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管子·山权数》中曰：“汤七年水，禹五年旱，民之无粮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禹以厉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古人常围绕着农业生产，期望丰收，常常引用各种卦和祭祀上帝、山川神祇及祖先的活动，或是求雨，或是求丰年，都是盼望有好收成。夏代农业传说有：“春三月，三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且以并农力，执成男女之功。”《易经·否卦》云“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地无邦也。”汉初，每年通过漕运贸易运到京师的粮食不过数十万石，其后政府机构膨胀，漕运贸易增至四百万石。武帝时，河东守番系建议发展渭水流域农田水利，增产谷物供京师以省东部漕运粮食。隋唐时期，我国漕运贸易规模更大，这时的漕运贸易主要是由南向北，从长江流域运输粮食到京师。明初沿用元代海运之法，解决北方粮食供应。自此，漕运贸易主要由官军掌运。
——摘编自杨姝《中国古代治理粮食安全问题的启示》
材料二 从历史的纵向看，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强劲增长趋势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人口的显著增长无不与农业生产技术革命性进步导致粮食大幅度增产密切相关。
历代人口增长和口粮总需求量变化表
| 朝代 | 时间 | 人口数（万人） | 口粮需求总量（万市斤/年） |
| 商代 | 商末 | 780 | 542 880 |
| 春秋战国 | 3 200 | 2 227 200 | |
| 秦末 | 2 000 | 1 392 000 | |
| 两汉 | 6 000 | 4 176 000 | |
| 魏晋南北朝 | 5 000 | 3 480 000 | |
| 隋唐 | 9 000 | 6 264 000 | |
| 宋辽金元 | 公元1100 | 12 000 | 8 352 000 |
| 明 | 公元1600 | 20 000 | 13 920 000 |
| 清 | 公元1880 | 30 000 | 20 880 000 |
| 清 | 公元1840 | 40 000 | 27 840 000 |
| 清 | 公元1911 | 46 000 | 32 016 000 |
——摘编自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关于粮食安全的基本思想。(2)结合所学知识，论证材料二中“人口的显著增长无不与农业生产技术革命性进步密切相关”这一观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古代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一张小小的婚帖可以见证婚姻习俗的变迁。如对清朝宣统元年的“童养婚帖”研究发现，在该“婚帖”的右侧有四句话“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前世姻缘，上苍注定”。中间注有乾造与坤造，即男女的生辰八字，该“婚帖”上还写有“聘礼白银两百二十两”。最后用农历落款日期：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初三，在左侧写有“和合百年”作祝福话语。
——摘编自侯锦彬《结婚证演示结婚习俗变迁》（《广州日报》2006年9月）
材料二 第一条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第二条 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摘编自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材料三 新中国初期，战斗英雄、劳模和解放军成为了新时代女性的偶像。同时，人们在择偶时非常重视对方的政治出身和家庭成分。“文革”开始后，受极“左”思想影响，女性择偶标准出现了偏差，政治标准成为唯一标准。20世纪80年代，女性择偶时把知识分子摆到了较高位置，文化因素上升到第一位，经济其次，政治因素被忽略。1984年后，“文凭热”有所降温。城市女性择偶中首先考虑男方的综合素质等。此外，“金钱至上”思想开始严重影响着人们，那些个体户或者能把知识直接转化为财富的人，成为女性爱慕的对象。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人们选择婚姻的自由度增大，择偶行为向物质满足与心理需求接近。女性择偶观也趋于务实和多元，首先考虑双方感情，除此之外对方的经济收入、物质条件、教育程度、职业、容貌等因素，也成为女性择偶时的重要参考条件。
——摘编自许小玲《从择偶观的变迁看择偶标准的时代性》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清朝末年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习俗方面的不同点，并分析新中国婚俗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三，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择偶标准变化的趋势。
(3)纵观上述材料，就中国婚姻与习俗的变迁谈谈你的认识。
| A．北方统一南方趋势明显 | B．南北之间的差异性增强 |
| C．北方经济得到全面恢复 | D．北方政治局面较为稳定 |
| A．古代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 B．统治者对外政策渐趋开放 |
| C．东南沿海文化影响力上升 | D．造船航海技术的不断提高。 |
主题一 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
材料一 汉初对秦代赋税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改革。田租、算赋、更赋、警税、算车船、算马牛羊牲畜等十几个赋税项目，由中央负责国家财政的大司农和派去地方郡国主政的官员进行征收管理。山林园池税、市税、口赋、地方资源经营收入、矿税、渔税、公田收入等，由负责皇室财政的少府征收。地方封王封侯在其封地内，可以各自配置专责官员管理赋税，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各自经营，自成体系。汉高祖时期制定的田租率为“十五税一”，到文景时，“三十税一”成为定制。
——摘编自徐世钜《汉代赋税征收管理的几个特征》
材料二 唐承隋制，前期赋役上实行租庸调。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它以民户授田为基础和前提。为确保租庸调的顺利实施，政府规定每户编造手实（手实亦称“首实”、“手实状”、“手状”，是中国古代编户呈报户口资产的文书，政府编造户籍的根据），再根据手实编成户籍；按每户丁男、中男数均田、定赋役。手实、户籍、均田、租庸调之间互为依据，便于监督管理，有效地组织赋役征调。国家职能有效实施，政权稳固，治理秩序良好。
——摘编自朱红琼《唐朝财政制度演变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
材料三 唐代初年的税制是以人丁为依据的租庸调制，由于土地兼并，一些农民失去土地外出逃亡，租庸调制难以维系。同一时期，依田产面积、贫富等级征收的地税和户税日渐重要，到唐玄宗统治后期，它们在政府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致与租、调相当。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加剧，地方官员擅立名目摊派，阶级矛盾激化，江南地区出现袁晁、方清、陈庄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
764年，唐代宗下诏：天下户口，由地方官员据当时实在人户，按贫富定等，作为征税及差派徭役的依据。此后，杨炎建议唐德宗改行两税法，以地税和户税为主，取消各种杂税，分夏、秋两季征收。新法遭到了地主贵族的激烈反对，但唐德宗还是下诏正式推行两税法。两税法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八亩”都是它的继续和发展。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四 唐中叶是中国税制史上赋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两税法的实施，改变了重人头轻田赋的局面，使田赋在整个赋税总额中的比例突出。宋朝建立以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两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日益削减。与此同时，商税急剧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农业税的削减是相对商税的剧增而言的，但就农业税本身来说，终两宋300余年，也基本维持一个大致稳定的水平而未下降。
——摘编自顾銮斋《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
材料五 实行一条鞭法后，国家增派的差主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已初步具有摊丁入地的性质。它不只减少了税目，简化了赋役征收方法，更重要的是赋役性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具体反映了两个过渡，一是现物税和现役制向货币税过渡，一是户丁税向土地税过渡。一条鞭法的实行，使长期以来因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另外，相对明初赋役制而言，一条鞭法较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摘编自江耀琴《中国古代史》
材料六 “摊丁入亩”制度的主导思想是废除原先单独征收的丁银，将丁银融入田赋征税。即以占有的土地作为课税依据，将税收负担和纳税能力结合起来，田多者多税，田少者少税，无田者无税。制度实施后，无地农民不再需要承担苛重的丁银，可以离开原籍自谋生路，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贩卖。此外，“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堵住了部分地主官绅转嫁丁银的漏洞，强化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效果，也大大促进了人口增长。
——摘编自王郁琛《“摊丁入亩”制度的历史透视与现实启示》
主题二 关税与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材料七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实行片面协定关税和领事报关制度等。1854年，江海关（上海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出现的第一个由外籍人士监管洋货、征收洋税的海关。1858年，中国被迫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规定任凭清政府总理大臣邀请外人“帮办税务并严查偷漏”。其后，各开放口岸先后聘任洋人开设新式海关，洋人从“帮办税务”的“客卿”，逐步成为主管海关事务的实际领导者。19世纪60年代总税务司署成立后，形成了以外籍总税务司和税务司为核心的中国近代海关管理体系。此外海关还承担了大量由条约赋予、列强强加、清政府委办或关乎总税务司利益的职务。至于总税务司以海关的名义举办的洋务活动和外交活动更不胜枚举，海关几成“业余外交部”。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风雨兼程三千年——中国海关发展史》
材料八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签约，基本收回关税自主权。国民政府用于1929年12月通过《海关进口税税则》，把进口货物分为7类，其税率从7.5%到27.5%不等；1931年1月又把进订货物分为12类，最高税率提升到50%；1933年5月，再把最高税率提升到80%，以抵制外国商品的倾销。向来占进口商品第一位的棉纺织品，在提高进口税率后，进口量锐减；印花布在1929年以后的六七年内，进口量减少了90%。1933年12月17日，公布倾销货物税法施行细则，并同财政部、实业部一同设立倾销货物审查委员会，调查涉嫌倾销的外国商品，规定对倾销最严重者，如布匹、煤、水泥等，实施反倾销税。
——摘编自宗玉梅、林乘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保护国货政策》
材料九 中国在沿海开放口岸逐渐设立起由外国人管理的西式新关，新设的海关和原有常关并存。之后，通商口岸的常关渐归新关管理。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逐渐与列强签订关税自主新约。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统税，国民政府陆续废除常关，海陆边关统一征税。由此意味着中国全国范围内统一型的、西式近代国境海关最终确立。
——摘编自姚永超《论中国古代海关的起源、布局与体系演变》
材料十 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个人扣除标准为800元每月，主要针对外籍个人征税。随着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1986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1994年，国家开始进行全面税制改革，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度。2011年修正，将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3500元每月，对个体工商户、承包承租经营者的生产经营费用扣除标准也相应提高，但提高了高收入人群的税率标准。2018年8月31日，个人所得税法第七次修正，起征点确定为每月5000元，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收，方式上从按个人征收改为按家庭征收，还首次增加了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等。
——摘编自周晓君《基于功能分析的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初赋税制度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初赋税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概括唐政府实施租庸调制的具体措施，并结合所学评价其历史作用。
(4)根据材料三，指出唐德宗推行税制改革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两税法的影响。
(5)根据材料四，概括唐宋赋税制度的主要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主要原因。
(6)根据材料五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一条鞭法。
(7)根据材料五、六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演变趋势。
(8)根据材料七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清政府海关管理的特点。
(9)根据材料八，归纳南京国民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的关税政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10)根据材料九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税关体系的变化，并简析其意义。
(11)根据材料十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背景和特点。
(12)根据材料十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清代前期账政收入规模简表
| 年代 | 岁入总额（万两） |
| 顺治九年（1652） | 2.428 |
| 康熙二十四年（1685） | 3.123 |
| 雍正三年（1725） | 3.585 |
| 乾隆十八年（1753） | 4.069 |
| 乾隆三十一年（1766） | 4.858 |
| 乾隆五十六年（1791） | 4.359 |
| 嘉庆十七年（1812） | 4.013 |
——摘编自申学锋《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
材料二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户部巨额亏空被曝光，计有925万多两存银不翼而飞。1851年9月黄河在徐州决口，到1853年清政府不得不考虑用金融手段解决财政困难。当年二月，清廷匆匆出台政策，由户部主持发行以银两为单位的纸币官票，规定政府各衙门及与政府合作的银钱号须照票面足额对付现银；五个月后，清廷规定地方在向中央缴税时不许缴纳官票，而后干脆不再提及官票的兑换问题。户部直至清末新政时才开始收回地方铸币权，此后中国社会长期受货币供应不足的困扰，以致金融控制权很大程度。上受外资银行所主导，中国的币制进一步紊乱。
——摘编自任志勇《1850年前后清政府的财政困局与应对》
(1)根据材料一，指出清代前期财政收入规模的发展趋势，并简述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政府1853年纸币改革的影响。
| A．污蔑蒋介石以降低其威信 | B．关注中国国共合作趋势 |
| C．欲借助中国内乱趁火打劫 | D．阻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
| A．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危机 | B．革命统一战线壮大的原因 |
| C．中共得以立足东北的缘由 | D．国共力量消长变化的趋势 |
材料一 近代中国外交近代化是在列强强大的武力逼迫下被迫实行的。一个自视为“天朝上国”、拥有众多藩属国的泱泱大国，在遇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后，被迫放弃天朝尊严，俯就于西方现代化的大潮之中。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既是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制政体的转变，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形象的转变……国际社会也逐渐认可了中国的存在，如：1920年初，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有利形势，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顾维钧被推选为国际联盟理事会理事长，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摘编自马彦丽《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材料二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面对的是共和国初建、美苏“冷战”激烈进行、新中国尚属孤立的复杂国际局面，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以及融入国际社会变得更加迫切，这是艰难局势造就的新中国外交使命……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使命变得更加明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定性了中国外交注重国内发展和促进国际和平的外交使命，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对这一使命最好的实践。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提出“坚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民族复兴于是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使命。
——摘编自白卫东 刘常喜《峥嵘七十年：新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外交的发展趋势，并进行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指出新中国外交使命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
| A．呈现出边疆内地一体化的管理趋势 | B．反映出国家治理模式的多样化特点 |
| C．得益于边疆民族对中原文明的推崇 | D．体现了统治者因俗而治的治边理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