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在“礼崩”的同时，法的意识、观念开始张扬，开始了对礼的突破。这一时期礼法关系、地位的消长、演变，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表现，即是所谓的“礼法之争”。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儒法两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第一，是否公布成文法。春秋前期各国的成文法都未公之于众，这反映了儒家“临事制刑，不预设法”的法律主张与实践。针对于此，法家则主张：惟“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才能使“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因而积极推动成文法的公布。第二，是否依法办事。儒家认为只要统治者“帅以正，（民）孰敢不正”，礼可以实行，刑就有了保证。而法家针对道德治国论提出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社会治理主张，只是“刑无等级”说对君主并不适用。
——摘编自李学功《战国制度史》
材料二 源于周礼的“八辟丽邦法”发展至汉代，形成了“先请”制度。所谓“先请”是汉代法律赋予贵族官僚的一项特权，指有罪不能像一般人那样依法处置，拘审定罪前须先请示皇帝定夺。凡应先请而不予先请的，都以违法论之，一旦发现，当事人将受到严惩。先请在两汉时虽已经规定于法律之中，但仍属临时措置，而且“八议”也只是随着《周礼》之传播方才流行于社会，故其时“尚未以八议入律”。三国曹魏制订新律正式将“八议”列入律文，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类应议者享有各种减免罪刑的特权。
——摘编自薛菁《魏晋南北朝刑法体制研究》
材料三 在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礼教派”与“法理派”围绕新式法典的修订产生了“礼法之争”，双方为驳倒对方并贯彻己方的主张，精心研习法律，著书立说，使法律思想的研究和相关机构的兴办一片繁荣。新律吸收资产阶级法律形式建立起近代法律体系，引进资产阶级的法律原则和制度，删减了旧律中落后与野蛮的内容。同时新律也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礼教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使礼教在新律中得以体现。新律虽然在清末多未能实行，但有些内容在民国时期被作为立法根据或蓝本，甚至被直接沿用。
——摘编自张洪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1)根据材料一指出儒法两家的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时的社会土壤如何催生出“礼法之争”。
(2)根据材料二概括这一时期法律变化的实质，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清末的“礼法之争”。
材料一 我国当铺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只是那时还处在萌芽时期。典当业到了宋代，由唐代的专营与兼营并立，逐渐向专营发展、正式成为了一种行业。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写道：“杭城风俗……且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皆有等差。……质库（当铺）掌事，襄巾着皂衫角带。”《澹庵集》中记录到：四川僧人宝觉图迟大师在修葺寺院后，“又以钱二十万为所谓长生钱”……由此可见，在宋代官办和民办当铺已经颇为发达的情况下，寺院的当铺经营活动也十分活跃。在宋代，能到当铺进行抵押的物品，除一般的金银珠玉外，有时甚至包括奴婢、牛马等，劳动人民也以生活用品作抵押，并出现以谷物抵押换钱的“谷典”。
——摘编自《中国古代金融与商业》
材料二 清代出现以各级军政衙门或贵族官僚出资开设的“官当”，仅从《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所见，大学士和珅一人就置有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山东泰州府平民刘虞吉具状控告前学政、时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宫梦仁，讼词称：“恶总辖山东学政，……于泰州坡子坊自开天成典铺一座。当身杪板一副、杪板四块，价值五百七十两，止当本银十六两，票写四分行息。及完本利取赎，又不发原物交代，违禁取利。”
——摘编自曲彦斌《中国典当史话》
材料三 北京典当业，乃旧式商店之典型，为各业冠，惟自逊清末叶迄今，典当业日趋衰落……按光绪庚子以前，统计北京当业共210余家，迨民国元年壬子兵变以后，则一落为170余家，……目下全市仅存有87家……考其衰落原因，可分为数端……光绪二十三年，户部以当商取利较厚，税额犹轻，因奏准自是年起，每年当税每家自五两增至五十两。迨民国三年，财政部以典当为大宗营业，又有厘订当税，加重征收之举、较昔加倍。……北京典当，率以十八个月为满期，盖当物在未满期以前，典当又不能自由处分也……典当期满，货物积压至5、6月，向来值在数千元者，今值数百元而已。……故时至今日，典当业实有从速改善之必要，
——摘编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北京典当业之概况》（1940年7月）
材料四 总而言之，任何时代，只要商品货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经济的发展便离不开一定的金融支持。作为高利贷资本活动形态之一的典当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发挥它的作用的，因而它为生产、流通、生活所必需，能够稳定地发展。其经济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即表现在这里。
——摘编《中国典当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代典当业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概括清代“官当”的危害。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至民国时期北京典当业为何衰落。
(4)综上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典当业具有怎样的意义。
材料一 《管子》一书大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具有丰富的粮食储备调节思想。它提出“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为了尽可能地稳定粮食价格，保障粮食供给，国家必须适时进行粮食购销活动，“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主张进行“逆向调节”，即“以重射轻，以贱泄平（贵）”，当粮价下跌时，国家以高价收购，当粮价上涨时，国家以低价抛售储备粮，以此维持粮食市场价格稳定。还提出了分级储备制度，倡导储备与国力相适应的粮食，“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饰；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饰。”《管子》粮食储备调节思想成为历代调控粮食市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理论来源和依据，一直为后世所继承。
——摘编自刘甲朋《＜管子＞粮食储备调节思想探析》
材料二 明清农业的突出进步，首先表现在产量的增加，可以大体满足人口急剧增长的需要。康熙以与民休息为执政原则，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下令停止清初圈地弊政，对于垦荒者给予更多优遇。实行“更名田”，将明藩王土地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使耕种藩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实行蠲免政策，蠲免的种类有免征荒地田赋、灾荒蠲免、普免钱粮等。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至二十六年（1687年），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九省田赋普免一周。五十年（1711年），又将全国各省钱粮分三年轮免一周。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全国人丁税固定下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全国垦田面积由顺治末年的5亿5千万亩增加到康熙末年的8亿亩以上，农耕生产得到空前的发展。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概括《管子》粮食储备调节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回答康熙时期是如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
材料一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汤沐邑：受封者收取赋税的私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至孝文时，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及徒复作（复作：在官府服役的女犯人），得输粟县官以除罪。
——摘编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材料二 宋代建立了国家和商人共利分利的双赢机制，如马端临所说“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这个基本机制使得商品经济领域中的财富增长可以转化为国家财政。宋代被纳入专卖管理的商品种类更多，且在管理上逐步向间接专卖制度转变，确立了在这些大宗商品的专卖领域中官商的共利和分利机制。相对于直接专卖，这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实现了国家和商人利益的共赢。同时工商业成为为国生财的重要领域，工商课税逐步赶上并超过两税收入，而且工商业收入主要以现钱、轻资为主，政府掌握的专卖商品又是市场的大宗商品，因而工商业收入不仅在比重上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而且在财政调度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给宋代财政运行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
——摘编自黄纯艳《宋代财政史》
材料三 “厘金”和海关税收的扩大是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的，由此增多的税收收入对延长清政府统治的寿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状态不属于中央政府对财政基础的再建，也不是财政基础确立的保证条件，具有土地税的附加税性质的各种课征的膨胀，实质上是增大了地方巡抚所掌握的财源。由于过去的法定诸税种的比重的降低，要实现中央政府财政政策意志的难度增大了。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外省的财政报告之类不再上报户部。因此，从1864年起，户部只能通过每年给各省的督抚及海关指派一定定额的京饷来维持中央政府的运转。另外，对于各省间的协饷，户部也以同样的方法来加以分配。但是，这种分配并不是按照实际的收支状况来进行的，因而地方上会寻找各种理由来敷衍上面下达的派款指令或减额上缴。
——摘编自【日】岩井茂树著；付勇译《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西汉前期的重要财经举措。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双赢机制”的建立途径，并简述其效果。
(3)根据材料三概括晚清财政状况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中唐以前,四川盆地内除川西平原外，其他区域开发程度很低，与外部经济交往规模不大，主要以川西平原地区通过川北的栈道和直接经过长江顺流而下同外部往来的方式进行。在此状态下，巴郡(重庆)仅起着过境驿站的作用。中唐以降，随着川中、川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嘉陵江流域及沱江流域逐渐成为四川的最重要的根、棉、麻丝产区。北宋中晚期，随着嘉陵江流域与外部经济交往的增多，重庆的川江枢纽地位逐渐成为现实，地理优势日趋明显。南宋时期，大散关一带的战争频发，大量的粮食、军需物资通过长江、嘉陵江运往川陕前线。频繁的水路运输使重庆到南宋时已发展成为“两江商贩，舟楫旁午”的集运输出大港。
——摘编自周勇《重庆通史》
材料二：1873年，中国近代设立最早的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其初涉长江就遭到了英美航运公司的敌对。就连一贯在长江航运势力中争分夺利的美国旗昌和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也暂时停止了相互倾轧，把挤垮招商局作为共同的目标。1874年7月，太古洋行的上海分经理给伦敦写信时曾说：“我们和旗昌洋行正在共同研究对付中国公司的办法。”待招商局船只进入长江，太古洋行和旗昌洋行疯狂下调运费，“长江减至二两”，“使它仅能维持生计”。此外，旗昌与太古两家航运公司还商定“同拦扬子江载运之业”、宣称“不许别公司同行矣”。这种不惜血本竞争凸显了外轮航运势力扼杀中国新式航运业的企图。
——摘编自朱杰《试论晚清列强对长江内河航运权的侵夺和影响》
材料三：苏伊士运河是埃及人民自己修建成的。但运河一直被英法控制，每年从运河获得巨额利润。1956年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的全部财产、权利及义务均移交埃及。英法立即对埃及进行经济制裁，并在地中海调兵遣将。10月，英法出动大批轰炸机对埃及机场进行轰炸。纳赛尔号召人民开展游击战，坚决表示战斗到底。这时，阿拉伯国家纷纷与英法断交，断绝对英法的石油供应。11月10日中国政府将2000万瑞士法郎现金无偿地送给埃及人民。美国企图取代英法在中东的地位，为此下令全球美军进入戒备状态，并以实施经济制裁威胁英法。1956年11月6日英法被迫宣布停火，12月3 日宣布从埃及撤军。1957年4月，运河在埃及政府管理下全部通航。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下卷》
材料四：1983年，中国交通部提出“有水大家行船”的方针，鼓励地方航运企业进入长江干线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1984年，长江航运管理局撤销，组建长江航务管理局，建立政企分开的长江航运管理体制。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推进，长江航务管理体制经历多次重大改革，在相应的历史阶段都较大地释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市场活力，基本适应了长江航运生产力与沿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2016年，长航局深化长江航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集中统一、权责一致、关系顺畅、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长江航运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确立，有效保障了长江航运可持续发展，促进了流域经济社会发展。
——摘编自邹雪妍《开启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宋时期重庆经济地位的变化，并分析其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外轮航运势力对近代中国航运业压制的表现。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有利的国际条件。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新时期长江航运改革的作用。
材料一 19世纪英镑对全球经济、金融和货币的支配地位，正是大英帝国全盛时期令人惊叹的强大国力的反映。I860年，大英帝国领地面积达到2470万平方公里，到1909年，总面积增加到3302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5%。不仅如此，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量投资。到1914年，海外投资占世界境外投资总资产的40%〜50% 。在为世界贸易确立规则的同时，大英帝国还为国际货币体系确立了标准。1868年，只有英国和它的一些经济依附国实行金本位制，但到1908年，除中国、普鲁士和少数中美洲国家继续实行银本位制之外，金本位制成为世界货币体系的标志，实际上就是英镑本位制。
——摘编自向松祚《新资本论》
材料二1969年6月，一份题为“国际货币事务的基本选择”的报告正式提交尼克松总统，这就是著名的“沃尔克报告”。其主要内容是：（1）美国应首先会同有关国家就汇率重新安排问题展开磋商，并以此促使德国等有关国家实现货币升值。（2）在无法实现汇率重新安排的情况下，美国应单方面宣布暂停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以期减少美国的黄金流失，刺激汇率机制的重新调整，同时影响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该报告很快得到尼克松的批准和采纳。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正式公布了美国的“新经济政策”。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美国将征收进口附加税，暂停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削减对外援助等。此后，尼克松致电有关国家领导人，声称“新经济政策”的目标就是重振美元的国际地位，同时寻求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摘编自舒建中《试论美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步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尼克松政府调整货币政策的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当今国际金融体系构建的认识。
材料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是近百年来未发生过的带有“破局”和“立局”性质的大变化。这个大变局涉及许多方面，但最为核心的是世界格局。世界格局可以分成若干层面，最为宏观、最带全局性的是由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而导致的“非西方化”。与非西方化这个大变局密切相关的还有两个中观层次的变局。一个是大国政治上的多极化呈新态势，中国和印度在百年前还是任西方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现在已经成长为大国政治中不可忽视的角色。大国间博弈和战略竞争有所加剧，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明确为战略竞争对手，原有以大国协调为重要支撑的国际政治秩序面临挑战。一个是世界经济政治重心的东移，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东亚国家不断兴起，太平洋世纪逐渐成为现实。
——摘编自刘建飞《从大历史视野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拟一个论题并予以阐释。（要求：论题明确，表述清晰，史论结合）
材料 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也不论经受了多少屈辱、忧伤和困惑，中华文化毕竟从全然封闭的僵壳中部分地解脱出来，面对着广阔的世界呼吸吞吐，接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新鲜养料，调节、完善自己的再生机制。这个痛苦但却充满希望的生命过程，首先体现为近代工业的建立、交通运输的发展、沿海城市的工商业以及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展。在此基础上，生机勃勃的新质细胞在中华文化肌体内由隐而彰、由弱而强地分蘖、繁殖起来。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全二册）》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华文化的新质细胞”，自拟论题，进行论述。（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 长江滋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标志性象征。史前时代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共同参与塑造着中华文明的起源。自商周起，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与北方文化并耀于世，共同构建二元耦合的中华文化。中唐以降，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长江迎来领跑千年的辉煌，明清之际，国家经济更是依赖长江流域。近代以来，长江流域成为思想创新、革命文化孕育发展的高地，担当起中国工业文明的先导、改革开放的先锋。长江流域人文兴盛，“长江经济带”“长江城市带”“长江文化带”正在创造更加壮阔的现代文明。
——摘编自冯天瑜、马志亮、丁援《长江文明》
根据上述材料，结合中国史相关知识，自拟一个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逻辑清晰；史实准确；论证有力)材料一 18世纪的英国农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史称“农业革命”，成为英国成功“起飞”的要素。“光荣革命”后议会以立法形式推动圈地，使土地高度集中于贵族等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农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大土地所有者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对土地进行改良，使用新工具和技术、引进新作物品种，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例如铁犁、收割机、脱粒机等农业工具和机械逐步推广，引进了马铃薯、甜菜、甘蓝、三叶草等作物，增强土地肥力，化解冬春季节牲畜饲料短缺的问题，促进畜牧业的发展。据统计，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谷物产量增幅达到11%，保障粮食的充足供应，还有部分谷物出口。羊毛产量从1695年的4000 万吨增长到1805年的9400万吨。大地产者、贵族还将土地的收益投入到运河的建设，开发矿山等经营活动中。小农无力进行这些改良，被逐渐驱逐出市场，慢慢的破产了，从而沦为农业工人或城镇劳工。
—摘编整理自钱乘旦《英国通史：第四卷转型时期》
材料二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本文以“信念—目标—情境—工具”这一路径来解读近代中国城乡关系演变。国家信念决定国家战略与发展目标，不同的情境和阶段性目标决定不同的制度安排；而不同发展阶段目标的转换、情境的变动以及工具的更替则归结为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演变如下图所示。
—摘编自张露《中国工农城乡关系：历史演进、基本经验与调整策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 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实质，分析农业革命如何推动英国工业化发展。(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表格①、②内容进行完善，并对富国阶段的城乡关系进行说明。(说明需结合图中的各要素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