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人会馆首建于明，至清而盛。明中叶以后这种由商人所建的会馆之所以出现，是经济因素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进行社会整合的产物。明清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全国出现了几个比较稳定而富有特色的经济生产区域，突破传统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千里不贩樵，百里不贩米”的经济格局。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贱商的传统有所改变，士大夫阶层对商人及其职业的鄙视、敌对转而采取认同的态度，清康熙帝曾说过“通财贸之血脉者，惟有商贸。”这一转变是各地商人会馆兴起的政治舆论基础。明清以来纵横捭阖的十大商帮，以全国为战场进行商业战争，本地商帮与客帮之间矛盾频出。一些侨居商人阶层与当地社会的隔阂还不时造成纠纷和冲突，本地商人依仗其地域和人际、文化优势，常常欺侮、排挤外来客商。而这种社会的边缘化地位又反而促进了他们的相互认知和认同。于是乡土观念浓厚的中国明清商人同籍人士各出其力，通过在客地修建富有故乡文化特色的恢宏壮丽的会馆，向人们展示本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达到以群体力量共谋发展的目的。
——摘编自李晓琴、石涛《对明清商人会馆产生的动因探析》
材料二 近代上海的同乡会诞生于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民国时期，同乡会获得了较大发展，数量远远超过了会馆的规模。清末民初，随着新政的展开以及“社团主义”等新式社会概念的引入，很多社会中间组织都经受了早期现代化的更新与再造。较之会馆而言，同乡会内部管理民主化特征明显。同乡会一般都设有会员大会，选举理事会和监察理事会。另一方面，组织结构的科层化也是一个重大变化。比如，宁波同乡会按照会务的多寡设立了各种分工明确的专职机构。除此之外，同乡会更加注重外来人口的现实生活，还将其业务范围扩展到推行教育、提倡实业、介绍职业、调处争执、慈善救济、公共卫生等“救生”事项。
——摘编自邱国盛《同乡组织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的管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商人会馆得以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会馆相比，近代同乡会的变化，并分析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说明会馆和近代同乡会设立的共同作用。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加强“改土归流”地区管理所采取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指出英国地方自治制度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乡绅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原因。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探索乡村治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材料一：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绩溪人胡忠在徽州创建了安徽省最早的桂枝书院。此后，这种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教育组织就扎根于徽州大地，至1906年各书院均改办学堂为止，前后延续了九百年。徽州书院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地方官员牵头，民间助资兴建；世家望族为方便族中子弟就读、培养士子业儒入仕举办的各种家族式书院；徽州理学家因讲学和传播理学需要，由讲学者本人或其弟子所创办的书院。其中以歙县紫阳书院最为著名，自1246年创建以来，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徽州书院以儒家经义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讲授重点为四书、六经。书院大多宗法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采取自主钻研、相互问答、集中讲解的教学方法。这些凝聚着先人智慧的精华，在古徽州大地上历经几百年的传递与强化，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良教育传统。
——摘编自姚辉《徽州书院教育研究》
材料二：1898年，清政府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但它真正实施科学教育是在1902年之后。京师大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含法律学)、地理学、农学等共10门课程，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缩减了经学课的比重。京师大学堂中科学课程的教学比较注重实验和观察等科学教育方法，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于实际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学堂于1907年成立了“博物品实习科”,教学使用的模型、标本和图画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从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直至行为方式等方面，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培养了早期的科学人才，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在传递和运用科学知识上发挥了先导作用。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徽州地区书院教育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宋代书院教育相比，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实施的背景。
材料一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寻找现代化出路的前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把反帝反封建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为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创设新的国家政权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大多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具有留学日本、英国、法国、俄国（苏联）等一国或者多国的背景，这对于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使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王术静《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材料二 1944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和职工代表会议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就曾经提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向党的七大提交的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摘编自范希春《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与追求》
材料三 在1964年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强调“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摘编自杨德山《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和实践经验》
材料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现代化内涵更加科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在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形成了党领导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历史经验。
——摘编自李宗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独特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进行现代化探索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二、三，解释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内涵认识不同的原因。
(3)党的二十大报告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这一历史逻辑的史实依据。
材料一 1875年，早期维新派薛福成指出：“西人风气，最重条约，至于事关军国，尤当以《万国公法》一书为凭。如有阻挠公事，违例干请者，地方官不妨据约驳斥。”针对地方官员因不谙外交、不明条约，与洋人交涉则“茫然不知所措，刚柔两失其宜”，他建议将《万国公法》《通商条约》刊布各地方州县，“将来流传渐广，庶有志之士与办事之官幕书吏，咸得随时披览，一临事变，可以触类旁通，援引不穷矣”。
——摘编自张海鹏总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
材料二 1902年，梁启超撰述《新民说》指出：“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除梁启超外，晚清知识分子受到欧洲各国民族建国先例的鼓舞，也纷纷提出类似主张。1903年，蒋方震在《浙江潮》上刊出《民族主义论》一文，写道：“合同种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他指出，唯有民族的国家，才能发挥其本族的特性，才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从而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力战群族而胜之，其本族日滋长发达而未有已”。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三 在整个抗战期间，全国各族人民，不分阶级阶层，不分党派团体，不论男女老幼，都被迅速动员和组织起来，以各种不同方式投身抗战。此外，分布世界各国的华侨，始终与祖国的抗战同呼吸共命运，或捐款捐物，或返回祖国直接参战，为祖国的抗战尽心尽力。其间，国内政局比较稳定，民族团结抗战气氛始终高涨。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早期维新派、20世纪初晚清知识分子民族意识萌发的表现及其背景。(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战期间民族团结抗战气氛始终高涨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意义。
工业革命
材料一 十九世纪以来，伦敦码头的工人就曾经说：“泰晤士河里的每一滴清水都包含着历史”。但是好景不长，也就是这条曾经最让英国人自豪的河流后来却遭到了最严重的污染。著名化学家法拉第（1791-1867年）曾经描述他所见到的泰晤士河，“整条河变成了一种晦暗不明的淡褐色液体，气味很臭，就像街道上散发的臭气一样。整条河实际上就是一条臭水沟”。
——摘编自吴宪《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探析》
材料二
——数据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写一篇调查报告。（要求：自拟标题：指出调查背景、结果及原因，并提出合理化建议。）(2)根据图中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以来美国能源的变化情况，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一 20世纪初的中国世界史研究
| 1900年 | 麦鼎华翻译《埃及近世史》希望以埃及亡国的历史作为一剂良药，使中华民族警醒。 |
| 1901年 | 《译书汇编》译载日本著作，指出：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佣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者，谓之社会主义。 |
| 1902年 | 《译书汇编》发表留日学生编译的《史学概论》，这是国内第一部以“史学概论”命名的著作，该书中日本学者的史学思想都来源于西方。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著《广长舌》，这是一部宣传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通俗读物。 |
| 1903年 | 夏清馥编译《印度灭亡战史》；秦嗣宗译《希腊独立史》；张仁普译《意大利独立史》；上海人演社出版《俄国革命战史》。 |
| 1905年 | 梁启超编纂《越南亡国史》 |
| 1910年 | 梁启超又撰《朝鲜灭亡之原因》 |
| 1911年 | 商务印书馆《美国独立战史》重新修订再版，此后两年该书先后出版了第三版和第四版。 |
——摘编自于沛《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掀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历史学科也不例外。中国学者看到，苏联世界史和苏联中国史论在重新解读中国历史进程方面，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帮助。1978年，中国学术研究步入正轨。在对世界历史新知的渴求和为经济建设出力的愿望的背景下，他们遇到了“全球史观”。“全球史观”最能打动中国世界史学家之处，在于某些论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相合。中国史学家认为“全球史观”提倡的新视角、新方法具有开拓意义，不管对全球史观作何评价，对其批判“西方中心论”的态度，总是称许有加，这也是它在中国受到高度评价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20世纪初学界对世界史研究的发展。(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78年以来“全球史观””在中国受到欢迎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近现代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共同特点。
材料一 现实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首先在法国、英国等地出现的文学思潮，其特征为：第一，把文学作为揭露社会的手段；第二，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武器；第三，关心社会进程中人的生存处境， 表现出作家对人的关怀……
——整理自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
材料二 《双城记》是英国作家狄更斯于1859年撰写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其以法国天革命为背景，以巴黎和伦敦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双城记》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反映的却是现实问题。作者感受到当时英国社会矛盾的尖锐、贫富的悬殊，下层群众中普遍存在愤懑与不满，觉得情况与大革命前的法国有些相似。下表是小说中的部分典型人物与形象介绍。
| 人物 | 形象介绍 |
| 梅尼特医生 | 人道主义的典型。他正直高尚，凭良心过活，因告发一侯爵兄弟霸占农妇的恶行而遭陷害，最终被关进巴士底狱 |
| 厄弗里蒙地侯爵 | 反动贵族的典型。他视下层人民为草芥，顽固坚守贵族特权，最终被革命党人刺杀 |
| 得伐石太太 | 革命群众的代表。她积极参与了攻打巴士底狱的战斗，性格特点是坚定、冷峻、没有仁慈，不讲怜悯，其最后在与他人的扭打中被自己的手枪打死 |
——整理自[英]狄更斯《双城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产生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对狄更斯《双城记》折射出的对当时英国社会的反思进行阐释并加以评论。
(3)综合以上材料，说明运用现实主义文学进行历史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
材料一 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在执政初期还面临巨大的反政府势力，在矛盾丛生的执政早期，保持政权稳定、重建社会秩序、理清发展思路、推动革新进程是明治政府的第一要义。为了和俄国宣誓边境地区的主权，日本政府在边境地区开发自然资源，并兴办大量工厂，因而一些失地农民成为新兴产业工人。1870年，明治政府颁布《海外留学生规则》，在明治政府看来，劳工移民只会在西方世界留下日本不文明国家的印象，而留学生则代表了日本社会的精英，会提升日本的国家形象。明治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实施的一系列新政策，促进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流动，但明治政府并未立即组织大规模海外移民，相反却颁布法律严禁任何日本劳工去夏威夷或美国大陆。据日本外务省领事移住部的数据，1868~1884年间，日本海外移民总数才1354人。
——摘编自杜娟《近代日本移民政策的转变》
材料二 1970年以来，中国掀起海外移民大潮，持续至今，成为世界移民大潮的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放宽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限制；1978年年底中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放宽乃至取消对海外移民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以后，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移民涌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随着全球化引发的人力、资本、技术和商品的世界性流动加速，199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也呈现汹涌之势。尤其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大批中国商民、留学生随着中国商品、产业与资本的输出以及对先进教育的渴求，奔赴世界各地。据统计，1978~2006年，每年出国留学的数量激增至20~30万人。即使回归比例在提升，滞留在外的留学人员数量也远超回国者。据《人民日报》2013年6月5日报道：“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达87%”。
——摘编自庄国土《全球化时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新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治政府初期限制劳工海外移民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70年以后中国海外移民的特点及其原因。
材料 1958年戴高乐重返法国政坛之时，开始酝酿对苏缓和的长期规划。此时的苏联，“非斯大林化”的进程方兴未艾，赫鲁晓夫在“和平共处”外交总路线的框架下，积极在西方国家中寻找“特殊”对话者。1958年初，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旨在“削弱法国与北约联系的纽带，加强法国从美国获取更大独立自主权的政治倾向。”苏联表示与戴高乐的“定期接触”可能会促进法苏缓和，钳制法美关系。同时，戴高乐进一步向在巴黎的苏联外交官阐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构想，并多次在公开场合使用该表述。
第二次柏林危机可被视作法苏关系缓和的障碍和契机。1959年至1960年，两国间出现了短暂“缓和”的迹象。然而，1960年5月，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失败，法苏间的“缓和”被苏联证明是一场错觉。苏联意识到，只要美国参与其中，法国就会为了维护其盟友的利益限制自身的判断和行动自由。在随后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苏联强烈谴责了法国殖民主义，因为苏联此前对法国的期待和盘算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回报。
——摘编自宋雪《“缓和”的错觉——再议1958—1960年的法苏关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苏关系出现缓和迹象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苏关系缓和成为“错觉”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