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尚书》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周易》提出：“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孟子称：“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先秦的诸子百家以及后来的经史子集各门学问，多为治国安邦的国家安全之学，国家安全始终是统治阶级的基本追求。历代统治者多遵守“划疆自守，不事远图”“尚武而不黩武”的理念，坚持“守内制外”，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唐太宗更是强调“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
——摘编自刘江永《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安全思想与经验教训》
材料二 清末，清廷逐渐注重以科学的经纬度来测绘精确的边界地图，现蒙古、西藏、新疆同中原地区一起被纳入国家安全的施政范围内。清末有识之士主张“驭外之端”为保证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要“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并且对危机下的国家安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尝谓中国自南北统一之后，中国之火患，不在内讧，而在外侮。故中国之守备，不在腹地，而在边疆”。于是以洋务派为代表的近代海军建设逐渐发展起来。
——摘编自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流变与转型》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的国家安全思想。(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和晚清时期国家推动近代国家安全思想形成的因素。
材料 中国历代政府始终将粮食视为战略物资加以控制，这导致了古代粮食流通在大多时期处于政府的强力干预中，粮食的自由贸易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在古代社会早期，粮食作为商品进行市场贸易的规模很小。西周时期，政府对粮食流通进行干预，至春秋战国时期贩卖粮食逐渐成为商人经营的大宗买卖。秦汉时期，随着封建大统一局面的形成，无论是政府组织的粮食流通，还是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粮食流通其规模都大大超过以前。到了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凿，漕运业的发展以及一大批转相灌注仓的修建，粮食流通出现更为兴盛的局面，并且开始形成南粮北调的格局。宋元时期，在粮食民间贸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即商人们开始置流行数百年的“千里不贩籴”的转运原则不顾，而参与粮食的长途贩运，“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其利”。明中叶以后，我国粮食生产的基本形势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原来输出粮食的中心区变为输入粮食的缺粮区，原来的“苏湖熟，天下足”被改为“湖广熟，天下足”。这一时期江南区域内的粮食运销是相当繁荣的，如常熟地区外调浙江地区湖州米接济杭州，嘉定县因不宜植稻而“向赖邻邑之米接济”。所以，总体来看，古代粮食流通还是以国家的指令性计划为主，辅以市场调节。这样的流通体制有利于保证国家的急需如军粮、救灾及城市用粮，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但却大大降低了粮食流通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
—摘编自吴宾、党晓虹《中国古代粮食流通与粮食安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粮食流通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中国古代粮食流通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学思想在明清时期的新内涵，并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洋务派官僚因此逐渐感到，要想继续举办和维持军事工业，实现所谓“自强”，必须同时发展民用工业以“求富”，即李鸿章所归纳的“必先富而后能强”。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上
材料二康有为汲取了今文经学“变易”的哲学思想，糅合了“三统”“三世”学说，指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指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有序不乱地向前发展，强调中国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的必然性。
——徐绍清《论戊戌思潮的发生与近代思想解放》
(1)根据材料一指出洋务运动的目标，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李鸿章创办的主要企业。(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宣传维新思想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该特点的成因。
材料一 汉朝制定并实行了许多切合实际、收效较好的民族治理政策。成帝时“置尚书四人”，其中有“客曹尚书”，专主夷秋之事。在地方上设置的民族治理机构主要有“道”“属国”和“初称”，还结合具体形势和民族地区的特点设置了专门的职官，如在《后汉书》之《西芜传》、《乌柜鲜卑传》、《西域传》、《南匈奴传》中多有关于护芜校尉、护乌柜校尉、西域都护、使匈奴中郎将的记载。汉文帝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成之事。”武帝元狞二年（前121年），“上称、溯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成田之”。元封二年（前109年），“漠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称，赐漠王王印，复长其民。”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九真微外蛮夷张游率种人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为郎中将，对夜郎侯多同“厚赐，喻以威德，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串……乃且听蒙约。”“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元光五年（前130年），遣司马相如“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平都。”两汉时期，我国周边的民族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版图之内，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经历代之增益，遂成今日之中华。
——摘编自陈心林《汉代民族治理政策述论》
材料二 唐朝在总结了秦汉在少数民族地区设边称县，南北朝置左称右县的历史经验，首创了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方式—羁縻府州。唐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先后设立羁縻府、州、县共有八百多个。保留原有的统治机构和政治制度，从长官到僚佑均由本族人担任，并派遣汉官充当羁縻府州的部分官员，组成联合统治机构，共同治理。同时也由中央派遣代表进行“监视督导”。以西汉与唐朝相比，西汉立国213年，与少数民族和亲16次；唐朝立国289年，与少数民族和亲29次；西汉时仅有匈奴和乌孙。唐朝则有吐蕃、突厥、契丹、回纥、宁远国和南沼等九个少数民族政权；西汉和亲只限于西北和西部；而唐朝和亲则视野开阔，东北、西北、西部、西南都渗透到。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在《贞观律》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永徽律》，明确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反者，以法律论。”
——摘编自马敏钱晓芳《论唐朝的民族政策的特点及其对现实的借鉴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朝治理边疆的主要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朝边疆民族治理政策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说明汉唐两朝边疆民族政策共同的历史意义。
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时间标准化的历史进程。
材料一 时间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自然时间，如天体运行造成的四季循环和昼夜交替；二是社会时间，是人类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时间，例如“一周”概念的出现。不过，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并非截然分离，毋宁说，社会时间是根据自然时间来重新组织和划分的时间。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习惯追随大自然的节律，主要是适应自然时间。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的时间观念和时间规则比较粗略，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近代以后，社会经济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对时间的精细度及精确度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以前在天文观测中才用到的“分”、“秒”，到后来就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常用时间。
材料二 全球时间问题早已出现端倪。地理大发现时代，环球航行存在日期差。到19世纪，在时间尚未实现标准化的情况下，人们的交往愈是快捷方便，遭遇到的时间问题就愈是突出。国际通用的计时方式由主导全球化的一些国家共同制定并建议各国遵守。1884年10月1日，由27国代表参加的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正式召开。大会确立本初子午线和建议采用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基准的“世界日”，为建立世界时区体系打下了基础。格林威治子午线及格林威治时间可以被看成是当时强盛的大英帝国的一个符号，它以提供标准时间的方式支配了全世界。
——摘编自俞金尧、洪庆明《全球化进程中的时间标准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的区别与联系。(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19世纪末期格林威治时间得到公认的影响。
材料一 19世纪50、60年代英国移民数量是17、18世纪移民数量的总和。1811年英国总人口是1197万，1931年是4479万。据统计从1815到1930年，有1140多万人从英国移出。这些移民主要迁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方，其中大部分去了美国。19世纪上半叶殖民署为移民提供资金、信息，组织他们向外迁移。19世纪后半叶官方的资助仍在进行，但非官方机构表现得更为积极，包括各地工会组织、慈善机构等等。工会资助的移民大部分去了美国，他们大多有一技之长。英国移民的迁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和民族构成，对这些地区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整编自镡娴娴《19世纪英国人口对外迁移问题探析》
材料二 下南洋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一直到明清时期才越走越宽，呈现大规模的迁徙潮。从汉朝到明清时期，每当新老政权交替之时，不堪战乱的百姓与没落的权贵的一部分会移居海外。“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因此凭借着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特别是闽广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有资料记载，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经商谋生的华人就已有150万人之多。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此时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因此出现了马来西亚联邦给予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等优惠措施以吸引华工的现象。“下南洋”的华人与华侨或工或商，胼手胝足，打下了华人的一片天地。
——摘编自高荣伟《下南洋：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人口大迁徙》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英国人口外迁的特点，并分析推动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近代华人“下南洋”与19世纪英国人口外迁的不同点。
材料一 整体主义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它认为群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一切个体皆没有独立的自己的价值，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完全是由社会群体派生。以宗法、血缘和自然情感为纽带，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约束个性，培养群体人格，个人只能以“孝”、“忠”为坐标在家族、血缘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与中国不同，西方的价值观念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个人本身具有最高价值。人们有决定自己生活和前途的自由和权利。而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的权利。
材料二 陈独秀认为：“世界民族多耶，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李大钊认为：“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生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位的。惟其定位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处也，故其家族简单。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家族简单故行个人主义。’
——摘编自杨胜利《从“群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看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1)据材料一，概括中西方传统价值观念中对“群体”与“个人”关系认识的差异。(2)据材料二，归纳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中西文化差异影响因素的共同认识。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在中国设立轮船公司，轮船航运冲击了传统的帆船运输。1876年，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建成后，引发了清政府内部是否兴办铁路的大讨论。为了维护统治，清政府接受铁路。随着里程增加，铁路逐渐超过航运，促进了各地商品的交换速度。同时，汽车和公路运输也在中国兴起。轮船、铁路和汽车，改变了近代中国的交通运输，推动了交通运输的近代化步伐，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
——摘编自邵功南《试析1862—1937年中国物流方式的变革》
材料二 1965年，中国政府批准了修建北京地铁的方案。1971年，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建成并运营，成为市区连接西部的交通大动脉。1984年，二期环线工程建成通车。天津市是中国第二个拥有地铁的城市。1995年，上海建成地铁一号线。随着城市交通日趋紧张，各地继续发展大运量快速的地铁交通系统。
——摘编自雷风行《中国地铁建设的概况及发展思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中国近代交通变迁的因素。
(2)根据材料，归纳中国现代地铁建设的特点。并说明我国地铁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大抵中国自营的民营工业，1870年代有二十几家，以小规模工业为主，至1880年代后陆续增加，且已有若干大型工业出现。截至1894年，全国共有一百多家大小不同的企业。其中，采矿业多与政府的军事工业配合，受政府控制较大，成效较小，其他轻工业因受政府干涉较小，成效较大，但因资本额少，难以与外国企业或外国在华企业相比。清末的民营工业，在1894年以前其资本额仍较官办或官商合办者为少。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各国忙于战争，不得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迎来发展工业的良机。中国工业资本家纷纷集资设厂，引进先进技术，采用蒸汽力和机器。上海、南通、汉口、天津、青岛、广州等城市的资本家率先活跃起来。爱国心的驱使与利润的刺激，使民族工业大为兴旺，财富迅速增长，呈现出一片光明景象。1918年《大公报》上的一篇论文对当时生气勃勃的局面做了真实的描述：“中国工业日见扩充，各种机器势必多用，国家之兵工厂、造币厂、铁路、船厂及制革厂、电灯遍布各处，开矿熔化等事，均需机器。缫丝厂甚多，各处又有织布、织袜、棉线汗衫、纱及机器磨坊、面粉、榨油、锯木、造纸等厂，砂及水泥、烛皂、玻璃、瓷器等厂，年胜一年。”
——摘编自魏宏运《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晚期民营工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与19世纪晚期相比民国初年民族工业的新发展，并分析其发展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