三 | 把一些由“世家”“大夫”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大贵族食邑改造成建制县 |
四 | 调整传统的行政区划，把原来层层分封的版土面积和人口规模都比较小且分散凌乱的“都”“邑”合并成新的建制县 |
五 | 人口向边远地区扩散迁移，新垦土地上往往不再推行分封，而是大多都直接将这些新的开发区设置成新县 |
“郡”的设置，稍晚于县且多在边远之地或近敌之处，具有守疆保主的职能，故县级长官为“令”，而郡级长官却称“守”。郡制与县制逐渐配套，形成“以郡管县”的两级地方行政管理的制度格局。春秋中后期，一些诸侯国充分利用郡县这一新机制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推行按田亩征收赋税；二是确立了农民的重要社会地位；三是实行严密的户籍制度。
在这400多年的转型期间，郡县制与分封制一路同行，又逐步后来居上，显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自秦皇汉武以降，再到蒙元、朱明、满清时代，郡县制穿越了多个王朝的时光隧道，其影响所及以至于今日。
——摘编自宋亚平《郡县制度：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坚实基石》
材料二 郡县制的部分相关记述
记述 | 出处 |
| 海内之郡县，法令由一统。……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 | 司马迁《史记》 |
| 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 | 班固《汉书·地理志》 |
|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 | 王夫之《读通鉴论》 |
| 吾人敢断言郡县制度之成立也，断非由于一二先知先觉的政治理论家事先立说创制于前，然后始有郡县者。换言之，则郡县之起源，势必由于人类社会生活逐渐演变之结果。 | 唐德刚《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 |
(2)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郡县制历史意义的理解。
材料
| 评价者 | 评价内容 |
| 段少连（994-1039年） | “且汉武帝骄奢淫纵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而为人臣者，思致君如尧、舜，岂致君如汉武哉！” |
| 余靖（1000-1064年） | “虽廓地斥境，而亡德及民，不加恶谥，固已幸矣，尊之为宗，无乃失其正乎？” |
| 司马光（1019-1086年） | “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
| 宋神宗（1048-1085年） | “汉武至不仁，以一马之故劳师万里，侯者七十余人，视人命若草芥，所以户口减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岂可如此？” |
| 胡寅（1098-1156年） | “自古中国盛强，如汉武帝、唐太宗，其得志边方，必并吞扫灭极其兵力而后已。” |
| 宋高宗（1107-1187年） | “汉武帝乘文、景富庶之后，竭天下之力，不能致匈奴之服；其后五单于争国，自相残灭，而孝宣兵革事力，不及武帝十之三四，足以臣匈奴矣。” |
| 宋孝宗（1127-1194年） | “汉武帝时，兵威震慑万里之外，又何可当！” |
——摘编自孙颖涛《暴君抑或雄主：汉武帝在宋代的历史形象考察》
根据材料信息，选取任意角度提取宋人对汉武帝的评价，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人所持评价的理由。（要求：观点明确，理由充分，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材料一 “国民性”，亦可作“民族性”，是由日语引入的名词，意为一国或一民族的全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心态文化特征。晚清以来的思想家多借用它来指喻中华民族在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思想、情感、意志特征的总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与西方民族接触、对抗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屈辱，痛苦地启发了中国思想家渐次深入地从民族思想、心理这一最隐秘的层面上去寻找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
——冯天瑜《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 项目 | 辛亥革命时期 | 新文化运动时期 |
| 侧重点 | “今日欲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 陈独秀说：“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 |
| 内容 | “国民者，以国为民之公产公物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 | “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就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 |
——摘编自汤奇学陈宝云《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实质，并分析其兴起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个时期“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不同点。
| A．传统伦理文化严重阻碍了我国古代商业的发展 |
| B．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重农抑商政策有所松动 |
| C．因商业的发展，很多人打破传统文化的束缚去追逐利润 |
| D．传统伦理文化影响古代商业发展思维 |
材料一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然亦有库、序、学、校以教之。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然战国时，士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摘编自（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在12和13世纪，骑士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变得文明起来。随着封建诸侯权力的强化，诸侯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维持领地的秩序；而更加安逸的生活也许会降低一个人的野蛮程度，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一个骑士俘获另一个骑士后，不再给他戴上镣铐、投入地牢，直到家族和陪臣付钱赎回，相反，俘虏被待若上宾。12世纪中叶，任何体面的骑士都会给敌手一个穿盔戴甲的机会，然后再发动攻击。12世纪末，许多骑士不再承认他们为利益而战，他们仅仅为荣誉而战。12世纪对武士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一种对妇女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的新的强调。这部分由于教会的影响，部分由于新风行的骑士爱情。教会教导妇女要臣服于丈夫，但它一直倡导尊重妇女，对妇女要温文尔雅。然而，骑士爱情对中世纪社会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教会。它的中心原则是，如果一个骑士献身于侍奉一位女士通常是有夫之妇对她百依百顺、爱慕备至，他就会最有效地赢得声誉。
——摘编自（美）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著《西欧中世纪史》第七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从春秋到东汉“士”的主要变化，并分析造成这些变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晚期骑士精神形成的原因，并概括骑士精神对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