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浮田和民（1859-1946）在《史学通论》中讨论史学的定义，引用了汉密尔顿、黑格尔等学者的观点。他给史学所下定义时说：“史学者，考究人类进化次序之学也。”“历史之特质，在于其事实之变迁进化非孤单独立，而前后相连络也，在于其能生发事实也。”美国史学家汉密尔顿说：“历史者，记时间的连续次第之现象者也。”浮田氏认为“此说未当”，因为“历史不但记时间之现象，并记空间之现象也。”他还指出“亚细亚者，文明起源之地也”；“欧罗巴者，文明之发达地也。”“苟无亚，何有欧？今欧人忘却亚人之恩，而反讪谤亚人……此言也，无理甚矣”。
——摘编自尚小明：《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材料二 在20世纪20年代，有些人推行一种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用他们的话来讲，是要把线装书统统扔到茅厕里去。陈垣奋起抵制，他发表《元西域人华化考》，用以批驳那些民族文化虚无的论调。陈垣提倡要奋起直追，发展中国的民族文化，把汉学中心从巴黎夺回北京，也得到曾大力主张西化的胡适、傅斯年的响应。抗日战争时期，陈垣更是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诸书，表彰中国历史上的忠臣义士，高扬抗日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激情，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军民的抗日斗志。
——摘编自周少川：《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史学通论》体现的史学研究特点；结合材料一、二，归纳近代亚洲史学研究的共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陈垣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材料一 “任何主义者，我们以为，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
——摘编自黄日葵、李大钊等《北京同人提案》(1922年夏)
材料二 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原则，为我党中央所提出的真实政策，已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 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摘编自邓小平《党与抗日民主政权》 (1941年4月15日)
材料三 党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党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摘编自《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共产党在1922~1927 年为建立“联合的战线”所做出的努力。(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日民主政权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我国从有文字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阅读系统。这个阅读系统以科举入仕系统中的士大夫阶层为主体，在阅读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导（如《四书五经》），遵照特定的阅读秩序和行为规范进行阅读。通过阅读，能将所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小到能作为谋生的本领，大到能够治国、平天下。所以读书人应该阅读有用的东西，“读以致用”。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阅读文化和传统，深刻影响着人们安身立命、做人处世、理想抱负的方方面面。
——摘编自许欢《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
材料二 耕读模式是由两个行为组成，也是由两个阶层实践，因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自上而下的，士大夫不以耕种为耻，读书之余经营农业；二是自下而上的，农民不以读书为无用、不可能，耕作之余亲自或督导子弟读书。在文化普及、科举制发展的背景下，宋代社会中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耕读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遍及农家的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表明耕读文化普及和深入人心的程度。
——摘编自程民生《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传统阅读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阐述宋代的“耕读文化”。
| 时期 | 大运河的开凿与改造 |
隋 | 结束长期分裂割据后，为加强对南方的统治，隋炀帝从洛阳开凿南通余杭、 北抵涿郡的南北大运河，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文明连接为一个整体。 |
唐 | 唐王朝建都长安，当时的长安城有百万人口，更需要大运河为其漕运服务，唐朝开伊娄河、广济渠工程，又一次开启了具有“天下”格局的“中国共同 体”。 |
| 北宋 | 运河交汇之地开封为都城，北宋进一步开凿新河，疏浚旧河道，开创了漕 运的鼎盛时期。 |
元 | 改造运河，使大运河从北京开始由河北入山东经江苏直达浙江杭州，大大 缩短了航程，并把钱塘江、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这六大水系一 脉贯穿，“中国共同体”得以强化。 |
| 清 | 清王朝继承元明两代的治河成果。康熙平定三藩之后，六次“南巡”都为黄 河、运河而来。 |
——摘编自翁淮南《大运河：千年流动的文化血脉》
(1)根据材料概括隋唐以来大运河开凿与改造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大运河修建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1 2 3
4 5
1．秦军铜戈（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出土）：2，秦代铁铤铜镞（广西象州运江河岸出土）；3.4.5．秦半两铜钱（广西象州运江河岸出土）
材料二据考古发现，广西的汉墓仅合浦一地就达上万座，经过科学发掘的两汉墓达上千座。1971年发掘的合浦县望牛岭西汉晚期木椁墓，是广西第一次发现的墓室巨大、结构复杂，有大量随葬品的西汉木椁墓，该墓出土五铢钱多达200枚、金饼2件。在合浦各地挖掘的汉墓中都发现不少汉代的钱币，其中在合浦爆竹厂一座西汉晚期墓出土汉代五铢钱达800多枚，合浦盐堆的一座西汉晚期墓出土五铢钱则达七八千枚之多。此外，在汉代A浦郡范围内的贵港市，1954年至1955年5月，共发现了129座汉墓，其中发现西汉五铼铜钱325枚，东汉钱币2190枚。
——摘编自广西钱币学会编《广西历史货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材料一出土文物的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括广西发现的汉墓的特点，并据此推测当时的社会状况。
材料一 欧洲中世纪城市市场的典型形态，是行会控制下的市场，在组织其成员争取自治权与封建领主的交涉和斗争中，行会成为城市市场的主导力量。为了保证市民的共同利益，必须制定各种制度来防止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竞争，严格约束同行之间的经济行为和活动。使作为同行成员的小生产者之间具有均等的生产条件和营业机会。它以行规的形式制定一系列以垄断、限制为目的的管理制度，有一整套检查监督、奖惩的措施和行为规范。所以西方中世纪的市场制度是市场行为主体之间的一种契约，其目的是用来约束自身的活动。这些行规世代相传，从而使西方中世纪的市场经济也带有一种习俗经济的性质。
——摘编自刘佛丁《中国和西欧传统市场制度之比较》
材料二 随着15世纪末新航线的发现，西欧开辟了新的商道，使世界上原来相互隔绝的地区联系了起来。于是西欧启动了市场国际化进程，特别是进入16世纪，市场国际化程度继续深入，西欧对外贸易范围不断扩大彼此之间商品具有了一定的依存度。西欧对利润无限制的追求，推动着商人们不断进行市场分工，并且大力拓展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商人们开始了国际化，与国外客户进行广泛的贸易。西欧主要对一些奢侈品及贵金属存在着较大的需求，而这些产品大部分来自欧洲以外的地区。……从15世纪起，西欧市场越来越多，一些大的集市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安特卫普。安特卫普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借助外力而成为的世界首府。
——摘编自魏跃军《15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西欧市场的国际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欧中世纪城市市场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15、16世纪西欧市场国际化的表现并分析其产生的主要背景。
材料一 隋唐时期，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音乐文化，燕乐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它标志着歌舞音乐发展的一个高峰。除燕乐外，当时流行的曲子填写的词成了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当时盛行的歌舞戏为宋代杂剧与南戏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当时通行的变文，正是后世词话与宝卷一类说唱的直系祖先。唐朝设立了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统领各色音乐，总数达数万人。隋初郑译的八十四调理论和后来燕乐二十八调的产生，以及对通向十二平均律的探索，表明这个时期乐律理论上的成就。
——摘编自张小梅《唐代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史专题研究》
材料二 唐燕乐传入日本后，经过平安朝的乐制改革，把它分为管弦与舞乐两种形式。舞乐以舞为主，有器乐伴奏，而管弦则是单纯的器乐演奏。日本雅乐序、破、急的基本结构来自燕乐大曲。燕乐大曲的散序是自由节奏，速度也不固定，中序是歌唱部分，破的节奏不规则，速度逐渐加快。而日本雅乐的结构已大为减缩，中间插有若干其他音乐段落，整体速度则呈现逐渐加快态势。根据唐代史料记载，《太平乐》的演出当时舞者约75人，同时还有140人合唱《太平歌》。日本乐书《体源抄》有如下记载：“古太平乐於唐土者，一百四十人等舞之，今於日本则不然，天安天皇时四十舞之，后三十人，今又不然。”
——摘编自张前《日本雅乐与唐代燕乐－日本史书、乐书相关资料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音乐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2)根据上述材料，概括与唐朝燕乐相比日本雅乐的不同之处。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文化互鉴的意义。
材料一 20世纪初，国家间的对立与竞争刺激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受洛克、亚当·斯密等人“建立工业学校、劳动学校”，卢梭“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装斯泰洛齐“从人的发展角度出发的劳作教育”等思想的影响，1905年前后，德国“职业学校之父”凯兴斯泰纳提出：“我们必须站得高一点去领悟职业教育，使公民不致消失在工人、学者、艺术家、虔诚的教徒、农夫之中……一个在任何职业中能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国家成功的人才是有用的国家公民”。为此，他倡导组建新的国家学校——劳作学校，将劳作活动作为独立的教学科目，大量减少读、写、算、文学语言等课程，尽量多地安排手工劳作课。学生边学理论知识边实际训练，逐步形成了德国学校与企业结合的“双元制”职业教育的雏形。
——据庞世俊《凯兴斯泰纳职业教育思想述评》
材料二 一战期间，倡导“教育救国”的黄炎培对美国等国进行了长达3年的教育考察。1917年回国后，他鉴于之前的实业教育“非教以农工商也，乃教其读农工商之书耳”，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他主张职业教育要为个人“谋生和服务社会”，以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通过中西文明的比较，他认为，“劳工神圣是吾人良心的主张”，于是“下决心为大多数贫民谋幸福”，倡导“把一乡村的改进，做全国改进的起点”。受其推动，民国初年职业教育走向了平民化。
——据钱民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职业教育思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凯兴斯泰纳职业教育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凯兴斯泰纳相比，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不同，并分析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