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决狱又称“经义折狱”或“引经决狱”，是遇疑难案件依据从《春秋》等儒家经典中抽象出的法律原则进行决断的审判方式和制度。在汉武帝“尊崇儒术”的背景下，由中央司法机关廷尉处理疑难案件时率先采用并逐步盛行并制度化。春秋决狱作为一种审判方式和制度得以产生和长期存在，是因为它能妥善处理司法中的疑难案件，能对中国古代法律的漏洞和偏颇起到补阙和纠偏的作用，它既是中国古代的司法衡平机制，又是法律缺陷的修补机制。
——摘编自吕志兴《春秋决狱与中国古代法制的真实关系》
材料二 唐代中央政府的司法机构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个机关组成，地方的司法工作由州县的行政长官兼任。唐代司法的一般程序分为起诉、审判、复审、执行四个阶段。从法律上建立了比较完整、严密的司法制度，其中规定的诬告罪、法官审判责任制、御史台官员监督参与司法、会审制度、上诉制度、复审制度、死刑复核复奏制度等，都起到了慎刑的作用。唐代司法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实行公开的不平等。皇亲国戚、官员犯法，有上议、上请、官当等特殊规定，从而保障封建的等级特权。
——摘编自冯辉《唐代司法制度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汉实行“春秋决狱”的原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司法的特点。
材料一 洋务运动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绝非偶然，是和当时世界近代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的。其时，欧美各国都在进行近代化运动。近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发展科学技术，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面对这股近代化运动潮流的不断冲击，中国各阶级各阶层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都表示欢迎（顽固派除外）。鸦片战争的实践使林则徐认识到了解西方之重要；鸦片战争的失败又深深地刺激了有良心、有见识的士大夫们，他们沉痛地检讨了中国贫弱失败的原因，并大声疾呼要睁眼看世界，“知彼虚实，然后徐图制夷之策”。
——摘编自王延涛《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洋务运动》
材料二 洋务派认识到以机器生产为核心的近代工业是富国强兵的根本，他们将军事工业的革新看成是首要的突破点。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一大批大型近代军事工业相继问世。这样，中国开始有了近代工业大生产方式，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要了解外国，向外国学习，必须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为培养新式洋务人才，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批“西文”“西艺”学堂。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不断传入，人们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衣食住行和风俗习惯也随之发生改变。在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认识到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必须发展民族经济，与洋人“商战”“争利”。
——摘编自汪军《简析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洋务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其目的。(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我国从有文字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阅读系统。这个阅读系统以科举入仕系统中的士大夫阶层为主体，在阅读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导（如《四书五经》），遵照特定的阅读秩序和行为规范进行阅读。通过阅读，能将所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小到能作为谋生的本领，大到能够治国、平天下。所以读书人应该阅读有用的东西，“读以致用”。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阅读文化和传统，深刻影响着人们安身立命、做人处世、理想抱负的方方面面。
——摘编自许欢《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
材料二 耕读模式是由两个行为组成，也是由两个阶层实践，因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自上而下的，士大夫不以耕种为耻，读书之余经营农业；二是自下而上的，农民不以读书为无用、不可能，耕作之余亲自或督导子弟读书。在文化普及、科举制发展的背景下，宋代社会中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耕读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遍及农家的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表明耕读文化普及和深入人心的程度。
——摘编自程民生《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传统阅读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阐述宋代的“耕读文化”。
材料一1750年英国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1851年增加到5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时，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7个，移民人数约1790万人。这时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型纺织和钢铁工业，海外贸易和服务业的急速扩张,铁路的延伸等，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和休闲城镇层出不穷。英国的近代城市化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又是处在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20世纪中后期，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这里的“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而是指大城市中心人口过度聚集，开始逐步向城市周边迁移，同时城市中心的部分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向周围蔓延扩散。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发展，城市周围农村地区发展迅速，而城市中心出现了衰退趋势。
——摘编自曹立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研究》
材料三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同时，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摘编自《百年党史》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城市化的特点和原因。(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逆城市化现象出现的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治理的经验。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国家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唯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观念。1837年后，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西学传入对中国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西方文化态度的转变及原因。
材料一 1949年6月，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他在文中明确指出，历史经验表明，未来的中国在外交方面只能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方针，新中国争取国际承认，争取国际支持，只能面向社会主义国家，其他道路是没有的。
——摘编自于洪君《新中国是如何“另起炉灶”搞外交的》
材料二 自美国总统尼克松成功访华以来，包括美国总统福特、美国国务卿万斯等多名美国高官也顺利访华，美国政府一再邀请中国领导人访美，然而由于中美没有建交，“台湾当局”在华盛顿依然保有官方的外交机构，中国政府拒绝了美方的邀请。经过中美双方多年的努力，美台断交，中美建交，这为中国领导人访美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受邀访美，成为第一位正式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中美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中美建交改变了过去双方相对隐秘的交往方式，中美之间在政治、经贸、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展开了全面合作，中美关系得到全面发展。
——摘编自向东洋《论1972到1982年的中美关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在外交上只能实行“一边倒”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美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的影响。
材料一 汉武帝北伐匈奴后，收复河套地区，筑朔方城，置朔方、五原郡；开河西，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郡；修长城、设置完善的由塞、障、亭、燧组成的边防体系，这些管辖机构及边防体系的设置，既有利于抗击匈奴，也有利于加强对新拓地的治理。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汉设属国都尉保卫其安全，协调其与周围居民的关系。属国吸收了不少匈奴原来的官员到各机构担任武官职务，并保留其原有封号。汉武帝从大一统大局出发，以和亲、谈判、派使者出访、置属国等有效灵活的措施，使“拓边”和“固疆”有地的结合在一起；汉武帝时的官方移民，不仅有移向边地的汉族，也有移入汉地的少数民族，各民族共同生产，共同生活。
——摘编自尼安木、王玉功《论汉武帝的疆域政策》
材料二 从元光二年（前133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共动用了100多万的兵力，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彻底扭转了自汉初以来的不利局势，基本上确定了汉对匈奴的绝对优势。在打击匈奴的过程中，为寻找可以联合的力量，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寻找大月氏。在这一过程中，汉朝第一次得知了有关西域的情况。带着联合乌孙对抗匈奴的使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与西域的联系。汉武帝不仅将农业生产方式推广到当时可以认知的世界之极限，而且募集、迁徙一些受灾的贫民去开发这些新土地，大批因各种原因失去土地的农民暂时获得了生计，缓解了紧张的社会矛盾。但汉武帝开疆拓土的举动历来饱受非议，历代儒士普遍认为对外战争使得“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以至于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
——摘编自徐彦峰《自然灾害背景下汉武帝开疆拓土再审视》
(1)根据材料一，列举汉武帝疆域政策的内容。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对汉王朝与匈奴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恭亲王奕䜣为代表的朝廷势力和地方实力派的汉族士绅都认识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逐渐改变了对西方的政策，采取了现实的“承认主义”，迈出了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步。清朝的传统政治结构存在着对社会变革的容纳能力不足和不能有效地发挥现代化领导力量，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在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的启动方面存在问题，导致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起步缓慢，军工企业、民用企业很难走上真正的现代化之路：清朝取消“策问”考试，严重阻碍了知识分子知识的增长、精神的独立。“中国吃大亏的重要原因是固有文化有很强的排他性，它也吸收外来文化……但是已经固化为社会制度的三纲六纪，外来文化只能融化在这个大框架下，成为添绿加彩的枝叶”。
——摘编自余海翔《浅谈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材料二 通过“拿来主义”美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美国是由英国的殖民地发展而来的，有了可供效仿的对象，更有殖民时期形成的一定的工业基础。独立战争后，政治上的独立只是在束缚其发展的链条上打开了薄弱的一环，英国不允许殖民地拥有自己的经济，于是经济独立的革命呼之欲出。美国是在不断探寻合群生活的道路上成长起来的，形成勇于探索乐于接受一般事实的平实态度。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意一生从事一种工作，当人不可能被专业化时，机器的专业化就成为时代所需，这就是惠特尼“通用制”通过“拿来主义”取得成功的原因。因为工业革命的开展，美国抓住时机大量“拿来”移民和资本，经济的发展迫切地需要法律的调节，新的法律体制取材于英国的传统法律，并注入了新的内容，使之与新社会相适应。一个国家或民族想要发展，不妨学学美国的“拿来主义”。
——摘编自王莹《美国的“拿来主义”与早期工业革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派“承认主义”的特点和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与洋务派的“承认主义”相比，指出美国“拿来主义”所具备的优势，并简要分析其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长期战争造成国家的极度贫困，在制定"一五"计划时，建设工业强国的问题理所当然被提上议事日程。从当时的国情来看，旧中国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极端落后，在国际交往中受制于人；在被资本主义严密封锁的环境中，农业、轻工业也难以发展。当时百废待兴，用于五年计划建设的有限财力，如果平均使用，可能一事无成。为了对付战争威胁，也需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中共中央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
——摘编自杨近平《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五年计划和规划的历史启示》
材料二 1978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转入了全面发展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唤起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在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背景和在农工产业均衡发展和卖方市场的双重推动下，带来了我国工业化道路的转变。1978年至1996年，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两番。
——摘编自刘欣《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初期推动我国工业化道路转轨的因素。
材料一 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传统的上层最富有阶级和下层最贫穷阶级相对缩小，而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阶层却不断扩大，中产阶级日益成为美国的主流社会阶层。社会分层的轴心逐渐由过去以资产为特征。转化为以职业为特征。1970 年，美国白领人数与蓝领工人的比例为5:4，1980 年，美国白领已占劳动力市场的50%以上。同时，以科技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具有高学历的白领雇员、一部分蓝领雇员以及政府文官等为主体结构的中产阶级群体逐渐形成。
——摘编自石庆环《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结构变迁及其特征)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人数与规模有所萎缩。在英国，20世纪90年代滑落到社会底层的中产人士约有380万人。约占中产阶层总数的14%。同时，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加剧，1974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而到了2007年，这个比例已经扩大到23. 5%。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也使中产阶级的生活极不稳定。在美国，1981- 1984年，《财富》杂志前500强企业共裁掉了300 万份工作，1989年的48.5万失业者中，有65%是管理者、专业人士和办公室职员，20世纪90年代初，大企业的雇佣率从1970年的21%下降到10%。
——摘编自沈瑞英《西方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中产阶级出现困境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