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唐代相对开明和开放的政治环境下，讽谕诗便被唐代诗人应用得“前无古人”，因而也具有了明显的“谏言”性质。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唐代文人不是在事后利用诗歌做一些亡羊补牢式的无力嘲弄，而在于他们在事态萌发之前就能一针见血地指陈政治得失；不仅在于文人们基于职司、言责谈得失、明体用，而且在于几乎整个诗坛都弥漫着“经世致用”的风气。白居易曾强调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正体现了唐代的诗歌风貌。

——据程遂营《唐代文人的“言谏”与“诗谏”》

材料二   在效忠和效率这对困扰所有国家官僚机构的矛盾中，中国传统国家一向着意点就是前者；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度，生活节奏相当缓慢，不在军情紧急情况下，行政效率一般不是大问题，而效忠与否往往关系着王朝的生死存亡，任何官员个体或者群体对皇权不忠，都是皇帝无法容忍的。一个庞大的全能式的行政体系，本身存在无限扩张权力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另外一种机制制衡，后果将难以设想。这将会导致皇权无法有效地控制局面，中国古代监察系统即是这种制衡机制的表现之一。传统中国的制衡机制，跟其他古代国家相比，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当然，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摘编自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