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至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西汉已建国近百年，处于蓬勃发展、大有作为的时期，国内真正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各个区域之间的交流与日俱增。与城外国家之间也开展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人们的眼界大为开阔，民族自信心、白豪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司马迁选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种传说，不仅给古今帝王排了一个纵的世系，而且给各民族排了一个横的血脉网络。中原各诸侯国便都是黄帝的后代。不仅如此，连一向被视为戎狄蛮夷的秦、楚、吴、越等国，司马迁也为他们排列出了与黄帝的血缘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各少数民族立传，……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赞扬南越王赵佗能和辑岭南百越地区的各个民族，成为汉王朝的南方屏障。他对汉武帝发动的伐大宛、伐东越、伐南越、伐朝鲜、通西南夷等掠夺性的战争都深为不满，他也谴责了勾奴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侵扰。

——摘自吕伯涛《浅议司马迁的民族观》

材料二   从明代开始，中央王朝在西南地方民族地区陆续推行改土归流。由于土司制度的性质，无论是中央王朝执行权力还是土司履行义务，都是通过土司阶层来落实的，而改流的内涵即为改土司统治为流官治理。改流后，曾经的土司区武陵山区（湖北、湖南、重庆的交界地区）对外道路体系迅速扩张，以“川湖大道”“澧沅水道”“黔湖通道”等为主干的道路网络体系在短时期内形成，“自改土而后，拔荆斩棘，行李往来，逐为三省之要区，四冲之捷径”：迅速成为全国桐油、茶油、蜂蜜、漆、木蜡、朱砂、水银、各种药材等的重要产区；各地官学、义学、私整迅猛发展，“人知向学，富家以诗书为恒业，穷苦子弟争自灌磨，亦不以贫废读。”在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士知向学，弦诵不绝，生聚教训，尚取古法。兼之舟楫可通，商旅所集，风景犹类中州，近日人文振起，彬彬礼乐之乡”。

——摘编自莫代山《改土归流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明代成都的蜀锦生产虽名传天下，但仅存于蜀王府而“闾阎不存”。而且蜀锦“不可以衣服，仅充茵褥之用，只王宫可，非民间所宜也”，因而产量肯定不多。保宁虽“有丝绫文锦之饶”“其丝绸绫绢既用以自衣被，其余且以货诸他郡，利云厚矣”，但输出量实际并不很大。因而四川民间衣服所用丝织品尚多取之于江南，位于川西金沙江林区的建昌卫，因有大量木材输往江南，故“虽僻远万里，然苏杭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因而明代商人携数千金购苏杭绫罗绸缎运销四川之事颇见于小说。

——摘编自李伯重《明清江南生丝与丝织品的国内外市场及其变化》

材料二：公元6世纪之前，西方人还没有学会养蚕缫丝的技术，只能将从中国运来的生丝进行二次加工。丝绸一直是欧洲贵族、教廷追逐的奢侈品，价格高居不下，因此丝织业是有巨额利润的行业。12世纪中叶，意大利开始自己生产丝绸，并长期占据欧洲丝绸生产的霸主地位。到17世纪晚期，法国逐渐取代了意大利的地位，而路易十四是整个法国丝织业产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他在位期间，对皇家工坊中丝绸、花边和花毡生产的补助费用达550万里弗尔。政府还鼓励人才引进，特别是意大利的大量技术、设计人才，无论是为金钱，或是实现设计理念和人生目标，纷纷来到法国。1789~1871年，法国丝织业市场萎缩、人才消亡流失、生产设备被破坏，行业遭受巨大破坏。至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将法国丝织业推向了末路。

——摘编自鲁佳亮《17—19世纪法国丝织提花技术及对中国的影响研究》

材料三：2019年1月11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法国HEART&crafts公司共同主办的“新考工记——中法手工之美”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在中法两国政府的支持推动下，HEART&crafts公司将15位法国手工艺大师的160余件精彩作品带到中国，与11位中国不同领域的手工艺大师、非遗传承人的代表性作品同台亮相。双方策展人介绍，展览以中法传统手工艺的当代创新为主线，让观众置身神奇的艺术空间，真切感受从陶瓷到金属、从漆器到玳瑁、从皮影到褶榈、从传拓到印刷、从刺绣到榫卯的历史脚步。

——摘编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聆听大国工匠的“对话”——中法手工之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启幕》

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