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17世纪开始，哲学家们的反思，带有浓重的学究气，既不像达·芬奇那样的花团锦簇、色彩瑰丽，也不像马丁·路德和他的同伴们那样迅猛、激烈、沸沸扬扬。这是一个沉思的世纪，也是17世纪以来欧洲的一种精神状态，在曲折但顽强地表现出来，一点一点地在摆脱旧的精神枷锁。任何思维的运动只有笼统的阶段性，某一阶段的思想状况必是以前的思想活动积累推进而成的。17世纪的哲人们的确起了为新时期报晓的作用。
——摘编自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
材料二 文明的政治组成在文明之间各不相同，在一个文明之内也随着时间而变化。一个文明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政治单位。这些单位可以是城市国家、帝国、联邦、邦联、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所有这些单位都可以有不同的政府形式。当一个文明演变时，其政治构成单位的数量和性质一般也会发生变化。甚至曾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独特的文明。这种把美国和欧洲相对立的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事实：至少直到19世纪末，美国同非西方文明只有有限的交往。
——摘编自【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从17世纪开始的欧洲精神文明发展的特征，并指出17世纪哲人们的“报晓”的含义。(2)以“近代美国文明”为例，对材料二中的任一观点予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说明史论结合，逻辑严密）
材料一 唐代处于我国帝制时代的鼎盛阶段，在法制方面多有建树。唐代的法制建设吸收了前代法制的精华，又结合唐代社会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改造。基于对法制重要性的认识，唐太宗等人非常注重法规的制定。根据唐太宗等人的立法思想，唐王朝着手完善法制体系。唐代的法制体系，包括律、令、格、式等四种法律形式。唐律的制定和修订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在第三个阶段制定的《唐律疏议》曾被长期沿用。唐代法制同时注重法制的教化功能。唐律是综合性法典，面向全社会，旨在禁暴惩奸，但它“防范甚详，节目甚简”，废除了前代的许多肉刑、酷刑，坚持以德为主、以刑为辅的立法原则，礼法并用，刑罚较宽，体现了文明教化的精神。唐代法制注意规范司法的流程，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一套严密的司法机构，以保证法律的执行。
——摘编自王双怀《唐代法制建设的当代镜鉴》
材料二 作为一个回应外部世界挑战、挽救国内政治危局的被动之举，晚清司法改革试图在不触动固有体制根本基础的前提下，改造以司法与行政合一为基本表征的传统型司法体制，代之以推行司法与行政分立、体现司法独立要求的近代型司法体制，藉以收回被西方列强攫取的治外法权，恢复中国的司法主权。这场从中央到地方渐次展开的大规模的司法改革运动，客观上导致了传统中国法律与司法体制的历史性的重大转型，催生了一个具有浓厚西式特性的近代化法律与司法体制，从而开启了中国法制与司法现代化的历史先河。然而，这一司法改革运动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中断了进程，非但未能最终全部达致其预定的改革目标，反而为随后到来的辛亥革命及以后新的司法变革运动奠定了基础。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司法改革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近代中国司法转型发展的一个试验样本，给后来的人们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司法变革的历史遗产。
——摘编自公丕祥《国家与区域：晚清司法改革的路线图》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法制建设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司法变革的背景，并对这一变革作出评价。
材料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又称广交会，创办于1957年春季，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首届广交会展出面积9600平方米，分设工业品、纺织品、食品、手工艺品、土特产品5个展馆，13个专业外贸总公司组织交易团参展，展示商品1万多种，包括自行研制的解放牌载重汽车、普通车床等，也有各种日用轻工业品、农副土特产品以及传统工艺品。1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位采购商到会。广交会第一年即成交8686万美元，占当年全国创收现汇总额的20%。从1965年开始，广交会年出口成交占全国外贸年出口总额30%以上，1972、1973年，占比均超过50%。几十年里，广交会会址几经迁移，展馆面积增加了几十倍，规模逐步扩大、影响力日益提升。自2007年春季第101届开始，为促进贸易平衡，广交会开始设立进口展区，正式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截至第123届，广交会累计出口成交约13237亿美元，累计到会境外采购商约842万人次。每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18.5万平方米，境内外参展企业近2.5万家，2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万名境外采购商与会。
广交会历经61年改革创新发展，经受各种严峻考验从未中断，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往来，展示了中国形象和发展成就，成为新中国冲破西方经济封锁与政治孤立、打开通向世界大门、与各国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对外贸易的时代窗口。
——材料摘编自“搜狗百科”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广交会创办的背景。(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广交会发展的意义。
(3)广交会发展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材料一16世纪60年代起，英国普通出庭律师的人数持续增长，他们隶属四大律师会馆管理。律师会馆是自由社会团体，自主决定出庭律师资格授予和免除。17世纪初，出庭律师不得接触当事人作为律法规范下来。17世纪末，专门从事事务性工作的法律代理人被排斥于律师会馆和法庭辩护席外，他们只能从事非诉讼事务，在有关材料准备完毕后交由出庭律师完成辩护工作。16世纪中叶，那些既不是出庭律师又不是代理人而只是协助当事人或代理人完成辅助工作的事务律师队伍急剧壮大。到1750年，一项议会法案表明事务律师资格和代理人资格可互相通用。1793年，代理人—事务律师建立职业协会。
——摘编自程汉大《英国二元律师制度的起源、演变与发展走向》
材料二1866年，外籍律师出现在租界领事法庭上。外籍律师的进入打破了中国封建法庭只审不辩或只判不审的传统审判方式。1906年，清廷拟定《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将律师制度单列一节；规定由政府确定律师名额，由政府分拨，并将律师纳入品官之列。1912年后，苏沪杭等地出现律师自治性团体组织——律师公会。北洋政府于1912年9月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律师单行法规《律师暂行章程》，规定律师执业要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将律师公会置于司法机关监督下，规定“地方检察长得随时出席于律师总会及常任评议员会，并得命其报告会议详情”。中国律师制度正式建立。
——摘编自姚秀兰《中国近代律师制度探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与清末民初中国律师职业变迁的异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律师制度建立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律师制度的认识。
材料一 公元723年，日本政府颁布《三世一身法》，鼓励土地开垦。公元743年，政府又制定了《垦田永年私财法》，允许新开垦的土地私有化。在这些政策的保护下，那些有实力的贵族和寺庙神社纷纷扩大私有土地，购买农民的土地或雇佣农民及流浪者进行耕种，这样就形成了日本的早期庄园。在庄园发展过程中，为了争夺农业资源及保护庄园利益，庄园与庄园之间经常产生摩擦和纠纷，甚至发生武斗。在初始阶段，参与武斗的往往是庄园里的农民，但由于常常耽误农活和农时，且战斗力低下，于是庄园主便选拔勇敢强壮的农民专门负责保护庄园，这些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专门进行军事训练和战斗，他们就成为日本最早的武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早期武士不同于国家的军队和士兵，他们是具有私人性质的、为保护庄园利益服务的、忠于庄园主的私人武装。
——摘编自张如意主编《日本历史》
材料二 进入11世纪后，伴随着耕地不断得到开发，领主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并加强对农民的统治，纷纷加强庄园的武装力量。武士规模不断扩大，实力也在不断增强，这些领主一般以开发地命名，在本族或上层农民中纠集“郎党”，从而形成了早期的武士集团，这些领主自然也就成为武士集团的领袖。由于许多领主同时兼任着地方的郡守或多长，因此，武士集团不但担当着保卫庄园的任务，同时还是地方的重要武装力量。这些地方上的武士集团分别隶属于中央的某个大贵族或大寺院，于是在日本就形成了几个全国性的大武士集团，直接参与或影响到中央的政治。
——摘编自张如意《论日本武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日本早期庄园和武士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11世纪后日本武士集团的职能。
材料一 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因经济落后受尽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尽快实现工业化是几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共识，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将工业化置于首位。就当时来看，世界上成功的工业化基本上有三种：一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美；二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日；三是苏联。……上述三种工业化道路，与当时中国情况最相近、最可行的是苏联的道路。
——摘编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二 与苏联一样，新中国选择了一条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根本的是中国的重工业基础过于薄弱，这一事实所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被连年的战乱和外敌的入侵不断放大。旧中国工业生产所表现出来的轻型化结构非常明显，1933年在中国的工业资本中，制造生活资料的资本所占比重为92%，1946年下降至88%，其中纺织业占35%、食品业占15%。也就是说，在工业部门内部，轻工业始终占据绝对优势，重工业的发展极其缓慢。不仅如此，中国经济还缺乏独立性，20世纪30年代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包括钢铁、电力、航运等，都受到了外国资本的干预和控制。
——摘编自郑有贵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近代以来世界上三种工业化模式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选择苏联模式的工业化战略的原因。
材料一 公元前1500年左右，摧毁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雅利安”入侵者最初是游牧的牧民。这一阶段的雅利安人信奉吠陀教（一般认为，吠陀教是古婆罗门教的前身），这种信仰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吠陀崇拜仪式以动物牺牲为中心环节，包括以家畜为牺牲；婆罗门僧侣讲述着口口相传的远古传奇，这些神话传说同时也佐证了如下信条；社会巨额剩余价值应当纳入武士统治阶层及婆罗门僧侣阶层的腰包，因为他们是“再生的”神明，生来就超越社会上其他阶层群体。大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冶铁技术的缓慢传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统治阶层以武力达成所需，并以宗教种姓制度为理论支撑，将雅利安普通平民归入低级的吠舍阶层（即耕种者），被征服的族群则是种姓制度中最底层的首陀罗。延续千年的种姓制度就此在印度扎根
——摘编自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材料二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入侵下灭亡。当时的“蛮族”日耳曼人较之罗马而言是一个落后民族。在蛮族入侵过程中，帝国的大批土地、城市、建筑、文物被毁。而基督教教会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保持着教区为基本单位划分的组织系统，为日耳曼诸王国汲取罗马行政区划体制提供了蓝图。基督教的教阶制也为世俗封建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规范。中世纪时期，西方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质和机制，这就是宗教文化占主导地位，基督教渗透到西方社会文化的每一个层面，各个阶层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哲学是神学的奴仆，教育是宗教的工具，文学和艺术也是教义的衍生物。
——摘编自刘文华《基督教对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印度种姓制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基督教教会对欧洲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人类社会宗教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雍正二年（1724年）全国耕地面积达890647.524亩，前所未有。清代前期农业生产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南方水稻产量一般亩产“大约共三石（一石约180斤）为常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有不少地方专门或主要种植经济作物，如乾隆年间，植棉专业区的江苏松江、太仓、通州和海门厅所属各县“每村庄知务木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有十之七八”。粮食大量向经济作物区运销。例如，乾隆中期后苏州产丝区的粮食，常年由江西、湖北、安徽供应，每年计数百万石，天津粮食则由东北地区供应，乾隆年间，由东北运粮到天津的船只达数百艘，山东的临清县产棉区，粮食由河南供应，广东珠江三角洲缺粮，主要靠广西、湖南供应。
——摘编自黄启臣《清代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短缺、温饱问题成为最大的民生问题。粮食功能主要是食物，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粮食供给能力大幅度提高，人们的饮食需求向温饱型转变，单一的粮食型食物结构开始向多样化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粮食功能除满足基本吃饱需求外，各种粮食加工制品日益丰富。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前期农业的新发展。(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粮食生产与加工出现变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于农业生产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一开始的时候，西欧城市都相对弱小，领主无论强弱基本都可以维持封建庇护关系；当8—10世纪封建经济获得一定发展、工商业逐渐复兴和繁荣时，各地城市快速兴起并且实力不断增强。到11世纪，不少城市的实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一些领主。意大利的城市首先通过和平赎买和武装斗争等方式获得了自治权，一些领主颁发特许状赋予城市一定的（或完全的）自治权，从而消减市民对领主的抗争，并减少了连年战斗给城市及其商贸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一些城市兴办大学，有些城市富商还出钱出人支持王权及国家统一大业。
——摘编自陈兆旺《西欧中世纪城市自治的制度分析》
材料二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最早组织远航和殖民侵略的国家。它们在15世纪末完成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把开辟新的航路同开拓疆土以及扩张基督教结合起来，作为扩大收入来源的良机；长期的战争使两国都涌现了一批以战争为职业的军事贵族，其热衷于军事和殖民活动；西葡两国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又比较发达，一些港湾是意大利和尼德兰之间航路的中转站，热那亚许多水手就迁居到葡萄牙。
——摘编自王觉非《欧洲五百年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世纪西欧城市自治出现的背景，并说明其对西欧社会发展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最早组织远航和殖民侵略国家的条件。
材料 周代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文献和哲学方面。商代的已经高度进步的文字体系，在较少改动的情况下被继续沿用着。显然中国人在当时已认识到文字记录在处理公共和私人事务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有时把重要的交易用长铭文记录在青铜器上，但是，更经常的是用毛笔写在木简或丝帛上。用薄片竹简编成的书籍大量出现。虽然只有少数人有文化，但一定是一个相当大的少数，包括封建贵族和商人。周代的贵族精通文献，而且保存了有关他们的财产、隶属，有时甚至是个人活动的全部记录。
当希腊人正在探讨物质世界的性质、印度思想家正在思考灵魂和神的关系时，中国的圣人正试图去发现人类社会的基础和贤明政治的根本原则。中国的思想家对自然科学和玄学都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探寻物质世界的基本原则，并非为了绝对的真理，而是用来说明人类生存的问题。他们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这个智力活动的领导者大都来自低级贵族，他们是一群喜欢辩论的学者，但是对执政也有兴趣，有时他们担任行政职务威指导那些希望得到这类职务的学生。这是一个思想活跃、众说纷纭的时期。
——摘编自【美】拉尔夫等著《世界文明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代文化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周代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