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契丹……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辽史·百官志一》
材料二 凡女真民户，每三百户编为一谋克，十谋克编为一猛安。他们被大批迁入中原，在汉族村落之间筑寨居住，平时耕作，战时选拔丁壮出征。
——摘自《人教版·教材》
金朝基本沿袭唐宋制度，其中包括采纳了汉人历法，重新建立了汉人的科举考试制度，采用了汉人的朝廷礼仪制度，祭孔并建立了太庙。
材料三 元朝不仅版图辽阔，而且对边疆地区实施了长时间和比较稳定的统治，这是前代大一统王朝没有做到的。
——摘自《人教版·教材》
(1)根据材料一，指出辽朝的管理制度，并分析其管理特点有哪些？
(2)根据材料二，指出金朝实行了何种管理制度？据材料简要分析金朝统治有何突出特点？
(3)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是如何加强对西南、西北及东南边疆地区管辖的？
(4)根据上述材料，概括分析辽金元少数民族政权的管理制度有何积极意义？
材料一 20世纪初，一场革命风暴席卷亚洲，列宁当时就给予高度评价，把这场革命风暴称为“亚洲的觉醒”。以菲律宾独立战争、印度自主自产运动和伊朗立宪运动、中国辛亥革命两种不同核心特征的革命为代表，亚洲各国人民的斗争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时期。当时，资产阶级上层自由派地主的相当大部分还没有从改良主义道路上完全转过来，力量受到极大的牵制，甚至有些国家如土耳其还没有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加之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普遍不愿满足群众提出的改善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要求，认为群众支持可有可无，甚至对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抱有幻想。20世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还没达到总爆发的程度，当世界还是帝国主义一统天下时，革命要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摘编自林承节《论二十世纪初亚洲的觉醒》
材料二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洲民族民主运动
| 亚洲民族民主运动 | 指导思想 | |
| 第一阶段 （1918～1928） | 土耳其凯末尔革命（1918～1923） 朝鲜三一起义（1919年3月） 印度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19～1922） 中国五四运动（1919年5月） 阿富汗反英独立战争（1919年） 伊拉克人民反英起义（1920年） 印尼共产党领导的反荷起义（1926～1927） |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型民族主义； 以凯末尔为代表的世俗改革型民族主义； 以甘地为代表的宗教道德型民族主义； 以苏加诺为代表的综合型民族主义 |
| 第二阶段 （1929～1939） | 印度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30～1931） 中国、朝鲜抗日民族运动 印尼“七省号”军舰起义（1933） 越南义安河静苏维埃运动（1930～1931） |
——摘编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初“亚洲觉醒”浪潮的类型及其失败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洲民族民主运动的特点。
材料一 考古资料表明，法律在两河流域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两河流域颁布的法典多由前言、正文和结语组成。法律条文一般以具体案例为出发点，作出惩罚标准，而不是作出抽象的规范。古代两河流域王权和法典的重要思想是保护城邦中的贫弱公民、孤老鳏幼以保证城邦平民阶级对国家的效忠。古巴比伦人的生活里几乎处处都有契约存在，它的目的是作为证据防止反悔和欺骗的法律效用。在重大案件裁判时，最常见的是河神，即被告以河神的名义起誓，然后被投入河中，如果能活下来则无罪，反之则有罪。古代两河流域的法律文献除法典外，还有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合同、契约，其法律思想对后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法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摘编自姚文振《两河流域文明中法律文明探究》
材料二 罗马人是一个崇尚法治的民族，他们认为任何人都得依法生活，即法享有绝对权威。正是罗马的法治传统使罗马皇帝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罗马共和国后期，罗马奴隶主统治阶级大力推行武力扩张政策，通过大规模的政府战争攫取巨额财富，刺激了罗马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以小作坊为主的手工业生产在帝国各地都有进一步发展，这无疑会导致社会经济生活与经济关系的复杂化。自然法观念是指导罗马法的基本思想，也是罗马法有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特征。罗马法的繁荣与自然法的繁荣是交相辉映的。罗马有法谚曰：“法学家创造了罗马法”。法学家从事理论活动，著书立说，开展法学研究。
——摘编自谭建华《罗马法发达之成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中法律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罗马法发达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罗马重视法律建设的根本目的。
材料一 在宋代江南城市社会救助体系构建和形成过程中，作为主导的官方把赈灾救荒作为社会救助的重点，并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有赈济、赈货等类型。江南城市的民间救助多为自发的个体行为，即使形成一定的组织，也以个体自愿为基础。施行救助主体有士人（包括部分官员）、工商富室和僧道人员。他们大多出于传统儒学所倡导的仁义思想和社会理想，将参与社会救助活动视为仁义的实践与推广。相对于传统荒政和乡村救助；宋代江南城市的社会救助有着诸多特点，呈现朝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趋势。
——摘编自陈国灿《论宋代江南城市的社会救助》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传统的救助活动呈现出新的特征与状态。晚清政府已无法如“康乾盛世”时期那样向受灾民众提供应有的救济和帮助，而以士绅富民为主体的民间救助活动日趋活跃。随着近代社会产业结构的改变及贫困群体的扩大，以贫困人为对象的社会救助活动越来越受到民间救助组织的重视。部分先进中国人也开始学习和研究西方国家开展社会救助的思想和经验，反省中国传统做法和理论的缺陷，使以传教士为先导的外国慈善活动逐渐活跃。这些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变动。
——摘编自陈桦《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近代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江南城市救助的特点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转型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