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俾斯麦担任宰相期间，德意志帝国实行均势外交，缔结了以下主要条约（见表）。1890年，德皇威廉二世将俾斯麦解职，并拒签再保险条约，德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 时间 | 名称 | 参加国 | 内容简介 |
| 1873年 | 三皇同盟条约 | 德、俄、奥 | 如果遇到有第三国侵略危及欧洲和平时，三国应该立即商讨共同的行动方针。 |
| 1879年 | 德奥同盟条约 | 德、奥 | 缔约国一方遭到俄国的进攻，他方应以全部兵力援助，并不得单独媾和；一方遭到第三国（指法国）进攻，他方应采取善意的中立。 |
| 1887年 | 地中海协定 | 英、奥、意 | 在俾斯麦的推动下，三国共同维持近东现状，保护黑海海峡和确认土耳其对保加利亚及小亚细亚的宗主权，共同抵制俄国影响在土耳其的增长。 |
| 1887年 | 再保险条约（相对于德奥同盟条约） | 德、俄 | 缔约国一方如与第三国（法国和交战时，另一方应保持善意的中立，德国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占优势的合法性。 |
——摘编自姜爰晟《卑斯麦外交模式及其启示》
材料二 德国要成为世界政治大国！这句话本身就足以引起欧洲和世界的震动。亨利·基辛格博士有句名言：“至少300年来，德国的地位问题一直是欧洲稳定的关键所在”。自从1871年俾斯麦通过铁血政策统一德国后，德国就没让欧洲和世界歇心过。这个能量特别巨大的民族，表面严肃但内心却蕴藏着炙热的欲望岩浆，他们不甘平庸的行为，希望“要么不干，要干就要杰出”，结果却是“要么像圣人，要么像魔鬼”。
——摘编自孙恪勤《德国，走向政治大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德意志帝国均势外交的特点，并指出1890年后德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德国谋求世界政治大国的目标能否实现，并简要说明理由。
材料一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西汉）贾谊《论积贮疏》
材料二 秦汉时期的常平仓制度，就是通过国家收购和销售粮食来发挥储备的调节功能，稳定粮食价格、保护农民利益，与现在中央储备粮的功能类似。魏晋隋唐时期的义仓制度，就是民众主导经营，发动社会基层力量，鼓励全民储备，弥补了国家粮食储备布局和结构上的不足。宋元时期社仓制度，则是在自愿原则下，粮食储备民有、民办、民管，国家只适度监管，进一步弥补了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和数量的不足。而明清时期的预备仓制度，则是由政府出资，以备荒救灾、稳定粮价为目的，粮权归国家，管理由民间负责，政府只派官员对其经营进行稽核巡查。
——张中《中国粮食仓储的历史与展望》
材料三 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
——《毛泽东就农业机械化问题致刘少奇的信》1966年3月12日
(1)根据材料一，概括贾谊的粮食安全观并分析这些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概括我国古代粮食储备措施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说明我国备战备荒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并分析这一政策的影响。
古代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也是一个史学强国。历史学是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主要路径，重视历史，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必须重视史学探究。
材料一《北史·柳虬传》中有言：“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历代史家皆认为“纪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之千载”。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龚自珍把“去史”看作是“亡国”的先声，告诉人们“史亡国必亡”的深刻道理。
—摘编自杨共乐《中国传统史学是一门治国之学——以古代中西史学比较为视角》
材料二 1902年梁启超《新史学》的发表，标志着20世纪初新史学的初步建立。此文开篇，即对传统史学猛烈批判，将传统史学的弊病归结为“四蔽”：“一日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日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日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但同时，梁启超也认为：“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春秋立三世之义，以明往古来今天地万物递变递进之理，为孔子范围万世之精意。”“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摘编自徐国利《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及历史解释学的阐释——以20世纪初梁启超和章太炎的新史学为中心》
材料三 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批评清代考据学未竞全功。翦伯赞认为清代学者的考据学完全拘束在文献材料之中，以文献考证文献。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只是史学方法进化中的一个阶段。“假如把史学方法比作镜子，则乾嘉学派的方法是铜镜，逻辑学的方法是玻璃镜，而科学史观则是X光线”。范文澜也说：“甲骨钟鼎，经传诸子，史书地志，小说笔记，哲学宗教，诗文考证，歌谣戏曲，凡此种种，无不属于历史的研究范围之内……要了解中国历史比较近真的情况，却又必须这广泛纷乱的大堆史料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统文献的发掘利用与实证派学者呈现出明显差异，记载、反映社会经济和下层民众的史料文献被置于中心地位。
—摘编自陈峰《传统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新史学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3)根据材料三，简析“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种新的范式”。
材料一 把饮食与政治联系起来，是中国古代独特的饮食理念。自古认为治理国家与饮食烹饪的原理是相通的，《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不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周礼》以“冢（大）宰”为百官之长。因为“宰”有调和膳羞之意，而官长需要具备厨师“调和”五味那样的本领，故“宰”成为官吏的通称。饮食与政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为官者与民众在饮食上的差别，为官者称“肉食者”平民称“蔬食者”、“藿食者”。
——摘编自黎虎《略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餐馆、西式饭店在中国通商口岸大量出现，用最具体形象和可见、可尝的形式传播了西方饮食文化。同时，一些来华的外交使节、商人等也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的食物原料、菜点及其制法、饮食习俗等。1851—1911年期间的历次世博会上都有中国的茶叶和饮食餐具——瓷器的展示。西方传教士翻译的《保全生命论》《化学卫生论》等书籍，向中国介绍西方营养学、卫生学知识，在当时影响广泛。清末，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明确设立“家事”课，一般都有营养学的内容。1909年，美国基督教会出版的《造洋饭书》介绍了267个西餐菜点成品或半成品的用料及制法。西方国家还将面包、罐头、啤酒等工业食品及其机器、设备和技术输入中国，对中国食品工业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摘编自杜莉《古代中西方饮食文化交流的特色及成因探讨》
（1）依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饮食文化中体现出的治国原理与政治特点。（2）依据材料二，概括近代中西方饮食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工业革命焕发 出的巨大生产力,不仅使英国走进了富裕的现代社会，而且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妇女而言,工业革命使妇女以自由、独立的身份进入社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将以前从未离开过家庭的妇女从这狭小的天地中解脱了出来。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提高了英国妇女的地位，为她们争取真正的男女平等奠定了坚如磐石的基础。英国妇女地位的实质性提高,是以她们作为个人直接参加广泛的社会劳动为前提的。大工业也扩大了女工的活动范围与社会圈子,锻炼了她们各方面的能力，增加了她们的阅历,开阔了她们的政治眼界,从而使她们大有收益。
——以上材料摘编自尹丽曼《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材料二 18 世纪下半叶,韦奇伍德在其制陶厂首创原始的计时系统,即用打铃召集工人。根据韦奇伍德的指示,早晨5:45 打铃起床,准备,上班;8:30打铃吃早餐;9:00打铃.上班。如此循环,直到天黑看不见干活才打铃下班。整个工厂分为若干个车间....每个车间的工人只负责自己的事务和生产工序,所有工人均依据其从事不同工种分配在不同车间。共雇佣278名工..为监督工人守时，韦奇伍德还专门雇佣一名监工，工人进厂后,监工为工人分配任务,对那些准时上班者给予鼓励....对于那些超过预定时间的迟到者，则给予提醒,如果屡次迟到并累计到一定次数,将予以停发工资。
——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工厂制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指出工业革命后英国妇女地位变化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工厂制的特点。
材料一 “大一统”是对理想中的以“天子”为核心的“天下”秩序的高度概括。“大一统”观念是在中国传统天下观和服事制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主导着中华大地的人群从分散走向凝聚，不断壮大，“滚雪球”一样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主导着疆域从分裂走向统一，“中国”一词，也由最初指称狭小的“王畿”，秦汉以后指称以“郡县”代称的中原地区，也像“滚雪球”一样拓展，最终在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成了多民族国家一清朝的代称。可以说，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的所有政权和人群对“大一统”理想的持续追求主导着中华大地的历史分分合合、人群不断凝聚、疆域持续凝聚拓展，为清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为中国最终由传统王朝国家发展为近现代主权国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材料二 秦朝以来，“天子（皇帝）”成为“大一统”天下秩序的权力核心。废分封立郡县的举措使“中国”（中原地区）有了凝聚为一体的趋势，不仅使“中国”成为“大一统”观念具体实践的核心区域，而且拥有“中国”并继承和发展“大一统”政治秩序成为评价后世王朝是否为“正统”的基础标准。“大一统”观念诞生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族群中是学界普遍的认识，其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高度评价。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秦、汉、隋、唐、明等为代表的农耕王朝的“大一统”观念依然具有局限性，清朝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曾经对前代的治理思想和实践做过如下评价：“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雍正皇帝可谓点出了农耕王朝“大一统”观念共有的显著弊端，这或许也是北魏、辽、金、元、清等非农耕王朝之所以持续推动多民族国家中国不断发展并最终底定于清代的深层次原因。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大龙《农耕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多民族国家中国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特点与局限。
7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唐初根据“善”和“最”的综合考察把官员考核结果分为三等九级。所谓“善”主要是指人的品德，如工作态度、工作责任感等。所谓“最”主要是对官员的任职才能和工作成绩的要求。
唐代外考的考核流程是由官员上级初步考核，包括述职、定等、校定、上报，由中央机关吏部考功司复审，考功司作为考核的法定机构，拥有一支非常专业的考核队伍。复审时，由校考使、监考使负责审核监督，之后，公布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可提请复审。所有参加考核的官员，考核成绩在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考核成绩为中中的，俸禄不加不减；考在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私罪下中以下，公罪下下，解除官职，停发当年俸禄，追还任命书。
——摘编自田群艳《唐代官吏考课制度述评与借鉴意义》
材料二 张居正恢复和健全了以六科控制部、院，以部、院控制地方巡抚的旧制，再创制了内阁控制六科的做法。他设置了三本账簿，要求各科的账簿，上半年、下半年各清理一次，查核簿内的事情有无拖延。对各级官员进行考核，做到了“月有考，岁有稽”。除了定期考核外，有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特别考察即闰察。他还依省区分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可以随时对不称职的官吏提出弹劾，对于有政绩的官员，可以为其奏功。
——摘编自蒋长芳《张居正的考成法及其在改革中的作用》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官员考核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其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概括张居正考成法中加强官吏考核的措施，结合所学分析考成法取得显著成效的原因。
材料一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财政经济极为困难。旧社会留下的畸形发展的投机资本在新解放城市继续兴风作浪，加剧物价上涨。“银元之战”确保了人民币的法定地位后，针对投机资本家大量囤积粮、棉、煤等再次掀起物价风潮，人民政府在全国集中调用相关物资，在涨价最猛的11月25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统一敞开抛售，物价迅速下跌。同时收紧银根，投机商因资金周转失灵而纷纷破产。国营经济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当年全国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同时随着整顿税收、推销公债等措施的实行，全国物价进一步回落并趋于平稳。
——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2021年版）
材料二 国民党政府曾利用官僚资本垄断国家的经济。这种官僚资本不但奴役人民而且也窒息私营经济的发展，应该将它没收。现在整个工业中有一半是属于私人经营的，它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对于私人资本采取限制政策，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要鼓励它经营，对有害的则要禁止。
——摘自周恩来《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1949年12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建国之初稳定物价措施的特点及经济意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新中国建国之初对于资本的经济政策。
材料一 秦朝之法源于先秦商鞅变法，而商鞅变法的依据则为李悝的《法经》，后改法为“律”，后世便以“律”为法治之名。秦朝的律并不仅仅指刑律，还包括很多行政中应用的各种规章，如：农业管理有《田律》，市场管理有《市律》，货币及财务有《金布律》，等等。秦朝的律法中有大量的律条是维护中央集权制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很少会从臣民角度考虑律法的合理性。在律法的具体实施方面，秦朝特别重视臣民对律法的了解，统治者认为只有臣民都明确地知晓法律具体条文，才能使他们有法可遵。所以秦朝的各法律条令都会向民众公布。秦朝的法律非常严酷，民众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之中。
——摘编自徐岩《浅析秦朝政治制度对现代政治制度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西汉初年，陆贾建议汉高祖刘邦效法商汤、周武王“逆取”“顺守”，“文武并用”，实行“仁义”。文和武，也就是德和刑的两手，其各具用途，必须并重，使相济为用。汉初黄老思想虽对秦代的专任刑罚持严格的批判态度，但并不否认法律的重要性，也强调“明具法信”“进退循法”。黄老学说提出“刑不厌轻”“罚不患薄”，这与秦代重刑学说有天壤之别。这种思想立足于道家的无为，却和儒家的仁政观点有很多相通之处。从汉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到惠帝、高后时的“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及文帝、景帝各代的“除肉刑”等，就立法者意愿来说，都是要改变秦代暴政，要求宽减刑罚。
——摘编自田大治《论汉代的德主刑辅制度》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朝法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西汉初年的法治思想主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法治对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第一次大规模的归国潮，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新旧政权更替，大批留学生因此归国。在这个时期归国的留学生，从政的人数比较多，首届南京政府临时内阁18人中，留学生有15人。只有历届北洋政府内阁和南京政府内阁中，留学身份的成员都不低于50%。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归国潮。“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的全民抗战，召唤着海外游子共赴国难。抗战前夕，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约有1万人，其中约60%分布在日本，而自“七七事变”到1937年9月，留日学生归国人数近4000人。第三次归国大潮，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其中不少是从美国、欧洲归来的知名专家学者。1949-1956年间，中国海外留学生归国人数超过1500人，其中自美国归来的留学生超过1000人。
——摘编自郭霞《留学的世纪回眸》
材料二 近代中国留学教育有一条突出的主线——爱国主义，站在国破家亡的边缘，近代中国留学生背负了救国救民的责任，他们立于国家的需求、社会的需求，选择学习的内容。国家需要技术，他们便学习机械、驾驶；国家需要改革，他们便学习先进制度；国家需要改造国民性，他们便学习思想，近代中国留学生成为了当时社会中最具爱国主义思想的群体。
——摘编自陈一鸣《近代中国留学教育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三次留学人员归国潮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留学人员归国的原因和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