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二战后，相继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概括起来有三种(如表)，三种发展道路从结果来看都不尽如人意。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罗马帝国，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谈不上融合相通。罗马的行省中，只有贵族、官僚能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上不会拉丁文。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

材料二   秦汉完成了“从封建到郡县”，打通了上层与基层，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经过严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民政、司法和文教，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能看懂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道德，理解同样的文化。

材料三   秦汉与罗马，都对后世具有独特价值。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而中国“秦汉之世，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这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

——以上均摘编自潘岳《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序言

材料一   1931年,湘鄂西等根据地发生大水灾，“房屋倾坍,室如悬罄”。党和苏维埃政府设立粥厂救济;开展节约粮食的活动“党政机关每天两餐稀饭一餐干饭，军事机关一餐稀饭两餐干饭”、“红军游击队员生活费”减半;动员群众、机关人员、红军修堤凿沟开河，不到三年便修建了万余座水利工程,形成了“年成丰熟笑眯眯”的局面。1934年，中央苏区受“先水后旱之灾”，面对严峻的形势，政府广泛发动群众，推行工具统一使用和劳动力相互调剂的策略,结果农业收成“比去年增加一成”,瑞金等重灾区“虽然无很大增加，但也没有减少生产”。

——摘编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生产救灾活动》

材料二   俄罗斯政府一向重视灾害治理，他们在中学开设安全和逃生课程，有计划地向居民企传安全防范和自段知识，建立了全俄急救和医学中心等医疗和教育机构。在联邦紧急状态预防和响应统一国家体系形成的基上，提出了国家和地方应急管理责任分享制。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权，在法规中特别强调当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某些权力和自由将受到必要的限制。……为防范危机期间因出现“泄密”报道而破坏政府方案的效力。避免不当报道对人心的拢乱，政府对媒体的职责做出了法律规范，以确保紧急状况发生时，媒体能起到协助政府与社会沟通、稳定社会情绪、缓解紧张状态的作用。鉴于救灾部门使命与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的相似性，俄还与美国建立了防救灾的合作关系、并同北约取得了相关合作的直接联系。

——摘编自游志斌《俄罗斯的防救灾体系》

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胡适就说过：“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要拯救我们这个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西洋的近代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又激起了一片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形成一股传统文化“复归”的浪潮。梁启超大叫“科学破产”,建立在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精神文明，在他心目中也一齐崩塌。他决心要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调剂”西洋文明

材料二   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解制刀，精粹地分析了所谓“东西文化论战”。他指,现代资产阶级的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或者思想学术方面，都比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进步。中国文化的出路决不是“向后转”,而是“向前进”,“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李大钊期待着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崛起，“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进经济组织。不改进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定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材料一、二摘编自李华兴《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   由于内战的多重影响，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在19世纪三四十年内迅速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894年其工业产值已居世界首位。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首先是工业区的扩大.其次，南部工业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机遇，许多新的工厂拔地而起。经济组织和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早期的企业，一般来说以个体形式呈现，大多以独资为主.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超出家庭范围的大企业开始出现，并与1895-1904年间出现第一次兼并高潮，形成美孚石油公司等“托拉斯”。

——摘编自何顺果《美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自1895年起，法国经济结束了长期的停滞和萧条，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逐步形成一场以能源、交通和新兴部门为代表的新的工业革命，法国20世纪初的经济繁荣是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从危机转入高涨的经济情势紧密相联的。与美德等帝国主义国家相比，法国银行资本十分发达，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积累大量“过剩资本”，并以借贷资本方式输出国外，但法国经济发展仍显缓慢。

——摘编自张芝联《法国通史》

材料一   16~18世纪，土地贵族守旧的地产经营管理方式导致其经济地位、政治特权、爵位等级和社会荣誉地位急剧衰落，他们的文学形象也随之发生变化。如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李尔王》展示了一幅上流社会道德沦丧、社会崩溃的图景；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对于“羊吃人”的惨剧有过逼真的描述，“他们（贵族）拉倒房屋，毁坏城镇，佃农们姣走......”.

——摘编自肖先明《中世纪至近代早期英国贵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文学形象的嬪变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英国小说家特罗洛普的《如今世道》，深入探讨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基督教道德之间产生的矛盾，成为对社会变革的忠实记录。小说中的贵族朗杰斯塔夫仅仅靠继承土地来获得收益，但其开销并未减少，这使得他入不敷出，穷苦潦倒。他的贵族绅士身份，其实就是空壳。他竞选代表本郡的国会议员，却多次失败。他对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下议院的排斥，正是对贵族绅士权力失势的无力反抗。

——摘编自曾妍《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绅士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