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神宗年间，山东的女子阿云在为母服丧期间，被叔叔许配给了丑陋的韦大。阿云因不满这门婚事，趁韦大熟睡时连砍他十几刀，但只砍断了他的一根手指。县衙很快将阿云拿住，阿云承认凶手就是自己。于是县衙裁定阿云犯十恶重罪之一的“妻杀夫”罪名，判阿云斩刑。该案呈送州衙后，知州许遵认为阿云纳采发生在为母服丧期间，属无效婚姻，因此阿云的行为不属于“妻杀夫”，而是发生在普通人之间的罪行，且阿云有自首情节，应当判处流刑。大理寺、审刑院及刑部经讨论后，认为阿云的行为应以“谋杀已伤”罪名处理，故判处阿云绞刑，而不是流刑。许遵不服，便奏请皇帝裁决。宋神宗支持许遵，下旨免了阿云的死罪。但圣旨被大理寺驳回，宋神宗只得将此案交由大臣讨论。翰林学士司马光认为，谋杀的主观恶性极大，这种有预谋有计划的杀人行为不可允许自首；而且阿云最初是没有自首的，直到被官府拿获后才招供，司马光认为此种行为称不上自首。因此，司马光坚持按照《宋刑统》判处阿云绞刑。在司马光看来，如果轻饶阿云，那么尊卑、规矩将成为一纸空谈。翰林学士王安石则支持许遵，他认为司法判决应当就事论事，阿云属于“只谋未杀”，所以罪不至死。王安石提出，“因盗伤人”的罪名要重于“谋杀伤人”的罪名，连前者都允许自首，后者也可推知应该允许自首。同时，王安石认为有司的职责仅限于适用法律，至于有争议之处应由皇帝定夺；如果任由有司超越立法原意、舍法而论罪，则百姓对法律的稳定性预期会被打破，致使“人无所措手足”。百官对此案的看法莫衷一是，最终，宋神宗经过权衡，选择了王安石的意见，判处阿云流放。

——摘编自袁易鑫《宋阿云之狱》

材料一   乾隆二年(1737年)六月谕：今年五月间山东雨少，运河水浅，以致粮艘不能衔尾而进，沿途控浅起剥，甚费经营。而临清以北，更多阻滞。朕细加访察，临清以北，全赖卫水合汶济运，而卫水发源于河南卫辉府，至临清五百余里，沿河居民往往私泄，以为灌溉之用，每致运河水浅，粮艘难行。经前任河臣靳辅题定，每年于五月初一日尽堵渠口，使卫水全归运河以济漕运，此历年遵行之成法也。今因日久法弛，卫水来源，小民不无偷放之弊，遂致运河水势长落不常，重运难以北上。日前正当紧要之时，所当稽查严查。着北直、河南督抚速行办理。

——摘编自光绪《山东通志·运河考》(卷一二六)

材料二   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由山东利津入渤海，洪水大面积泛滥，冲毁运河堤岸，更使得千疮百孔的运河，完全失掉了作用。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奏请废漕折色，运河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漕运停顿，改行海运，造成南北运输的一大变局。

———摘编自陈正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等

材料一：

——摘编自赵继颜《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

材料二 在王安石变法实施初期，苏轼就指出，骤行新法“其进锐者其退速”，欲速则不达，因此需要徐徐图之。再次，派遣专使推行新法，“事少而员多”，增加了冗员和冗费，“人轻而权重”，更是容易滋生弊端。苏轼经过长期实地考察，于元祐元年（1086年），写了《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他在奏状中说：“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他建议朝廷“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即十批、十次）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即是说，废除《青苗法》后，农民所欠官府的钱粮，允许分期分批归还，四等以下的贫困户应该全免。

——改编自莹光《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材料   课吏馆原本是各省为候补官员设立的学习机构。湖南巡抚陈宝箴于1897年将课吏馆纳入湖南维新大业，他认为，外患日亟、国运不昌之际，要想有所作为，“其要者，在懂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同年十二月，梁启超上书陈宝箴，将“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视为“一切之根本”，而“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

1898年，由署按察使黄遵宪拟定的《会筹课吏馆详文》刊发。改造后的课吏馆，最高负责人为“总理”，实质性的下设机构称为“问治堂”。……馆中各课分为六类：一是“学校”，凡兴学育才、移风易俗、开启民智等等。二是“农工”，包括农桑、种植、工艺、制作，希以此养育民众、丰富物产，借此收复利权，提高与日见增多的洋货的竞争能力。三是“工程”，四是“刑名”，五是“缉捕”，六是“交涉”，“凡通商、游历、传教一切保护之法，均归此类。”课吏馆另有“馆规”，有学习制度等。……考核采用积分制，共分三类：“勤业”“善问”“进益”。每人均按上述三类计分，列入表格，每月以90分为合格。

课吏馆新定的章程，既有对旧有制度的合理吸收，更多的是结合维新需求而作的改弦更张。……可惜事与愿违，“办理不善”“未闻实效”八字几乎成了戊戌维新时期湖南课吏馆的定评。随着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的辞别，湖南维新事业很快跌入谷底，紧随其后的便是政变发作，各项新政摧毁殆尽，课吏馆也因早产而夭折。

——改编自张求会《近代湖南课吏馆初论》

材料1880,前直隶提督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一石激起千层浪，刘铭传的奏议引发了一场朝廷内部关于铁路问题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壁垒双方，旗帜鲜明。李鸿章等洋务派力陈铁路之用，"考铁路之兴，大利有九端":便于国计、便于军政、便于京师、便于民生、便于转运、便于邮政、便于矿务、便于轮船招商、便于行旅。除此之外，洋务派还认为，铁路具有“快捷、安全、制敌、弥内乱、节俭军费”等特点，因此，开通铁路有"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的作用。同时，也有官员对修筑铁路极力反对。以驻英副使刘锡鸿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修筑铁路的主要弊端有三： 一是有害风水，“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二是有害课税，“则走私漏税之弊百出，国课益以不供”;三是有害国防，千里铁路“势难节节严守",外敌“一奋臂可直入室矣”。

这次论战，守旧势力占据上风。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叠据廷臣陈奏，金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刘铭传修建铁路的主张虽然夭折，但洋务派主持修建的唐胥铁路却在1881年建成。唐胥铁路计长20余里，由开平矿务局投资修建，主要用于运输开平煤矿生产的煤炭。

——摘编自曾凡炎《洋务派对中国早期铁路建的贡献》等

材料一   辜榷（今译独占）专利之事，为斯密氏（英国学者亚当·斯密）所深恶，诚哉其足恶也。然而有时以通国公利而论，专之愈于不专。此如创机著书诸事，各国例许专利，非不知专利之致不平也，然不专利则无以奖劝激励。人莫之为，而国家所失滋多，故宁许之。

——1901年严复

材料二   美国允许中国人将其创制之物在美国领取专利牌照云云，此时中国人岂有能创制新机在美国设厂者？不过籍此饵我允保护美人专利耳，真愚我也。所谓保护者，即禁我仿效之谓也。现中国各省局厂仿用外洋新机，仿造专利机件不少，且正欲各处推广制造以挽权利。此款一经允许，各国无不援照此约。一经批准之后，各国洋人纷纷赴南北洋挂号，我不能拒，则不独中国将来不能仿效新机新法，永远不能振兴制造，即现有之各省制造各局枪弹炮药各厂仿效外洋新法新机者，必须立即停工，中国受害实非浅鲜。……若准保护美国专利牌照，是自塞其智慧。

——1903年张之洞针对中美商约谈判给中国谈判代表的电文

材料一   《晋书·桓温传》记有东晋大将桓温的一段话：“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十六国春秋》记十六国时原西晋旧臣贾坚仕于前燕，（东晋）士子荀羡劝说贾坚说：“‘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民既无主，强则附之。’”贞观时，给事中杜楚客在谈及北方突厥时云：“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唐律疏议》规定：“造畜蛊毒，所在不容，摈之荒服，绝其根本，故虽妇人，亦须投窜，纵令嫁向中华，事发还从配遣。”

材料二   梁启超在20世纪初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华民族观”。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在于本国，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究我之此论，其将唤起我民族共同之感情，抑将益增长我民族畛域之感情。”

材料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议论几经变动，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近900年来分作三个时期：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

宋高宗赵构认为：“安名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宋廷的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朱熹对荆公新学的评价：一是斥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刑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据，予以无情打击。《宋史·王安石传》记载，“‘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的展开，标志着20世纪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新阶段。研究宋史的专家邓广铭先生从两个方面肯定王安石变法。一是这次变法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社会历史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阶级之间、新旧之间的矛盾之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王安石变法派同保守派们的矛盾斗争，正是属于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这次斗争，是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内，极其激烈也极其重要的一个回合。二是为天下理财的成效，发展了生产、扭转了积贫的局势。变法派所制定的一些政策法令及其实践，虽还远远谈不到解放生产力，但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总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因而是发生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李华瑞《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

材料   道光中期以来，民众的抗争事件日趋频繁……咸丰四年（1854年）底爆发的瞿振汉起义以乐清为中心，其触角伸展到黄岩、临海和永嘉大罗山一带影响温州府城，并曾与海上的武装力量“粤艇”联络。起义领导人还有过夺取温州府城进而“传檄全浙”的部署。虽然计划实施受阻，但也一度攻占乐清县城并建立政权。尽管起义延续时间不长，但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起义失败后，乐清士绅留下的记述文字，大抵持正统的政治立场，将瞿振汉起义斥之为“逆党倡乱”。民国以后，开始有人把瞿振汉称为“与异族抗衡”，光复汉族河山的“革命先烈”。此后，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看法是将其看作一场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

——摘编自李世众《19世纪中叶“儒枭”集团的崛起与地方权力角逐》（2023年）

材料一   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人，5岁入私塾，13岁放弃科举“正途”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船泊驾驶，24岁时，作为公派留学生，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在课堂上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课余阅读了大量西方社科人文学术著作，并实地考察英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深化了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理论的认识。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名著，宣扬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是启蒙维新的有力思想武器，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材料二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75年孙中山入村塾读书，1878年，随母赴檀香山，先后在檀香山、香港等地较系统地接受西式近代教育，并成为西医医师，19世纪末期，目睹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材料三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同时也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最初学医，但后来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时，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归国后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支持和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中国文化的独立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