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知识分子积极推动文学革命 | B．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日益深入 |
| C．各种进步势力达成改革共识 | D．有识之士注重对国民的思想启蒙 |
材料 龚自珍（1792—1841），祖父、父亲皆为进士出身，外祖父是清朝著名学者、《说文解字注》的作者段玉裁，母亲段驯能诗工画。龚自珍精于经史，中过进士，做过礼部主事的官，生活的乾、嘉、道三朝，“圣朝”的威风依然，而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他在倡导经世致用学说时，成为众所共认得摇旗呐喊的有力人士。由此，一些士子学人从书斋转向社会，由宋、汉之学转向经世致用。在龚自珍的文献中，论及西方殖民主义的有两篇，一是《罢东南番舶议》，一是鸦片战争前的《送钦差大臣候官林公序》。“夫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西方“所重者”，皆中国“不急之物”，“宜皆杜之”。在龚自珍身上集先进与落后于一体。他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发展的一个最初步的中介，一个不可缺少的中介。
——摘编自茅海建《龚自珍和他的时代》
(1)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龚自珍思想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请简要评价龚自珍的思想。
材料:公元前356年，商鞅自魏国入秦，经过景监引见，与秦孝公数次会面后，提出了德治已不能治理天下，君主应 “缘法而治”的主张，深得孝公赏识，被任命为左庶长，在秦国开展变法。商鞅重刑轻德，实质是抛弃“仁德”外衣，用“刑法”手段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其“法治”包含“法、信、权”有机结合的法治理论和治理模式。“法”即“国君立法分明守法严苛、官吏解释法律”；“信”即“令出必行的公信力，赏罚分明民众信任，君臣共信不失其议”；“权”即国君权势，是推行法治的前提。商鞅极力推崇重刑，“轻罪重刑、刑重必得、不赦不宥”，禁奸于未萌；其重刑主义带有明显“以刑去刑”维护君主集权统治的功利性，其司法实践改变了“刑不上大夫”的等级 特权。民愚则易治，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偏激弃绝传统文化，为推行法治创造了有效的法治文化。
——摘编自《商鞅变法的法律文化解释》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商鞅推行法治思想的历史条件。(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商鞅以法治国的思想。
材料 袁枚（1716～1798），字子才，浙江钱塘（杭州）人，乾隆四年进士。挚友蒋士栓讥讽西施、杨妃误国误民，袁枚以诗力驳“女祸论”，追问男性在亡国中的责任。袁枚把戕贼儿女之手足为美的行为比作“火化父母之骸骨以求福利”。朋友托他代为访美，却拳拳于弓鞋大小。他讥讽友人：“仆见乞丐之妻，担水之妇，其脚无不纤小平正，使足下见之，其皆认作西施毛嫱，而纳之后房呼？”章学诚对袁门女弟子吟诗作诵极为反感。袁枚则回击：“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袁枚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又感叹才女多无寿或婚姻不幸。鉴于此，袁枚在娶妾之事上力求美貌，家中粉黛成行，却很少能解吟咏者。
——据宋燕《袁枚两性关系观与女性观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袁枚的女性观。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袁枚的女性观产生的背景，并简要评价。
| A．宗法制度崩溃 | B．分封制度瓦解 |
| C．雅颂部分缺失 | D．周王室的衰微 |
| A．《马关条约》的签订 | B．《辛丑条约》的签订 |
| C．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 D．东北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