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失败时候起，中国社会便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便近代中国社会的“沉沦”。这是半个世纪前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种解说。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发表论文，提出近代中国不仅有“沉沦”，还有“上升”。……这种“沉沦”和“上升”是同时并存的。这是历史学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又一种解说。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历史是“沉沦”还是“上升”？》

材料一   宋朝的发展轨迹上，承载着晚唐五代以来太过沉重的历史教训。“祖宗之法”立意于防范“意外仓促之变”，以制度的平缓调适来保证政治的稳定。这一方针，有效杜绝了内部的重大变局，使得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通过兵变或所谓“禅让”等方式篡取中央政权而成功者，也没有发生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局面。防范纤悉的小心与牵制，一方面使这一朝代政治上步履蹒跚，因而难免“因循”之讥；另一方面，却也出于对“防弊”的重视，使其制度建设颇为细密，且调整更革不断，渗透出务实与创新的精神。

——摘编自邓小南《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政治变革》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祖制”特指“先皇制度”。具体而言，“祖制”是本朝开国皇帝以及先代皇帝构建的关于国家治理根本制度的规范体系，其内容涉及：国家权力分配与制衡、朝廷运行机制、重大事件决策、重要职官任免、朝贡外交以及对于特定群体的规制、对于特殊事件的处理等等。祖制的名称，各朝不一，有称“祖制”“祖训”“圣政”“圣训”也有称“本朝家法”“祖宗故事”“祖宗之法”等。历代的皇帝都十分重视祖制，将祖制作为一种原则，一种政治惯例，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与社会控制方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朱勇《“祖制”的法律解读》

材料   两伊战争（1980～1988年）之初，由于担心苏联乘机而入，美国表态“保持中立”，并申明愿与两伊改善关系，同时私下认为：“（它）对海湾地区的威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来巩固我们的安全地位。”因此，在战争之初美国便暗中扶植伊拉克，为其向美国购买军民“双重用途”的装备、技术提供便捷，以打击反美的伊朗政府。直到1982年3月，伊朗在战争中处于劣势时，美国与伊朗进行秘密接触，并默许伊朗通过第三国或美国的盟国获得武器及零配件。1982年4月，伊朗大举反攻，美国随后坚定了支持伊拉克的政策，并在“伊朗门事件"后得以加强。战争期间，双方竭力打击对方的经济目标，实行“经济消耗战"。据估计，战争中两伊共死亡约100万人，伤150万人，经济损失高达9000多亿美元，同时，在此过程中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得到巩固，历代统治者头痛的伊拉克国家构建和民族整合的难题也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战争结束后，两伊均未能实现自己初始的战争目标，并认识到武力并非输出革命的最佳途径。

“伊朗门事件”即1986年美国被曝以大批装备及有关伊拉克防御的军事情报换取在黎巴嫩真主党手中的美国人质获释。

——摘编自冀开运 李丽娟《美国与两伊战争关系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