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传统医学的身体检查是基于医者取像类比推求而得，与之相关的身体观与天道循环运行、生生不息的宇宙自然观相应，这完全不同于西方解剖学形态。至近代中国，西方身体检查模式传入中国，全体国民的身体素质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健康结合在一起，开始在西方医疗和公共卫生的标准下被评价。1903年，《湖北学报》和《江苏(东京)》分别刊载《简便国民教育法》和《教育之基础在于身体》，强调对学生入学后进行身体检查。1928年，体检在中国不同领域陆续有所体现，民国著名学者黄传霖在专著《身体检查学》中列出了身体局部检查、预防接种施行之前检查等12项身体检查种别。同年全国有了统一的卫生行政体系。1931年又出台了关于从业人员体检的《应考人体格检验规则》。此后，国民政府逐渐在技术和制度安排上实现对不同人群的统一体检。

——摘编自王瑶华《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做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部署，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2020年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达到12083个，基本形成了以各级疾控中心和各级专病防治机构为骨干、医疗机构为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的疾控工作网络等。深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系统改革，持续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截止2021年底，基本医疗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同年，60余种罕见病药品获批上市，40多种罕见病药品纳入医保。

——摘编自庄琦《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行动的成就与经验》

材料一   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采取重大措施，对农业实施改革。1953年下半年，苏共中央通过一系列改革农产品收购制度的决议；1954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又提出大规模开垦荒地的决定。以这两项措施的出台为标志，赫鲁晓夫启动了苏联农业的改革，农业成为赫鲁晓夫改革的突破口。1958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对农产品的采购制度和采购价格进行全面改革。取消现行的义务交售制，改成统一的国家采购形式，并提高收购价格以给农民增加收益。赫鲁晓夫还注意给集体农庄放权以调动其生产积极性。但是由于急于求成，且赫鲁晓夫在全国盲目大搞种植玉米运动和垦荒运动，破坏了农业发展，农业改革成效不大。

—摘编自张喜德、蔡丹《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启示》

材料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为适应工业化需要，在1953——1956年间通过在农村地区普遍建立合作经济的途径，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改革。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群众动员，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认同和支持。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53年12月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根据中国农村的特点，采取了典型示范、分类指导、逐步过渡的办法，合作化运动发展得很顺利。到1955年底，全国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这段时期，在实践中遵循了自愿互助的原则，利用互助协作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因而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农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合作化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摘编自李伟民《金融大辞典》

材料一   为促使日本早日成为近代化国家，德川幕府末期就开始聘请欧美专家指导工作，但主要集中在军事建设领域，影响不大。明治政府建立后，把“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作为施政纲领。1871年，立法院明确提出：“欧洲学问各有专门，一人难以兼通，为备咨询顾问，可酌雇洋人五、六名。”从1868年至1889年，日本政府共聘请2299名外国专家，其中来自英美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就有1736人。私人企业雇佣外国专家12540人次，涉足近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这些专家，或担任政府的施政顾问，或在工厂传授技术，或在学校任教，他们不断传播的先进理念，促进了日本近代化事业的开展。1890年前后，外国专家的影响力开始下降，日本政府逐渐走向产业自立，独立承担起近代化建设的任务。

——摘编自岳恒《外国专家与日本近代化（1853-1890）》

材料二   1860年，清政府首次聘用美国人华尔在炮艇上当大副，又陆续聘用大量外籍军官训练军队。1861年，奕䜣以法国不仅愿出售枪炮，而且“肯派匠役教导制造”为由，向咸丰帝提出“倘酌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用以剿贼，势属可行”的建议，得到批准。据统计，洋务派先后聘用外籍专家1033人，主要集中在军事和民用企业及教育机构，民间企业聘请洋匠则寥寥可数。顽固派高唱“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论调，在一副攻击同文馆的对联中写到“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从而使外聘人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遭到了重重阻力。同时，洋务派在引进技术、创办企业过程中，存在过分依赖洋员的现象，在培养本国新式人才方面收效甚微。

——摘编自徐茂慧《近代中日两国聘用外籍专家比较研究》

材料   1903年4月22日清政府颁布上谕，改以往“重农抑商”政策为“农工商并重”，强调“通商互惠，为经国之要政”，并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元，开办商部”。同年9月商部成立后，清政府把制定商律以振兴工商提上了日程，陆续制定了旨在鼓励工商实业的商事单行法规，如《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商会章程附则六条》《商标注册试办章程二十八条》及细目二十三条、《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奖给商勋章程》以及《大清银行则例》等。1904年商部起草的《钦定大清商律》仅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组成，原因是商部成立后，把振兴工商作为其首要责任，因“编辑商律门类繁多，实非克期所能告成”。

——摘编自张文举《清末经济立法对中国入世后法律改革的借鉴意义》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材料一   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拉美一些国家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开始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战略：制定了大量的部门发展计划，引导投资银行和金融与技术援助特别基金将资金流向瓶颈生产部门，如智利“促进生产合作委员会”通过“国家生产计划”引导电气化工业部门和钢铁、石油生产的发展；兴办大量国有企业，如1941年到1964年巴西新建国有企业120多家，其经营活动扩展到了全国40多个经济部门；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外汇管制等保护本国工业和国内市场，增加工业部门的竞争能力，促进本国非耐用消费品进口替代的发展。

——据杨新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纲》等整理

材料二   五年规划（计划）以其对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规划的特殊贡献，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是使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目前正奔向强起来伟大进程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和体制安排。下图所示为“一五”计划期间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情况。

——摘编自剧锦文《国企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