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64年上海租界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会审机关——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并由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会商组织正式法庭，通过了《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根据章程，会审公廨为中国的司法机构，由上海道台派一名同知主持……凡遇案件牵涉洋人到案者，必须由领事或领事派员会审。章程严格限制了会审公廨的管辖权和陪审官的权限。
1911年武昌起义后，由于会审公廊的满人谳员逃匪，驻沪领事团趁机接管了会审公廨并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改组，改组后会审公廨谳员由驻沪领事团任命，其菥傣亦由领亭团披给；司法管辖权限大为扩充；取消上诉程…….
民国政府成立后，中方多次要求会审公廨恢复到辛亥革命前的状态，这种努力在国人的请愿、上海总商会的推动及中外政府双方的照会上乃至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提案中都有体现。但由于西方国家的阻挠，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
——摘编自陈策《上海公共租界法权变迁问题研究》
材料二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修订新约运动，其中取消领事裁判权是一重点。南京政府与英美等国晨开多次谈判，于1930年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内由会审公癣演变而来的上海临时法院，达成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初步协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鉴于中国战争的重要地位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呼声，1942年中英、中美达成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协议，直到1943年中国似乎从形式上脱离了领事裁判权制度的桎梏。
新中国成立后的有关案件管辖的法律成果凸显了国家主权的司法自治原则，使中国涉外法权回归正统。
——摘编自胡燕《中国涉外法权变迁史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围绕上海会审公廨中外双方斗争的趋势及实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领事裁判权在中国变迁的因素，并谈谈你对领事裁判权在中国变迁的认识。
材料 儿童游戏是一种社会现象，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
中国古代儿童游戏发展表
| 春秋战国 | 多种儿童游戏娱乐活动从生产劳动、宗教礼仪和军事训练中分化出来，逐渐独立和成型，其中包括蹴鞠类、投射类等多种多样的风俗游戏。 |
| 汉代 | “鸩车”“竹马”类儿童游戏在民间非常流行，它们以运动为形式，表现了儿童欢跃活泼的情绪特征，透露着“不羁”的性格倾向。 |
| 魏晋时期 | 放爆竹游戏开始在儿童中流行，原盛行于北方的打秋千、踩高跷等游戏方式传到了江南和闽粤等地，民间斗百草游戏也从荆楚一带横向传播到其他区域。 |
| 唐代 | 唐代儿童游戏百花齐放、异彩纷呈。骑竹马游戏极为盛行，在游戏中表现出唐代儿童“散诞无虑，逍遥似仙”的形象。 |
宋代 | 宋代儿童游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同时围棋、象棋之类“文雅”儿童游戏有了很大发展，而运动、娱乐性游戏则受到一定限制。中国古代儿童游戏表现出强烈的“重德”和“重文”倾向。 |
——摘编自吕逸《中国古代儿童游戏研究》等
从材料中提出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一 《资治通鉴》在探讨历史盛衰上体现出史学求通的思想，由于时代的特点，司马光总结历史盛衰经验，除关心秦何以亡，汉何以兴，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些问题外，侧重探讨如何用封建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司马光关于历史过程的王道、霸道的观点是保守的、倒退的历史运动观。《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标准：一是求实，这是考异法要解决的问题；二是鉴盛衰，法善戒恶，这是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司马光考史是为修史服务的，《通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通鉴》在史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吴怀祺《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
材料二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为唤醒国民爱国精神，通令各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傅斯年等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钱穆为了讲好通史课，先后编写了几种讲义，又编选了一部《参考资料》，后编成《国史读本》，此外，尚有“通史随笔”五六册，汇集备课时所需史料，到西南后又续有补充，为《国史大纲》之祖本。《国史大纲》成书后，钱穆写成《引论》一篇，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发表，正面阐述了钱氏“新史学”的基本内涵，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史学观念。他强调，一国历史与文化实是民族赖以存在之基础，“国史”应成为一种国家和国民的教育。
——摘编自冯峰《钱穆研究三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钱穆撰写《国史大纲》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优秀史学著作的共性价值。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统治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社会管理却相对分散，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士绅多是有声望并且有钱有势的人，通过他们的威望和人际关系来影响地方事务。他们既参与统治过程也参与决策过程，很多有关公共福祉的事情如赈灾、修路等都有士绅的参与甚至负责，涉及到政府主要职能的诉讼，也会因为士绅的介入由公堂转为民间。士绅阶层的影响力与地方政府权力影响力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共同维系着大一统国家的治理。
——摘编自齐惠《中国古代协商政治的特质》
材料二 乡绅是中国明清时期活跃于乡村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社会阶层，拥有国家所赋予的法定特权，明代政府不仅规定乡绅本人可免除徭役，且可惠及其家庭。这就产生了一种“非正式权力”。这种非正式权力与官僚的正式权力之间既有着密切的联系，又相互区别，并彼此形成制约。明清时期的乡绅主要是这样一种社会力量的代表者，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功能，使国家与社会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他们如同一个“缓冲带”，减少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摩擦，增强着社会结构的弹性，使一个庞大的帝国机器得以灵活的运转。
——摘编自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绅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乡绅治理的意义。
材料 儒家人文精神的积极内涵
| 强烈的人本精神 | 孔子的人本关切不仅是把人当作人看，尊重人格，而且注重如何做人，关怀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孟子坚持国家管理要以天下人民的生存生活为念，修行仁德，实现仁政。 |
| 以求道、得道为快乐的精神 | 孔、孟虽都肯定心理、生理的快乐体验，但重心逐渐转向精神的、道德的、理性的层面，追求乐道和“乐心”。乐道和“乐心”，就是要塑造真善美和合境界，这是乐道精神所追求的终极境界。 |
| 中庸以及和合精神 |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既高扬人的能动性，又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要性。关于人际、群际之和，孔子强调“和为贵”。在治理国家方面，主张“善人为邦”，“宽猛相济”以实现政通人和。对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反对擅动干戈；认为“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 |
| 笃行精神 | 孔子主张听言观行，重视对行为的考察，“君子不以言举人”，选拔人才不能只听言。孔子看到了言与行、知与行的冲突，主张转知为行、知行统一的笃行精神。 |
——摘编自黄玮《论儒家人文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整体或其中任意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中国对世界历史的书写可以追溯到《史记》，但直到近代，中国才出现“世界史”一词。20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史书写视角经历变化的过程。
| 年代 | 作者、著作 | 世界史书写视角 |
| 1902年 | 梁启超《新史学》 | 呼吁国人研究世界史以了解中国在今日世界之中的位置；提倡用代表西方成功经验的进化思想来重写中国历史。 |
| 1934年 | 何炳松《外国史》 | 反对“欧洲中心论”，认为“欧洲和中国固然为东西两洋文化的重心，不可忽视，但亦不宜偏重。” |
| 1949年4月 | 周谷城《世界通史》 | “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不能忽视亚洲及欧亚之间的活动”；应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迭理论来划分世界历史的时代。 |
| 1962年 | 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 |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一战结束的历史。但受苏联世界通史模式影响。 |
| 1994年 |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 | 突破了苏联世界通史模式，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构世界史的宏观体系，考察世界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 |
| 2004年 |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 通过全球视角将各文明的纵向发展与横向交流进行勾勒，强调各文明的发展、交流、共存，揭示世界的多样统一。 |
| 2010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 | 展示了世纪之交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独立见解，努力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构建中国的世界史话语体系。 |
——摘编自徐蓝《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与中国的世界史教学》等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围绕“中国的世界史书写”自拟一个具体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据充分，阐述清晰。）
材料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存在两个最独特最鲜明的现象：一个现象是社会结构的停滞性。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一直到清朝，社会组织方式一直保持着基本相同的形态。另一个重大现象是社会的周期性大动荡，每隔两三百年，中国社会都要发生一次社会结构毁灭性的崩溃，然后又奇迹般地重建。我们提出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假说，正是通过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结购，揭示周期性大动乱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内在联系。这种超稳定系统特有的组织方式，使得每个王朝鼎盛时期，都呈现出高度繁荣，但是也造成了它在演化中的动态停滞。
——摘编自《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结合所学习的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对材料观点（一个或者整体）进行评析。（要求：自拟论题、观点明确、表述成文、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材料 县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长官的基层政区，因此划定县的幅员是确定其他层级政区幅员的基础。秦汉时定下了一个基本原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汉书·百官公卿表》）这个原则自然合乎道理，因此为以后历代所遵奉，百里之县成为习惯的称呼，县令有时也就戏称为百里侯。
县以上政区的幅员则没有面积大小的明确规定，大致是以所辖县的数量作为大小的衡量标准。汉代的人俗称郡为“千里之郡”，指的是一个郡大约领有十县之地。三国时代的人称州为“万里之州”，也是表示一个州大概包含百县之地的意思，并不是郡非千里见方，州非万里见方不可。说到底，千里之郡与万里之州也是间接以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两项指标来确定幅员大小的。因此在秦汉时代，南方的州郡幅员都比北方大得多。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秦汉时期划定县的幅员原则以及南方州郡幅员大的原因。
（2）若探究秦汉时期“百里之县”“千里之郡”“万里之州”的幅员面积大小，请举例说明可以查阅哪些类型的史料?
材料一 三代时期,形成了以“礼”治国的制度体系,礼刑并用。到了战国,法治兴起,刑罚转变为法制,产生了严酷的秦律。汉代以后,王霸并用,礼法融合,逐步发展形成了“中华法系”。秦汉以来的法制,以皇权为法律的基本渊源,刑法、民法、行政法请法合一,司法行政不分,形成了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明清的法制体系,把中华法系推到了尽头,却缺乏向近代法制体系转化的内在机制。到了晚清,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冲击下,通迫统治者对法律条文做了一些修改。但是,最终也未能走上立法民主化、司法独立化的近代化道路。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命题被提出,它要求的不仅仅是立法上的完善,不仅仅是工具性法治的进步,而是举国实行“法治”,经济基础给上层建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他说:“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是我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坚持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1997年,党中央在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一一摘编自张晋藩《法治的脚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华法系”的特点,并简评中国古代法制体系的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提出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理念的背景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