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资治通鉴·唐纪十四》

材料二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讲到：“中国代表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就此处境艰难的新中国不仅成功打破了外交僵局，也让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成为普遍共识，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年瞬间——万隆会议与求同存异方针》

材料三   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

材料一　　在革命者队伍中，孙中山先生年轻时期就坚决与封建服饰断裂，1895年的广州起义，孙中山与其他革命者一起流亡日本，到达日本后剪掉一头长发，脱去长袍。在孙中山的影响策动下，革命者纷纷断发易服。民国政府建立后，出台了民国新服饰穿着要点，以体现平等博爱的三民主义为基础，学习西方服饰的简便原则，以西式服装为主。……早在清末新政时期立宪派就推行易服运动，但所易之服多为外货西装，导致利权外失，提倡土布西服，也不得要领，最后不了了之，惟中山装的出现，用土布也可以制得精美，使易服与提倡国货得以兼得，故政府大力推行国货中山装。

——摘编自勾爱玲、张朝阳《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服饰的演变》

材料二　　中山装不仅仅是一件衣服，还是中西文化交融的载体。西装贴身、干练的风格体现了个性的解放，其秉持的平等观念取代了封建等级观念，中山装移植了这种风格和精神，使人耳目一新。此外，标准中山装的前幅衬的结构工艺、袖子的造型及裁剪方法均与西装相同。中山装上三颗纽扣、五颗门襟钮等设计可以看出对于符合天数“三、五”的钟爱。中山装对襟的设计体现了华人礼服中特有的东方文化精神，以及对称均衡的审美意趣。

——摘编自罗义《身体·国家·认同：民国中山装的文化透视》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古代科技创新的密集期，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就。宋代在内侍省增设军器监，承担军事科学和武器的研发工作。元祐元年，苏颂受命召集输林院天文、太史等部门的技术人员，历时三年研制成水运仪象台。朝廷设置博学通艺等特科或通过地方举荐“奇才异行”，如李诫因在建筑学方面多有建树，被选为将作监，还奉救编修了《营造法式》。此外，朝廷还组织编撰了《开宝本草》《武经总要》等书籍，以整理已有成果。据《宋史》记载，宋代有27人获得科技奖励，或树碑立传，或加官进游；还将一些民间科技研究者列入“赐处士号”的序列，给予一定的国家补贴。以三大发明为代表的宋代的科技成就在向朝鲜、日本、阿拉伯传播的同时，还引进了阿拉伯数字和阿拉伯“土盘算法”以及“占城稻”等。

——摘编自刘尚希等《唐宋科技繁荣：政府行为与创新环境》等

材料二   1914年夏，一批留美学生认为“祖国之所以孱弱，莫过于科学不发达”，决意成立科学社，发行杂志，将“科学发明之效用于寻常事物而影响于国计民生者”，告诉“父老昆季”。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发刊词上“科学”与“民权”赫然并列。该刊首先改竖排为横排，并采用白话文，改变了中国传统出版物的形式。同年10月，科学社改组为中国科学社，由国内外各类科学学术团体联合组建，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学术团体。1924年，该社研制出中国首台无线电话机，打破了外国资本垄断中国通讯挂术的局面。上海“孤岛”期间，该社通过《科学》等媒介宣扬科学抗战报国。虽在广大社员的努力下，社务一直坚持，但从抗战伊始，中国科学事业不可避免地走向表落。

——摘编自《“科学救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

材料三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和优良传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体现。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创新领域，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新型举国体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摘编自邵鹏《深刻认识新型举国体制的重大时代意义》

材料一   秦代实施焚书禁学，使民间学术和教育活动受到沉重打击。汉代统治者从秦代禁止私学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民间学术活动是不能用简单禁止的手段加以控制的。控制思想意识只能通过引导的方法，关键要注重实质内容，无需在形式上过多计较。既然太学招生名额有限，地方官学一时也难以普及，那让人们自行求学和施教，只要教学内容符合封建专制统治的利益，又何苦不由其为呢？因此，汉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对私学采取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

——摘编自俞启定、施克灿《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

材料二   自《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传教士不断深入内地，教会学校也随之增加，教会教育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后，由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开办的企业增多，以及由外国控制的中国海关、邮局等机关急需人才，同时洋务派所办的企业也需要懂西学的人才，这就给教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教会学校向更高层次发展。1877年，在上海举行了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会上指出：“基督教传教士为何要努力培养在中国这场注定要出现的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能正确控制和指导，就会为基督教取得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光明大道。”

——摘编自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

材料三   1937年8月，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提出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新课程，实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1938年，毛泽东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并决定实现“改订学制”“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及“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等文化教育政策。1940年，毛泽东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中提道：“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两年时间内，边区增加了2万以上的非文盲。小学的学生数量由1937年的约2000人增加至1939年的20401人，增加了10倍以上。

——摘编自李斌、张应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教育工作方针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测算，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3位，比2012年上升26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这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29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材料一   法国在大革命后的近一个世纪内，君主制和共和制的斗争此起彼伏，国家政体变动频繁。1870年9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国民议会中的各派政治力量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共和制前途未卜。但是共和派还是利用了保王派内部的分歧，于1875年1月30日国民议会以353票对352票确定了选举总统的方法，意味着确认了共和制，随后国民议会通过了五部宪法性法律，合称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或1875年宪法。这部宪法作为法国有史以来实施时间最长的一部宪法，反映了劳动人民日益渴望一个持久稳定的和平生活。

——摘编自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自身政治追求和建国主张，在民族民主革命的不同时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家目标、国家性质、国家概念的文字表述，即“新中国”国家符号。……1927年当大革命蓬勃发展之时，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有了自己的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个崭新的工农民主政权诞生了，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斗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扩大侵略，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苏维埃”这一表述已难满足团结全民族抗战的要求。1936年10月，毛泽东在其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中第一次提出“中华民主共和国”，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而斗争的国家主张，指引了革命发展方向。……之后“新中国”符号的话语构建历经“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等。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至此，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符号在复杂的革命环境里经过不断的演变最终确立。

——摘编自胡国胜《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符号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