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危机”是对14—15世纪发生在西欧的饥荒、瘟疫、战争及其导致的人口减少、经济停滞、政治和社会秩序紊乱的概括。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世纪晚期危机”成为西欧中世纪史的重要研究主题，形成了两大主流解释模式。第一种是“衰落论”：通过探寻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是西欧社会相对于中世纪盛期的衰落；第二种是“转型论”：通过探讨危机的影响，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推动了西欧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

材料 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逝，命霍光、桑弘羊等人辅佐幼主昭帝。前81年，霍光召集全国各地选出的贤良文学人士进京商议罢黜盐、铁、酒等专营政策，盐铁会议召开。

讨论之中，贤良文学诸人属于儒家立场，御史大夫桑弘羊是法家立场。据桓宽《盐铁论》所录，儒生是绝对的反战主义者，他们认为汉武帝在位时期，一切以对外作战为第一，不惜用以次充好、强买强卖，哄抬物价种种办法筹款，致使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再加上为丁稳定，不惜采用恐怖手段维系统治，更使人民吃不消。连年征战，民穷财尽，民怨沸腾，因而绝不能再走与民争利的法家路线。桑弘羊主持朝廷财经事务长达30余年之久，坚决捍卫汉武帝的内外政策，他认为兴盐铁，酒榷、置均输平准，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抑制豪强大家，可济民救灾，有益于农民。

盐铁讨论的结果，据《盐铁论》载为“请且罢郡国榷酤（酒政）、关内铁官”。会议虽未能完全依照贤良文学的建议，但他们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成功。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霍光借助民间代表人士的辩论，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舆论支持。经济上官营政策有了一定收缩，这场会议中的贤良文学人士普遍得到了重用。

——据劳榦《秦汉简史》等整理

材料   浙江人郑师道因调查盐政来湘，在长沙求见妇女运动领袖唐群英遭拒，遂捏造成婚广告毁唐名誉。1913年2月16日，《长沙日报》未经核实即刊载郑师道送来的结婚广告。广告登出后，唐群英要求报馆更正未果，当晚8时率男女30余人“直入排字房，将已排成之版及一切架上铅字、铅件、盆灯、玻璃窗等尽行捣碎”。事后，唐群英和女子参政同盟会通电，指责该报“有意污蔑唐君，摧残女界”。《长沙日报》因此停刊半月之久，报馆向法庭起诉唐群英。双方各延律师，法庭判唐群英败诉。报馆总经理文斐污蔑唐群英行为不端，唐群英表示将与郑、文二人辩个明白，要么给郑、文二人各一枪，要么自己手枪自击。后经人调解，法庭判决，文斐登报更正虚假结婚广告，更正攻击唐群英的不当之语，并赔偿《长沙日报》损失费大洋2000元。

——摘编自《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三卷》102页

材料一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随着二战的爆发，世界经济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偏低，社会危机与社会矛盾尖锐。为尽快走出二战阴影，缓和社会矛盾，复苏经济，社会福利制度开始在一些国家建立。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福利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各国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经济逐渐复苏，社会走向稳定。以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家为代表，建立起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福利国家迅速发展。

——摘编自王晓洁《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材料二   关于西方福利国家的影响，以下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观点一   福利国家关于分配的行政管理手段和官僚主义的方法与市场方法相比是较为低劣的；福利国家的干预行为在道德上是令人厌恶的；福利国家否定消费者对福利服务的任何实际选择；尽管把大量的资源用于福利，但是它难以消除贫困，或难以根除不平等的机会。

观点二   证明了资本主义具有改革的能力；使社会没有日益两极分化，实际上是难以置信的多样化的增长；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对促进社会进步是相当有效的。

——摘编自杨寄荣、杨王生《西方福利国家理论与实践评析——作为经济运行机制的福利国家》

材料一   西方传统观点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此时欧洲告别中世纪，进入现代。

材料二   20世纪后期，有学者提出，公元1500年前后这一时段固然重要，但还不能称之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因为此时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领域并无本质变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后期，此后历史才真正步入现代，分水岭才真正出现。

材料

中国和罗马帝国处于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端，它们使丝绸之路东西贯通成为可能。然而，限于古代的交通条件和人们对彼此认知的匮乏，鲜见双方的直接交往。但这并不能否定双方直接或间接进行商品交换的可能，双方的商人或使节也都曾有直接到达对方国家的尝试，即使这些尝试都没有使双方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从陆路上看，中国的丝绸等商品通过贵霜和帕提亚等国家的中介，传送至罗马帝国境内；从海路上看，罗马帝国与印度的海上直航、中国与印度的海上交往，奠定了以印度为中转地，中国与罗马为东西两端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的基础。

——摘编自杨巨平《古国文明与丝绸之路》

材料   旅美学者魏特夫说中国是东方专制主义，属于治水文明，因此中国发展是循环缓慢的。其后伊懋提出了“高水平平衡陷阱论”，认为中国宋代社会经济已经达到高度发达水平，宋以后就停滞不前了；明清时期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陷入了高水平的陷阱，一方面高度的农业集约化要求增加资本，另一方面人口过度增长阻碍了资本积累，因此中国只能高水平停滞。西方学者又相继提出了中国明清时期“有增长无发展论”，从而把“停滞论”提升到更高的理论形态。特别是美国学者黄宗智，提出明清社会经济“过密化与内卷化理论”，认为明清社会商品经济虽有发展，但无质变，如果没有西方入侵中国根本无力产生近代性变化。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指，中国历史“停滞论”的表述多种多样，但共同点都是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稳定不变没有发展，自身不可能产生近代性因素。

——摘编自余同元《明清社会近代转型述论》

材料一我们要牢记我们的人民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北美人，不是出自欧洲，而是更接近非洲和美洲的混合……无法肯定我们到底属于人类哪一个家庭……

委内瑞拉一直是、仍然是、也必须永远是共和国。它的基础是人民主权、分权、公民自由和取消奴隶制，以及废除君主制和特权阶级。可以这么说，为了将各个阶层、各种政治观点和各种公共习俗重塑为一个整体，我们需要平等。

——玻利瓦尔在委内瑞拉国会上的发言(1819)

材料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拉丁美洲进入民族民主革命和改革时期。智利的左派力量团结其他社会阶层，成立民族阵线联合政府，防正法西斯势力上台；墨西哥、乌拉圭、智利、巴西、古巴等国先后成立了共产党。到1934年，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有了共产党组织，并积极领导了反帝反封建斗争。1934—1935年，巴西工人运动活跃，参加罢工的高达150万人，大多数罢工由巴西共产党领导。1932年，萨尔瓦多共产党领导了主要由农民参加的全国性人民起义，并在很多地区建立了地方苏维埃政权，虽遭血腥镇压，但在拉美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摘编自2019年版《中外历史纲要》下册

上图的农牧界线在秦汉时期历经变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派蒙恬逐匈奴，取得今河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南地”，在这块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森林草原地带，设置了44县，并修筑长城，“徙谪戍以充之”。公元前217年又迁三万家于北河（今河套乌加河）榆中地区。这两次大规模移民戍边，将农耕区的北界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不久，爆发了秦末农民起义，秦朝灭亡，戍边者乘机逃回，匈奴渡河而南，与中原王朝以战国以来的故塞为界。至汉武帝时期，农牧界线又向北移动。

——摘编自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