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说：“士必悫（què，恭谨）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告诫人们：“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宋代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东汉思想家王符著《潜夫论》，广论古今，提出选拔人才一定要“不弃疏远，不轻幼贱，又参而任之”。李世民出身于关陇地主集团，但贞观年间居相位者25人，非关陇集团占18人。李世民曾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只有放宽眼界，才能得到较为理想的人才。

——摘编自韩丹、钟素芬《中国古代人才观探析》

材料二   与古代传统的人才观相比，洋务派更加倾向于在“西学”中，而不是在“经史”中寻找治世的实用知识和本领。早期维新派如冯桂芬、王韬等人，认为西方的实用技艺之学较之传统的经史之学是中国更急需的知识。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梁等维新派人士拓宽了人才视野，如梁启超在撰成的《新民说》中，将“新民”应具备的素质概括为18种之多，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尽性主义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等。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建立中华民国后，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需要的是具有民主共和精神与健全人格的新型人才，并确立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摘编自祝彦《中国近代早期思想家的人才观》

材料   1935-1948年国家资本与民营资本航运企业实力对照表（指数：1935年吨位=100）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

材料15世纪末开始，葡萄牙要求在印度洋航行的所有船只必须携带果阿总督或各地要塞的行政长官颁发的通行证，并就船只所载商品缴纳税款。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该公司有权以荷兰联省议会约名义，在东印度建设要塞、任命总督、招募士兵，以及和当地统治者签署条约。

1603年2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支船队在马六甲海峡“捕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并将船上货物进行拍卖，获得巨额利润。这引起了当时法律上的争论。格劳秀斯受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托，撰写了《论捕获法》，论证这一捕获行为是“正义战争”。《论捕获法》分为三篇：第一篇，讨论的是自然法与万民法上战争的意义、交战权及捕获权；第二篇，叙述了荷兰自1596年以来受到的葡萄牙的虐待，以致两国间开启战端的理由等；第三篇，引用了查士丁尼法律汇编中宣布的“海洋是人类共有的自然权利原则”，论证荷兰东印度公司有与印度诸岛通商的权利，葡萄牙禁止这种和平的交通没有正当理由。两个世纪以后，公海自由的原则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1625年，格劳秀斯又撰写了《战争与和平法》。该著作对《论捕获法》中的一些概念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提供了处理国际关系的法律根据，很快赢得当时欧洲各国普遍欢迎。

——摘编自章永乐《格劳秀斯、荷兰殖民帝国与国际法史书写的主体性问题》等

材料一   明中后期杰出来学家的研究实践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1930年3月始，红四军先后攻战多处县城。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革命经验教条化的影响，红军一度将城市的店查封、没收，造成居民生活的不便。5月4日，毛泽东来到寻乌县城，一连进行了十天的详细考察，掌握了大量该县物产、价格、土地占有情况、阶级结构等第一手材料。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物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科学论断，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摘编自李捷等主编《毛泽东著作辞典》

材料三   为了引进技术和项目，1977年开始党和政府陆续派高层领导人出国考察美国、日本、欧洲。1978年4月底，邓小平同即将出访欧洲五国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等人谈话，要求他们在访问时广泛接触、深入调查和研究一些问题，了解现代化工业发展的水平，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学回来。访欧代表团在归国后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报告中写道：“我们现在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

——摘编自刘艳《出境考察与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研究综述》

材料一   中世纪的英国，仲裁在各类商业活动及其他纠纷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1563年英国《劳工法令》规定，治安法官或地方官员可通过调解、仲裁或诉讼审理等手段来解决劳资纠纷。1698年，英国颁布第一部《仲裁法》。1854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包含大量仲裁条款的《普通法程序法案》。19世纪之后，劳资争议发生后，一般是双方各自指定数目相等的仲裁人组成仲裁委员会来解决纠纷。当这些争议通过仲裁成功化解，或当争议无法化解而导致劳资冲突爆发时，仲裁委员会的使命就宣告结束。詹姆斯·杰斐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仲裁并不能成功地消除雇主和劳工之间的权力鸿沟，相反却加剧了权力的不对称性。”

——摘编自刘金源《近代英国劳资争议仲裁制的兴起》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了重塑政府的改革运动，将一些公共服务重新下放或返还给公民社会组织。莱斯特·萨拉蒙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着一次‘全球结社革命’，即在市场和国家的领域之外有组织的公民行动在蓬勃兴起。”法国公民社会组织在1987年就建立了54000个，而20世纪60年代每年只成立11000个。据最新估计，英国有公民社会组织275000个，其收入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5%。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联合调查显示，73%的公民社会组织有政策倡导行为，59%的公民社会组织开展过游说活动。

——摘编自齐久恒《近代西方公民社会组织的历史嬗变——基于四个阶段实践特征的镜像透视》

材料一   宋代官印一曰“宝”，专称君主玺印，用玉或金；二曰“印”，是各官署、官员用印，三省、枢密院用银，六部以下用铜；三曰“记”或“朱记己”，用铜，尺寸略小于“印”，地方职司、诸军将校等使用。“寺观及士庶之家所用私记，今后并方一寸，雕木为文，不得私铸”。“文书有印，以示信防奸，给毁悉经省部，具有条制”。发送给其他机构的“行移文字”“若官文书脱误者，咨长官改正，其事理要切处皆用印”；中央重要部门的日常文书会专门委派官吏负责“对读印押”“点对印押”。

——摘编自邓小南《宋史研究诸层面》

材料二   “洪武十五年（1382年），始置文书半印勘合。”其制：“以簿册空纸之半，而编字号，用内府关防印识之，右之半在册，左半纸册付天下布政使、都指挥使司及提刑按察司。所司以册合其号，印文相同，则行之，谓之半印勘合，以防欺弊。”“凡诸司印信，铸印局专管铸造，如有刑削，则换给之。凡在外文移到京，悉送该局，辨其真伪。”明代文书行移勘合在军队和边远地区有行移勘合、军事勘合、调军勘合、出关勘合、宗藩勘合、通贡勘合、外国勘合等等。

——摘编自黄才庚《明代文书行移勘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