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大班”是清朝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广州机构负责人的称呼。清朝的许多涉外事务是通过大班与行商的往来合作完成的，大班与行商通常只是一种较为单纯的贸易管理的关系。
1833年，英国政府任令律劳卑担任驻华商务总监督，取代此前的大班，但英国既没有发给他凭证，也没有通知清政府。1834年7月25日，律劳卑未经准许，擅自抵达广州。律劳卑向行商表示，他要立刻以英王代表的身份直接与总督往来，并致函总督卢坤，声称他“有保护与促进英国贸易之权，并得依情形之需要行使政治与司法权”。广东地方当局拒绝接收其公函，称“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目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但律劳卑置之不理。9月2日，广东发出告示，下令停止中英贸易。9月5日，律劳卑令军舰强行驶过虎门，与清守军交火，在广东当局抗击下，律劳卑命令军舰离开广州。9月29日，中英贸易恢复。这就是所谓的“律劳卑事件”。
——摘编自朱谐汉《律劳卑事件》等
评析“律劳卑事件”里中英两国的做法。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初立九品，按人才优劣定品第，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汉末察举制被名门士族所操纵的弊端。但九品中正制中各地中正的人选皆由在朝为官的世家大族兼任，人才的任用升降实质上仍然完全掌控于门阀士族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巩固和加强集权显然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庶族地主的力量却在门阀士族逐渐衰弱的趋势下不断壮大，他们对于选官制度产生了新的政治诉求，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摘编自李烁《浅析唐朝科举制度与朋党政治》
材料二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度，大体说来，较以前是进步的。汉制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亦不能经商，乡举里选系由地方政府察举呈报。现在自由报考之唯一限制，即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实际上“选举”一词很早就被使用，古代选举兼指选士与选官，如三代（夏商周）就已存在的“乡举里选”，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和隋朝开创的“科举制”。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考察、培养、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它透露着机会平等性、选拔人才的一切以考试为尺度的客观性、组织考试的独立性、社会的稳定性和考试内容的标准化等。这在当时情形下确实难能可贵，由于“家天下”观念和伦理道德，很多被委任的官吏即使不是由人民投票产生的，也能为官清廉公正。这种制度至少给很多平民“布衣”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通道，因此，中国古代的很多官吏也是优秀的文学家和诗人。
材料四 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注如“参知政事”“参议得失”“参知机务”“专典机密”等）。
——[宋]欧阳修《新唐书百官志》
材料五 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又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必得中书、门下二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
材料六 唐太宗发现有一人诈伪做官，便下令处死。但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对他说：“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
材料七 玄宗时，以中书省事务繁多、文书多壅滞，选用一些文人与集贤院学士分学制诏书敕，…后正式改名为“翰林学士”，并特置学士院以安置。安史之乱后，“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被称为“内相”。宪宗元和年间，中书小吏滑涣，勾结知枢密刘光琦（宦官），“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渙达意，常得欲。……郑余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相”。……《唐阙史》卷下记云：“一日，枢密使（宦官）出至中书，奉宣与宰臣商量镇州事”。
材料八 北魏太和九年，正式确立均田制，与此相适应的赋税制度是租调制，唐初的租庸调制与之前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庸的制度化，这在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整理自李羡於《论均田制的兴衰及其与租庸调制的关系》
材料九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均田制度以户籍为本，籍既失实，欲不废而不能矣。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十 唐德宗接受了杨炎的建议，便在建中元年公布了这一新税法，明令“丁租庸调，并入两税”，结束了以前赋税制度繁杂混乱的状态。自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买卖更加公开而频繁，田庄经济日益发展起来了，新的税制使大土地所有者分担起一部分赋税，商人也要在所经商的郡县纳税。在实行的当年，唐王朝实际控制的纳税户由一百二十三万增加到三百多万户，全年征收的税钱由一千二百多万贯增至三千多万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整理自王仲荦《中国断代史系列•隋唐五代史》
材料十一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路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隋唐科举制产生的原因。
(2)据材料二，指出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演变趋势，并分析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初期三省制指哪三省？各自分工如何，并分析三省制作用。
(5)根据材料五，唐代的丞相制度与汉朝相比有什么变化？起到了什么作用？根据材料六所述故事实质上反映了哪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结合材料指出，唐初君主的权利受到哪些方面的制约？据此，唐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根据材料七概括三省制实际运行中的调整及其对三省制产生的影响。
(6)根据材料八结合所学，指出“正式确立均田制”发端于中国古代史上哪一重大改革？并简析“庸”的含义及作用。
(7)根据材料九，结合所学，扼要说明唐代户籍制度、均田制、租庸调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简析租庸调制“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的原因。
(8)写出材料十“新税法”的名称，并依据材料十概括这一新税法颁布的积极作用。综合材料九、十，指出从北魏到唐德宗年间征税主要标准发生的变化以及人身依附关系呈现的态势。
(9)根据材料十一，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白居易、柳宗元对唐代税制改革的看法。
材料 1918年12月李大钊指出，俄国布尔什维克“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马克思）为主旨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通过对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充分肯定俄国十月革命所采行的革命手段的世界性意义，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李大钊在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的同时，又发表了小说《雪地冰天两少年》……小说中一少年说：“民国建立，号称五族，此实分裂之兆。予以为吾中华若欲成一统一之国家，非基于新民族主义不可。新民族主义云者？即合汉、满、蒙、回、藏镕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而成新中华民族。达此之程叙，不外以汉人之文化，开发其他之民族，而后同立于民主宪法之下，自由以展其特能，以行其自治，而与异民族相抵抗。”
——摘编自吴汉全《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的现代化地位》
(1)根据材料，概括李大钊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并结合所学指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现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一条贡献加以评析。
材料一我们要牢记我们的人民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北美人，不是出自欧洲，而是更接近非洲和美洲的混合……无法肯定我们到底属于人类哪一个家庭……
委内瑞拉一直是、仍然是、也必须永远是共和国。它的基础是人民主权、分权、公民自由和取消奴隶制，以及废除君主制和特权阶级。可以这么说，为了将各个阶层、各种政治观点和各种公共习俗重塑为一个整体，我们需要平等。
——玻利瓦尔在委内瑞拉国会上的发言(1819)
材料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拉丁美洲进入民族民主革命和改革时期。智利的左派力量团结其他社会阶层，成立民族阵线联合政府，防正法西斯势力上台；墨西哥、乌拉圭、智利、巴西、古巴等国先后成立了共产党。到1934年，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有了共产党组织，并积极领导了反帝反封建斗争。1934—1935年，巴西工人运动活跃，参加罢工的高达150万人，大多数罢工由巴西共产党领导。1932年，萨尔瓦多共产党领导了主要由农民参加的全国性人民起义，并在很多地区建立了地方苏维埃政权，虽遭血腥镇压，但在拉美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摘编自2019年版《中外历史纲要》下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玻利瓦尔的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拉美民族民主独立运动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战国时期出现考核官员的“上计”制度，主要考核仓库存粮、垦田数、户口、赋税数及社会治安等内容。秦代的政绩考核更加完善，对各级官员都要考核，制定了《课律》等法令，以考课结果的优劣来决定对官员的赏罚黜陟。汉代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两个方向的两个考绩系统制度。一是纵向的，即中央考核郡、国，郡、国考核县，县考核乡、里、亭，称为“上计”制度；二是横向的，即中央各部门的卿令，地方的郡、国、县的长官各课其掾吏属官，称为“考课”制度，考核结果作为升降赏罚的依据，考课由丞相和御史大夫两府主管。
——摘编自刘承《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较能体现宋朝官吏考课制度特点的，一为考课法，二为磨勘法。考课法，是指官员在任职期间的考评。每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神宗元丰年间，采取“四善三最”之法考核地方州守县令。“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所称、恪勤匪懈”。“三最”是“狱讼无怨、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振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磨勘法在考课法的基础上形成，所有文武官员，凡经过三年和五年规定的年限，都可以申请叙迁。故当官只要任内不发生过错，到年限便可升迁，这就使许多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考课实际上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摘编自赵玉霞《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述评》
(1)据材料一，概括战国至秦汉官员考核制度发展的特点。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宋代的官员考核制度。
材料一 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是20世纪的历史潮流，它的兴起是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危机同时发生的……这一历史潮流虽然在东方自20世纪初就开始了，但是，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形成势不可挡的洪流。它首先在亚洲出现高潮，接着转向非洲和拉丁美洲……从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大约30年左右时间，在亚非拉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独立国家体系。
——吴于廑总主编《世界史·现代史（下卷）》
材料二 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结束后，这种来自亚非拉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又开始出现更新的诉求。这一时期的反殖民运动开始超越民族国家关怀，试图追寻国际层面的平等政治秩序。这种政治实践，也给20世纪国际秩序中的“平等”问题带入了新的内涵。
——殷之光《国际主义：从第三世界独立历史出发的世界秩序叙事》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二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 A．楷书 | B．行书 | C．金文 | D．草书 |
8 . “役”甲骨文从人，从殳，表示本义与人有关。
《旧唐书》中记载赋役之法中有“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佣，每日三尺”
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建议“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其租庸调、杂役悉省“。
熙宁四年（1071年）政府规定：“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五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募者执役”
万历九年（1581年）推行“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银、差合而，皆出于地，亦谓之条编。“
乾隆三年（1738年）规定“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由是地、丁、匠价，同归一则，真谓‘一条鞭’矣”
依据材料，结合所学，评析自秦汉至清朝（鸦片战争前）徭役的变迁。
材料一 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一般是依据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即所谓“山河形便”。从元朝开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以及经济区域联系，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
——摘编自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材料二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设劝农官。次年设劝农司，以姚枢为大司农，派劝农使到各地考察农业情况。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蒙古人受汉文化的影响，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取名的时候，采用汉人的字、号习惯，或者像汉人一样取俗名、小名……在道德观念上，部分蒙古人接受了汉人的习俗。在色目人、蒙古人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汉人也受到蒙古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学习和掌握蒙古语言文字、使用蒙古名字、受蒙古婚姻、服饰等习俗的影响。
——摘编自李治安《元史十八讲》
(1)根据材料一，指出“行省制”是如何促进元朝民族交融的。
(2)根据材料二，从民族交融的视角评析忽必烈时期的经济政策。
(3)根据材料三，概括元朝蒙汉民族间交融的基本特点。
材料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乡村建设倡导者之一的梁漱溪将此称之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但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梁漱溟进而分析了造成“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断……总之，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
——据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及《梁漱溟全集》整理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中，选择任一理论或实践实例来评析材料中梁漱溟的观点。（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述充分，表达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