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廷每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简称则曰“贤良”……“孝廉”为孝子廉吏之简称，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是为汉室令举孝廉之始……此项制度之演进，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奖拔人才，鼓舞风气；一面使全国各郡县常得平均参加中央政局，对大一统政府之维系，尤为有效。而更重要的，则在朝廷用人，渐渐走上一个客观的标准，使政府性质确然超出乎王室私关系之上而独立。

——钱穆《国史大钢》

材料二   为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自南北朝后期便开始探索考试选官的方法。隋唐间均田制以土地国有、计口授田为原则，摧毁大族豪强的庄园经济，使一批自耕农和庶族地主得以产生，并参与分享文化和权力。唐代手工造纸产量颇大，雕版印刷渐趋流行，为普通人读书并参加科考创造了便利条件。

——摘编自冯天瑜《科举制度——中国“第五大发明”》

材料三   唐代科举取士原则兼顾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誊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代，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湖南教育在宋代出现了第一个发展的高潮，书院、官学、私学成为宋代湖南3种主要的教育形式。湖南则是书院教育发展之重镇，在全国非常突出，更出现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以及书院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朱张会讲”（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诘难辩论）。宋代时期，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较大发展。宋代湖南进士中试人数为唐代的37倍，黄宗羲所著的《宋元学案》中共写宋代学者988人，其中湖南有141人，位居全国第5。

——摘编自冯象钦刘欣森《湖南教育史》

材料二   湖南近代教育改革在民国建立后拉开帷幕。湖南军政府先后设立学务司、教育科，裁撤清末各县劝学所，县署内设第三科掌管全县教育事务。学务司颁布了《湖南暂定学制大纲》，将全省教育系统分为保育、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6大类。各级学校取消读经讲经课，代之以民主自由；课程设置注重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学上开始摆脱填鸭式的传统方法，重视并实行多元互补的现代教学方法，注重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力。湖南各级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留学教育均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罗慧《民国初年湖南教育改革的历程与现实意义》

材料一   ……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南京条约》

材料二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

——《马关条约》

材料三   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

                                                            ——《辛丑条约》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个流动的发展过程。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儒家，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人的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理学一方面使人们屈从于封建主义统治，另一方面，理学家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明清之际，儒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在一些不是理学家的志士仁人上发出了光芒。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   近代中国“两极相逢”，中西文化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突出内容。从“制造或政法制度之争”到“思想上之争”，是中西文化和哲学论争的一个转折。戊戌维新前，形成了“中体西用”这一应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戊戌维新后，随着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用”的膨胀突破“体”的界限而日见其困窘。20世纪初期，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体”已经体无完肤，随之而出现了中西调和、融合的意识。这种调和中西、融合新旧的意识很快蔓延，成为一种广有市场的社会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中华民族形成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摘编自中国社科院《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材料一   下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重要会议（部分）

材料二   中国对外开放大事记（部分）

材料三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取得了特高压输变电技术、“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等一大批标志性、引领性的重大科技成果；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材料一  从唐中期至宋，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要数扬州和益州（成都）。唐开元年间，成都府的人口户数为137046户，在当时位列全国第二。宋代时，成都为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百货川委。宋人田况有诗写到：“蜀虽云乐土，民勤过四方……所以农桑具，市易时相望”。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不断发展。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从欧洲购买机器设备，创办西南地区第一家机器厂——四川机器局，四川开启了早期现代化进程。四川机器局管理上采用封建官僚社会的管理方式，早期主要生产机器、枪炮、火药等，后期还增加了电灯等民用产品。在四川机器局的带动下，一部分官僚绅商等投资现代工业企业，到1911年四川近代工业企业遍及矿业、印刷、纺织等20多个行业，还对云南等周边省区的现代工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材料一   在《论法的精神》里，孟德斯鸠延续英国先贤洛克的观念，归纳出“三权分立”的治理格局。其理论特点在于治理国家的三个权利部门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似乎能够支撑起一个稳定的平面；立法、司法、行政之间恰似“石头，剪刀，布”一样，相生相克，分权制衡应该能够很好的治理一个社会（国家，或者国家之下的行政机构）。

——摘编自何志鹏《孟德斯鸠与<论法的精神>》

材料二   “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由于合法认定的和公共需要的明显要求，并且在事先公平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能被剥夺。”

——摘自法国《人权宣言》

材料三   1764年7月，意大利人贝卡里亚提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摘自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

材料四   1979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但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条件还不具备。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材料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如果说宪法重在限制公权力，那么民法典就重在保护私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编纂民法典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编纂民法典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需要，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2020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