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作为旧社会的象征，保甲制度在新政权得以稳定之后必须清除。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些城市自发形成的一些基层管理组织，如清洁卫生委员会、福利委员会、冬防委员会等。但也造成多头指挥、组织混乱等现象。为此，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条例，也成立了一些城市管理组织。1954年，党和政府颁布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条例》，这两个条例是基层管理的法律依据。全国城市基层组织统一后，设立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城市街居制即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制度也随之建立。
街道办事处为市政府或市辖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居民委员会的性质为“群众自治组织”，实质上是街道办事处的组织延伸。条例还对居委会的组织架构作了规定：“居民委员会设委员七人至十七人，由居民小组各选委员一人组成；并且由委员互推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至三人。”到1956年，居委会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建立起来了。在街居制的组织下，兴办了较多福利性质的居办经济和各类服务组织，在单位制各类社会保障和服务的基础上，辅助治理了辖区范围内的治安、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问题。
——摘编自肖洒《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建设研究（1949—1956）》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街居制在全国建立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街居制建立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一边倒”外交政策给中国带来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向中国提供贷款、派遣专家、提供大量技术资料以及培养一大批建设人才等经济援助举措，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由于有苏联作后盾，新中国更拥有力量来消灭旧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遗产，并进行新的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以应对来自国内外对中国革命的种种威胁。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以后，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关系迅猛发展。
——摘编自张梅红《浅析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党中央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首先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科学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同时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贫、强弱一律平等，各国的事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中国决不称霸，也坚决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中国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
——摘编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作用。(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的变。
材料一 辅佐国君以行治国之事者，在春秋时期多被称为“相”。终春秋之世，列国担任治图重任的“相”，皆属卿族。这些卿或随国君外出参加各种礼仪，或主持国政以决国家军政大事，实为卿权势力强大的一种表现。战国时期的“相”往往只有职官的意义，不是传统的贵族身份的标识。因为在国君的周围不需要存在能够使其“易位”的人物，而需要俯首听命的大臣。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为这一新格局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布衣卿相之局的噶矢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结构大变动中即已鸣响。
——摘编自晁福林《论战国相权》
材料二 唐初，“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起草文书诏令，原属中书省的职责，唐玄宗时则正式设置输林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垂相，号令征伐”，皆出其手，“其后逸用益重，而礼遇益亲”，“又以为天子私人，元充其职者无定员”。在代宗永泰年间，又于内朝设立枢密院，以宦官充任枢密使，“其职掌惟承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如此，则原来共同执掌军国政令、佐天子而统大政的中书、门下省，都降低为只能照章办事的执行机构。
——摘编自魏俊超《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相职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相权演变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指出唐代君主削弱相权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上述措施的影响。
材料一 自秦汉至明清，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多是乡里两级。从表面上看“里”具有乡约自治功能，但本质上是以村落为基础的赋役征收单位，乡（管、都、保）则是介于县与里之间由若干村落组成的地域性行政单元，而家族是乡土社会不可忽视的治理依托。乡里承担着维持国家在基层正常运转的重要任务。秦汉时期，在有秩、游微之外，由三老负责教化便有很强的自治色彩。到隋唐时期，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基层权力向州县集中。王安石变法后，县以下的保甲组织开始成为皇权的载体，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增强，乡里自治色彩再次削弱。基层行政权力的缩小、行政人员威信和统治力的下降为士绅和宗族势力的补充提供了空间。
——摘编自王伟进等《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实行了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单一的政府；政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单一主体模式被打破，开始了政府与市场两元主体治理时期。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村的治理主体又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广大农民为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新乡贤等多种组织和个人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新时代，为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以农民为主体，政府、社会组织、新乡贤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样的体系构建既保障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了其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也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果。
——摘编自蒋永穆等《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主要特征，并对古代的乡村治理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主体发生的变化过程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乡村治理的认识。
材料一 明王朝建立伊始，对于如何治理南方少数民族，朝廷有不同意见。朱元璋认为“溪峒蛮僚杂处，其人不知礼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这种“顺而治之”的原则，成了朱元璋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土司制度的指导思想。土司一经任命，朝廷即赐予诰敕、印章及冠带等信物，作为朝廷命官的凭证。明代允许土司世代相袭，但为了有效地对土司进行控制，明王朝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比元代更为严密的承袭法，如凡土官承袭，必须赴京受命，以示朝廷威柄；土官袭职后，先要学习礼仪三个月，然后方准“回任管事”。
——摘编自许力坤《明代土司制度述略》
材料二 明至清初，朝廷以“土司无用流官之例”，不许土司参加科举考试。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大量土司被废除，土司制度日趋衰落。保留下来的土司，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此外，土司制度下，土司、土目、土舍、土民阶层固化，土司社会缺乏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土司请求参加科举考试。雍正十三年，土司获准参加科举少数民族首领的土司参加科举考试，推动了科举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郗玉松《土司参加科举与科举制度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影响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土司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土司参加科举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材料 司马迁将项羽载入《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班固将项羽载入《汉书·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第一》。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介绍项羽生平（“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以及转述项羽的言论之外，均对项羽以“字”相称，或者称其为“项王”。在《汉书》中，班固对项羽以“名”相称，很少称其为“项王”。在《史记》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霸王”，而在《汉书》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伯王”。关于项羽身死之后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在《汉书》中，班固没有如司马迁那样详细介绍汉军占领鲁地的过程，在写完项羽乌江自刎一段之后，班固仅用一句话交代了项羽的后事——“汉王乃以鲁公号葬羽于谷城”。
——摘编自张春巍《项羽生平记述差异分析—基于〈史记〉和〈汉书〉的考察》
(1)根据材料，概括《史记》和《汉书》记述项羽的差异。(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史记》和《汉书》对项羽记述的因素。
材料一 1852—1875年，大约20万中国人移民到了加利福尼亚。一些人，如陈兴发，买了船票，在淘金热中发了财；然而大多数人作为契约劳工从事种植业或者参加了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修筑，还有5万中国移民去加拿大淘金，或去加拿大修筑太平洋铁路。日本和中国的移民来到秘鲁，或在沿海的棉花种植园中工作，或开采海鸟粪生产肥料，或修筑铁路……移民为美国社会带来了新鲜血液，他们的音乐、舞蹈、节日、运动和语言，丰富西半球的文化多样性。拖家带口的移民通常集中在特定地区。然而美国本土的白人公民对于如此多的新移民开始感到不堪重负。对外国人的厌嫌常常使本土白人对如潮水般涌入工业城市的移民产生敌意：1882年美国政府明令禁止中国移民进入美国，1907年禁止日本移民进入美国。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台湾已不再是闽粤人口外迁的主要方向”，而海外移民则成为沿海地区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粤东生齿过繁，久有人满之患。三十年以来，谋生海外者，其数既逾百万。其始多不肖奸民，脱逃转徙，以外国糊口较易，稍稍艰衣缩食，便能捆载而归；后遂有正经商人，携本觅利者”。五口通商后，尤其是在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以后，闽粤地区向海外迁徙人口剧增，如福建“漳泉两府，地稀人稠，居民贫困者多无以为谋生之术，幸海禁大开，于是相率出洋谋食者近至四百万人之多，皆散见于南洋各埠，几于无处不有华人足迹，极一是时之盛已”。
——摘编自陈振江主编《中国大通史·清（1840—1911）》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为排斥亚洲移民而采取的措施以及亚洲移民浪潮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海外移民不断增加的原因。
材料一 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亲自起草《土地法令草案》,并领导全俄工兵代表苏 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法令》。该法令文本中还附有一份以242份地方农民委托 书为基础而拟定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该委托书提出， 一切土地“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 “土地应当平均使用”。
——摘编自俞良早《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材料二 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农业问题，通过了加快农 业集体化的决议，确定了农民自愿参加集体化的原则。1937年年底.93%的农户已经加入 集体农庄，集体化的耕地面积达99.1%。随着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和哈尔科夫拖拉机 制造厂等先后投产，到1937年，36万6千多台拖拉机被农民们迎入集体农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谷物收割与播种的43%和56%、秋耕的71%、翻种的83%均是以祝械化完成的。1928—1937年，苏联商品粮占粮食总产量比例成倍增加。然而，农业全盘集体化过程中的“左”倾冒进倾向和消灭富农运动，侵害了农民的利益。
——摘编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世界历史》(纪录片文案)
(1)根据材料一，概括苏俄《土地法令》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
材料一 一战期间和战后，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比如，印度使用动力机械并拥有50人以上的企业数，从1914年的2874家增加到1921年的3965家。巴西1928年的工业生产总值相当于1914年的3倍。一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为获取高额利润和垄断资源，不断地增加对殖民地的投资。在越南，1924—1929年，法国私人投资达40亿法郎。1919年美国在拉美的总投资为24亿美元，1929年增加到37亿美元。亚非拉的贫苦农民的境况更加恶化，整个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激化了，逐渐兴起民族民主运动高潮。
——摘编自王助民《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史（1415—1990）》
材料二 二战结束以后，亚非拉100多个新兴国家在殖民体系的废墟上涌现出来。联合国刚成立时，在51个成员国中，亚非国家仅占13个，到1970年，在124个成员国中它们已占70个。1964年初，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指出：“现在，能组成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国家仅拥有世界总人口的10%。……联合国如果没有那些向它提供资源并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会员国的支持赞助，根本无法采取重大行动。”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战期间和一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因，并说明其对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二战后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材料一 唐代处于我国帝制时代的鼎盛阶段，在法制方面多有建树。唐代的法制建设吸收了前代法制的精华，又结合唐代社会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改造。基于对法制重要性的认识，唐太宗等人非常注重法规的制定。根据唐太宗等人的立法思想，唐王朝着手完善法制体系。唐代的法制体系，包括律、令、格、式等四种法律形式。唐律的制定和修订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在第三个阶段制定的《唐律疏议》曾被长期沿用。唐代法制同时注重法制的教化功能。唐律是综合性法典，面向全社会，旨在禁暴惩奸，但它“防范甚详，节目甚简”，废除了前代的许多肉刑、酷刑，坚持以德为主、以刑为辅的立法原则，礼法并用，刑罚较宽，体现了文明教化的精神。唐代法制注意规范司法的流程，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一套严密的司法机构，以保证法律的执行。
——摘编自王双怀《唐代法制建设的当代镜鉴》
材料二 作为一个回应外部世界挑战、挽救国内政治危局的被动之举，晚清司法改革试图在不触动固有体制根本基础的前提下，改造以司法与行政合一为基本表征的传统型司法体制，代之以推行司法与行政分立、体现司法独立要求的近代型司法体制，藉以收回被西方列强攫取的治外法权，恢复中国的司法主权。这场从中央到地方渐次展开的大规模的司法改革运动，客观上导致了传统中国法律与司法体制的历史性的重大转型，催生了一个具有浓厚西式特性的近代化法律与司法体制，从而开启了中国法制与司法现代化的历史先河。然而，这一司法改革运动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中断了进程，非但未能最终全部达致其预定的改革目标，反而为随后到来的辛亥革命及以后新的司法变革运动奠定了基础。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司法改革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近代中国司法转型发展的一个试验样本，给后来的人们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司法变革的历史遗产。
——摘编自公丕祥《国家与区域：晚清司法改革的路线图》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法制建设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司法变革的背景，并对这一变革作出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