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作为旧社会的象征，保甲制度在新政权得以稳定之后必须清除。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些城市自发形成的一些基层管理组织，如清洁卫生委员会、福利委员会、冬防委员会等。但也造成多头指挥、组织混乱等现象。为此，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条例，也成立了一些城市管理组织。1954年，党和政府颁布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条例》，这两个条例是基层管理的法律依据。全国城市基层组织统一后，设立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城市街居制即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制度也随之建立。
街道办事处为市政府或市辖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居民委员会的性质为“群众自治组织”，实质上是街道办事处的组织延伸。条例还对居委会的组织架构作了规定：“居民委员会设委员七人至十七人，由居民小组各选委员一人组成；并且由委员互推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至三人。”到1956年，居委会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建立起来了。在街居制的组织下，兴办了较多福利性质的居办经济和各类服务组织，在单位制各类社会保障和服务的基础上，辅助治理了辖区范围内的治安、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问题。
——摘编自肖洒《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建设研究（1949—1956）》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街居制在全国建立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街居制建立的积极作用。
材料：1950-1951年，新中国政府在旧中国工商税种的基础上建起以14种工商税收为主的税收制度。1959年，在国营企业试点税收与利润合并缴纳。到1973年为止，国营企业事实上只征收工商税。此时期，构建出的是一个新的财政类型，可称为“现代家财型财政”（下图）。
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即将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1987年开始，政府与企业间广泛实行承包制，以企业相对固定的财政上缴（利、税），由此带来现代家财型财政的现实终结，国营企业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学会像一个企业家那样去利用市场机会，其他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也获得了成长的缝隙和空间。在1994年集中进行的税制改革和2004年后逐渐开展的税制改革基础上，来源于大众财产或收入的规范性税收，真正成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经历如此种种变革后，税收型财政成型，中国成为税收国家。
——摘编自江国华、韩玉亭《中国财政史十六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现代家财型财政制度对新中国的积极作用。(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税制变革的特点。
材料一 武帝时候设立州制不是偶然的。这时汉朝的疆域较秦扩大许多，设置郡国已达百二之数，管理有所不方便。有必要在郡国之上设新区划，置州刺史，使之督察郡国政务，中央因之了解到更多情况。武帝改变了汉初以来重“黄老思想”的传统，而用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思想治国。因此，儒家经典也被利用来解释一切现象，在全国设州也不例外， 《禹贡》 《职方》两篇是儒家经典中的篇章，合两者不重复的州名来设州是很自然的事。于是，就在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摘编自曹尔琴《汉代州郡的设置及其分布》
材料二 唐代道制改起于睿宗、玄宗之际， 以景云元年(710)分贞观十道为十二道和开元二十一年(733)改十五道，置按察、采访使，确定道的治所和使府编制，变革道的运行机制为标志；到代宗、德宗之际告一段落， 以乾元元年(758)改置观察使， 大历十二年至建中三年(777—782)制定观察使及僚佐俸禄，道的建制纳入正式的官僚体制为标志，前后持续近70余年。唐中后期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就在改革过程中发生变化。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汉武帝实行州制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此后汉朝州制变迁的概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道的划分依据，说明唐代道制在“近70余年”中的改革趋向。
材料一 汉高祖制定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不许商人穿丝制品、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他们做官，加倍征收他们的算赋。但是商人通过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用高利贷盘剥农民，成了富人，他们用钱财结交王侯，抬高了社会地位，以至文帝时出现了“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严重形势。针对这种情况，文帝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和“约法省禁”的政策，给农民一些经济的实惠，减轻政治的压迫，增强农民阶级对抗土地兼并的能力，以保护封建的农业经济。
——摘编自张大可《论文景之治》
材料二 汉文帝稳定政局、约法省禁，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安宁的环境。他避免战争，节制兴建，节约了国家开支，减轻了人民的赋役负担，从而调动了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此外，他实行“入粟拜爵”另开财源，以减少算赋，免收田租，让农民休养生息。在工商业发展上，汉文帝时政府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这样，最终财源得到扩大，富国富民的目标得以实现，文景盛世得以出现。
——摘编自艾声《汉文帝与“文景之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汉文帝倡导以农为本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汉文帝的经济措施，并结合所学，试析其影响。
材料 《古今形胜之图》，明代绘制，原图长宽115*100厘米。绘图标有“东方九夷、南方八蛮、西方六我、北方五狄”（该图包括两京十三省及周边地区，东至日本、朝鲜，西至今乌兹别充斯坦东南的铁门关，北起蒙古高原，南达南海）。图上标注府、州、县、卫、所及域外国家地区的各级地名近千处。制图学角度上，将运河和黄河混为一体、将乌江绘成长江的主流等显然是错误的。但它尽量利用图中空白，用简明文字把各地区的历史沿革和地理形势作扼要说明，尤其对边疆地区，如在东北女直地区注有“女直慎地。唐曰黑水，唐初乃臣服，置燕州黑水府。金太祖起此……迨入本朝，悉境归附，立都司卫所二百余，所治地方，止于东北，地与契丹相抗，以时朝贡”。
西班牙驻菲律宾的第二任总督基多·拉维查在马尼拉任职期间（1572～1575年），经由阅南商人处得到《古今形胜之图》，他将该图中的重要地名和说明文字译成西文，并呈现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该图成为欧洲人最早了解的中国地图之一、所载的文化信息使欧洲人对中国有了直观的感觉，因而受到重税。
——摘编自任金城《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胜之图》》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古今形胜之图》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代《古今形胜之图》流传至西方的背景，并说明该地图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汉武帝在采纳董仲舒“推明孔氏”的建议后，设置五经博士、建立太学和实施察举制让许多儒生晋升官吏，享受功名利禄。武帝末年，自孔壁中取得数十篇以古文撰写的儒家经典，更是牵动出纷扰两汉百年之久的“古今文之争”。士人对经典的解释不同，各家章句歧义百出，造成了政治的不稳定。于是就有了天子数次出面干预学术：昭帝召开“盐铁会议”、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章帝召开“白虎观经学大会”,都是以皇帝的名义统一经义。
——摘编自陈林《官学、利禄与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化》
材料二 朱熹在州县任职时，亲自过问学政，甚至登台讲课，向学生传播理学，几乎从来不停止教育工作。他不但亲自编纂《童蒙须知》《家礼》《小学》等，对学生的衣着、饮食等日常行为都作了道德规定，而且还为泉州同安县学聘请品行端正、学习用功的教师，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改变书院、州县学的风气。在南康军任知军时，他每四五天到学校进行一次讲课或辅导，先讲授《大学》,接着指导学生学习《论语》。在旬休时，前往白鹿洞书院指导学生和跟他们谈心。
——摘编自贾芳芳、宋学文《宋代儒学教育的演变、特点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朝帝王推进儒学意识形态化的举措。(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儒学教育不同于前代的特点。
材料一 “一边倒”外交政策给中国带来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向中国提供贷款、派遣专家、提供大量技术资料以及培养一大批建设人才等经济援助举措，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由于有苏联作后盾，新中国更拥有力量来消灭旧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遗产，并进行新的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以应对来自国内外对中国革命的种种威胁。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以后，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关系迅猛发展。
——摘编自张梅红《浅析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党中央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首先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科学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同时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贫、强弱一律平等，各国的事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中国决不称霸，也坚决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中国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
——摘编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作用。(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的变。
材料一 辅佐国君以行治国之事者，在春秋时期多被称为“相”。终春秋之世，列国担任治图重任的“相”，皆属卿族。这些卿或随国君外出参加各种礼仪，或主持国政以决国家军政大事，实为卿权势力强大的一种表现。战国时期的“相”往往只有职官的意义，不是传统的贵族身份的标识。因为在国君的周围不需要存在能够使其“易位”的人物，而需要俯首听命的大臣。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为这一新格局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布衣卿相之局的噶矢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结构大变动中即已鸣响。
——摘编自晁福林《论战国相权》
材料二 唐初，“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起草文书诏令，原属中书省的职责，唐玄宗时则正式设置输林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垂相，号令征伐”，皆出其手，“其后逸用益重，而礼遇益亲”，“又以为天子私人，元充其职者无定员”。在代宗永泰年间，又于内朝设立枢密院，以宦官充任枢密使，“其职掌惟承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如此，则原来共同执掌军国政令、佐天子而统大政的中书、门下省，都降低为只能照章办事的执行机构。
——摘编自魏俊超《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相职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相权演变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指出唐代君主削弱相权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上述措施的影响。
材料一 自秦汉至明清，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多是乡里两级。从表面上看“里”具有乡约自治功能，但本质上是以村落为基础的赋役征收单位，乡（管、都、保）则是介于县与里之间由若干村落组成的地域性行政单元，而家族是乡土社会不可忽视的治理依托。乡里承担着维持国家在基层正常运转的重要任务。秦汉时期，在有秩、游微之外，由三老负责教化便有很强的自治色彩。到隋唐时期，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基层权力向州县集中。王安石变法后，县以下的保甲组织开始成为皇权的载体，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增强，乡里自治色彩再次削弱。基层行政权力的缩小、行政人员威信和统治力的下降为士绅和宗族势力的补充提供了空间。
——摘编自王伟进等《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实行了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单一的政府；政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单一主体模式被打破，开始了政府与市场两元主体治理时期。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村的治理主体又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广大农民为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新乡贤等多种组织和个人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新时代，为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以农民为主体，政府、社会组织、新乡贤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样的体系构建既保障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了其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也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果。
——摘编自蒋永穆等《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主要特征，并对古代的乡村治理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主体发生的变化过程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乡村治理的认识。
材料一 明王朝建立伊始，对于如何治理南方少数民族，朝廷有不同意见。朱元璋认为“溪峒蛮僚杂处，其人不知礼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这种“顺而治之”的原则，成了朱元璋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土司制度的指导思想。土司一经任命，朝廷即赐予诰敕、印章及冠带等信物，作为朝廷命官的凭证。明代允许土司世代相袭，但为了有效地对土司进行控制，明王朝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比元代更为严密的承袭法，如凡土官承袭，必须赴京受命，以示朝廷威柄；土官袭职后，先要学习礼仪三个月，然后方准“回任管事”。
——摘编自许力坤《明代土司制度述略》
材料二 明至清初，朝廷以“土司无用流官之例”，不许土司参加科举考试。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大量土司被废除，土司制度日趋衰落。保留下来的土司，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此外，土司制度下，土司、土目、土舍、土民阶层固化，土司社会缺乏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土司请求参加科举考试。雍正十三年，土司获准参加科举少数民族首领的土司参加科举考试，推动了科举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郗玉松《土司参加科举与科举制度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影响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土司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土司参加科举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