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特许公司是指享有政府授予特权的商业组织。在16- -19世纪间，欧洲的大部分特许公司都是商人创建的，在英格兰、苏格兰、荷兰共和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及其他地方的都一样。他们谋求充分利用某个特定的贸易范围的各种商业机会，这种贸易范围通常是这个世界的某个特定的部分。该现象反映了16世纪以来欧洲与非洲、美洲和亚洲的贸易的增长，有许多特许公司在世界上的这些地区专门从事商业和其他经济活动。总的来说，特许状都授予公司垄断特定范围的商业的权利（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与印度和亚洲的贸易），所以特许公司变成了帝国扩张和控制的机构。
——摘编自王加丰《西方历 史上的特许公司》
材料二 1993 年，联合国对跨国企业的划分标准为：在本国设有母公司，并在海外广泛设有子公司，年营业额在十亿关元以上者。跨国公司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但那时的国际影响力很小。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尤其是交通、通讯技术的革命，推动了传统国际企业向现代跨国公司的飞跃性转变。《中国产经新闻》分析数据显示，2006年世界500强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值相当于联合国统计暑所汇总的全球211个国家和地区的GDP总量的63.9%。企业分布从1995年的26个国家和地区扩展到现在的33个国家和地区。巨型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在汽车行业中，10家最大汽车公司的产量占全球汽车产量的近80%。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其他传统或新兴行业中。
——摘编自刘旭东《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权力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特许公司诞生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特许公司与当代跨国公司的异同。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材料一 在安史之乱中，唐朝很快失去了洛阳、长安两京，唐朝廷直接控制的两支军队土崩瓦解，肃宗靠朔方军的力量取得了皇帝的宝座，进而回到长安，又靠各地节度使的力量平定了安史之乱。永泰元年(765年)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众再次东进，代宗调动各地节度使的兵力，加强京师的防御。德宗时长安经济极感困难，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运米三万斛到达陕州，德宗闻讯，喜悦异常，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783年)九月，德宗调泾原兵往中原作战，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路过京师，因赏赐菲薄而发生兵变。德宗仓猝出奔。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中古时代·隋唐时期》
材料二 元朝的行省实际上为封建中央集权分寄于地方，故行省官员的权力相当大。它负责处理境内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类事务，行政效率较高。
——摘编自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三 各行省的重大民政事务，必须呈报中书省；军政要务则需呈报枢密院。没有中书省、枢密院转发的诏旨，行省官员既不能更改赋税，也不得调动军队。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朝藩镇地位的变化。(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比行省与藩镇的相似与不同之处。
材料一：中国现代的城市化大致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受国家各方面政策的影响，城市化发展波动较大。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情的独特性直接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以“非典型的小城镇”和“典型的大规模城市”“两条腿”式走路，城市化的发展更多从城镇化开始，推动中国城市化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城乡二元化体制以及户籍体制的逐步放松，农村过剩的人力资本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迁移，但农民并不是“一次性全部进城”，他们会合理安排家庭的发展策略，既要实现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也要规避风险。农民进城的策略愈发具有弹性，它表现为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往返流动：一是季节性往返。农忙返乡，农闲进城或春节返乡，节后进城；二是周期性往返。年轻进城，年老返乡。三是突发性往返。在城市遭遇个人、家庭或宏观经济形势的重大变故，就业无门时可随时返回农村。形成了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城乡流动模式。
-王德福《走好“接力式进城”城市化道路》
材料二：二战后，伴随着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拉美各国的发展成就辉煌。作为一种半封闭的内向经济和发展模式，初期带来的较快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拉丁美洲大量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以爆炸性速度流入城市，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发展。由于放任自流的人口政策，市政缺乏规划，且城市工业的发展无法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无法为迁移人口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基本的生活条件，随即出现了大批了贫民窟，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1953年，学者将其归纳为“过度城市化”，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最直接、最根本的还在于其历史遗留的土地制度、人口政策、产业发展...从而引发大量社会问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摘编自王瑞民《过度与不足：拉美与中国城市化的比较与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特征。(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时期中国和拉美不同城市化模式的成因以及对我国后续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的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强盛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借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唐资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即克之后，复不能守。
——摘编自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材料二 唐前期军力分布情况
| 道名 | 关中 | 河东 | 河南 | 陇右 | 其他 | 合计 |
| 军府数（个） | 288 | 164 | 74 | 37 | 94 | 657 |
| 占军府比重（%） | 43.8 | 25 | 11.3 | 5.6 | 14.3 | 100 |
——摘编自吴海军《浅析唐前期关中本位政策》
(1)根据材料一二、概述“唐前期关中本位政策”的表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唐前期关中本位政策”进行评价。
材料一 清末民初，西方律师制度被引入中国。当时，在认识到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黑暗后，“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着手引进西方司法制度，尝试实行律师制度，所谓“既可以牵制法官不至意为出入，且可代人民诉讼剖白是非，其用意深且远也”。武汉是近代中国较早出现律师身影的地区之一，当时在汉口租界内，比较有名的有裴赉、福禄等洋律师。1909年至1910年间，湖北积极筹设各级审判厅机构，在武昌先后设立了高等审判厅1所、地方审判厅1所和初级审判厅1所，在汉口、宜昌、沙市也分别设立地方审判厅及初级审判厅各1所……律师与讼师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前者接受过以西方法律课程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法律教育。
——摘编自朱英、魏文享《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与社会变迁》
材料二 新中国的人民律师制度是在废除旧法统、创立新的法制体系的过程中创建并发展起来的。1949年，中共中央逐步废除了国民党旧的法律体系和法制体系，我国新的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开始建立。1950年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查案件，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至此，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律师辩护制度在法律上获得了明确规定，律师参与诉讼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国家根本大法的确认，我国律师制度建设和研究取得重要进展。1956年，国务院批准司法部《关于建立律师工作的请求报告》，对律师的性质、任务、工作机构等作了原则规定，任务包括接待群众来访，刑事辩护，担任机关、企业、团体的法律顾问，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在性质上，律师既非审判人员，又非行政机关干部，而是社会团体中的一员。到1957年6月，全国已有1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律师协会，同时借鉴苏联经验，共建立了817个法律顾问处，有专职律师2572人，兼职律师350人。
——摘编自王福强、付子堂《实践驱动：新中国律师制度研究7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律师群体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律师制度建设呈现出的新特点，并分析律师制度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美伊关系的交恶始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在此后40多年里，美国没有停止对伊朗的制裁，背后的原因是美国担心伊朗对其中东霸权带来威胁。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起点是1979年卡特政府下令停止对伊朗的石油进口，并冻结了伊朗政府在美国银行120亿美元的资产，此后历届美国政府大多维持或升级对伊制裁。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又借口伊朗研发核武器，美国联合部分主要国家对伊朗进行全方位制裁。美国政府对伊朗采取的金融制裁主要有以下两种手段：一是禁止伊朗进入国际金融体系。切断SWIFT系统(国际资金支付清算系统),使伊朗无法使用美元、欧元等进行跨境交易。制裁实施后伊朗石油出口量大减，GDP随之下降。二是冻结伊朗政府以及相关人员的银行资产。这不仅限制了经济运行，也引起伊朗人民的恐慌，对伊朗货币贬值和高通胀的预期进一步加速伊朗货币的贬值。
——摘编自陈华李鹏飞《美国对他国金融制裁的基础、路径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材料二 美国金融制裁明确地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它是针对完全不相干的第三国直接或间接地实施了强制性的惩罚措施迫使其断绝与目标国的经贸往来，而贸易自由本身就属于一国内政，不容许他人干涉；另一方面通过美国实施次级制裁体现出的对本国管辖权的任意扩张，特别是以各种理由对他国属地管辖的突破也凸显出对他国主权的侵犯。
——摘编自范晓波《美国金融制裁的基石与应对》
(1)根据材料一，概括美国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的特点。(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评述美国滥用金融制裁打击伊朗的行为。
材料一 1917年9月，列宁发文指出，俄国商业性报刊和各党派报刊各有近300家，像《俄罗斯言论报》等“虚伪透顶的报纸”，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则“显得十分软弱无力”。1917年11月，列宁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颁布了《关于对广告实行国家垄断的法令》，规定：收费广告收归国有；只有工农政府的刊物、地方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刊物、其他获得授权的出版物（少量个人出版物）可以刊登广告。至1918年底，几乎全部非布尔什维克的报刊在社会上消失。
材料二 1922年，《消息报》（苏联机关报之一）出现了广告专版，包括普通商品广告、多种工业生产资料或工程设备广告以及社会服务类广告，如房屋租售广告、餐厅转让广告等。一些新出现的私人报刊也被允许刊登广告。“广告创作社”等商业机构也相继出现，诙谐有趣且不乏智慧的广告文案和极富想象力的美工创作，让人们在了解商品信息的同时，还能获得艺术上的享受。面对苏维埃内部认为应禁止在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刊登广告的决议，列宁则指出不让党报党刊刊登广告无异于是自断重要的收入来源从而削弱实力。《真理报》最终也解除了禁止刊登广告的限制。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葛在波《列宁：国家垄断广告业务是天真的、错误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苏俄《关于对广告实行国家垄断的法令》出台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22年苏俄报刊业出现的变化，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司马迁在《史记》中把秦汉的版图写成黄帝和颛顼帝的管辖区，并把夏、殷、周三朝写成了统一的国家。《史记》首设民族列传，以6卷篇幅叙述周边民族史事。它从广阔的视野出发，把周边民族及其生活的地区如匈奴、西域、西南夷等都纳入史学考察的范围，详尽地考究了周边各族的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情况。在编次少数民族史传顺序时，把民族列传与相关人物列传穿插安排在一起。在追溯所记少数民族世系时，《史记》认为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同源，如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东越则是“越王勾践之后”。
——摘编自李珍著《民族史观与中国古代民族文化认同》
材料二：范晔的一些史传直接接续了司马迁、班固的记载，如在《西域传》中，范晔写道：“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同样，《南匈奴列传》的记载亦是范晔在《史记》《汉书》关于匈奴历史记载的基础上展开的。范晔还注意根据东汉时期周边各民族之新发展及各族与中原王朝之关系的新发展而增损相关内容。在《西羌传》中，范晔详细记载了东汉时期对当时政局影响颇大的羌族的历史。在《东夷列传》中，范晔详细勾勒了从帝尧时起，东夷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发展。从《后汉书》的整个记载来看，范晔确实是把东汉前期通过“王化”之道而实现民族关系之和睦和疆域之拓展，作为东汉大一统政治的一部分来认识的，并认为这与民族及民族关系本身密切相关。
——摘编自王亮军《论范晔〈后汉书〉中的“大一统”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述司马迁《史记》中蕴含的史学思想与时代变迁之间的联系。(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说明司马迁《史记》与范晔《汉书》体现出的相同历史观念及其影响。
材料一 汉代选官，除了少量通过世袭任荫和赀选买官外，（汉武帝后）主要用三种办法来选拔官员。一是不定期的，由皇帝提出并命题，命各地诸侯王公卿、郡国选送人才，诏举“贤良方正”。二是由地方官以“孝顺亲长、廉能正直定期向中央推举孝子廉吏，经中央考察后委任的各级官员。三是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设太学，学员是各地推荐的优秀平民子弟，向通经的博士学习儒家经典，通过考核后，选拔成绩优异的学员为官。这三种选官方法有一共同点，就是以信奉儒学、士子道德水平的高低作为标准。汉代这种与儒学治国理念相匹配的选官制度，规范了读书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使这个信奉儒家的道德精英阶层，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不可或缺的组织力量。
——摘编自金观涛，刘青峰《中国思想史十讲》
材料二 唐初所开设的科目，如明法、明算、明字诸科，颇能切合实用，拔取真才，其后仅重明经、进士二科，明法科更随之而废，流弊因而产生。唐代科举有考前品评的惯例，士人先把平日作品送呈京师名人品评，为此不惜奉上大量金钱，以搏取好评。唐朝虽原则上规定平民阶层皆可应试，但仍讲究门第，名望贵族子弟仍居优先地位。从官员总数看，非科举入仕者仍占很高比例，科举取士并未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上述状况直至宋代方有明显改观。
——摘编自高建彬《浅析唐代科举制的特点及利弊》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选官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代选官制度的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唐代科举制的弊端，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上述状况至宋代方有明显改观”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