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料1
史料2
材料二 东汉时期，在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内迁。他们跟汉人杂居，学习农业生产，与汉族人民的联系日益密切，但是大多也还保持部落组织，保留自己的语言和习惯。到了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鲜卑、羯、氐族和羌族等族共有几十万人。
西晋末年，由于北方大乱，北方的汉族也先后南下，逐渐迁移到了长江中下游一带。据考证，当时迁居到南方的中原人有70多万。如此多的百姓来到了长江一带，使长江地区迅速变成我国另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南方也得到了极快的开发与发展。
——摘编自《中国民族关系十讲》等
(1)指出材料一中两则史料的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中国古代民族迁移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明清时代，皖南一域产生了大量的契约文书。在徽州当地， 一般民众之间的经济交往相当频繁，田土交易推收过割，以及乡土社会秩序之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以“契约和理性”来支撑，即使是亲族之间也不例外。明清以来的徽州遗留下的大量文书，除契约文书之外，还有 日记、书信(包括原件、信底及活套)、账册、杂抄(“碎锦”“杂录”)、启蒙读物、日用类书和诉讼 案卷等，几乎涵盖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徽州在传统上属于诉讼频繁的“健讼”之地，围绕着各类土地、房产、赋役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文书，作为发生纠纷和诉讼时的有力证据，有长时期保存之必要；再加上“敬惜字纸”之观念深入人心，巨量徽州契约文书得以留存。
材料二 海外也零星可见徽州文书之收藏。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明代歙县方氏信函七百通(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书法艺术珍品流入美国);英国的档案中有一些徽州茶商的资料；日本长崎等地，保留了一些徽州海商的文书。日本其他的一些机构也保留有少量徽州文书，但其整体收藏的情况还不是非常清楚。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有日本学者提出：古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的巅峰在明中后期，徽州海商在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时，徽商则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1984年，有学者利用中日(官方)交涉中的海事资料，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从事海外贸易的事实。1999年，有学者广泛搜集中日两国的文集、笔记、随笔、碑刻、族谱和尺牍等资料，并从中寻找徽州海商的印记，得出在清代(太平天国运动前)的东亚，徽州海商仍然极为活跃的结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振忠《徽州文书的世界》
(1)根据材料一，分析明清时期徽州文书大量存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海外收藏的徽州文书的史料价值。
(3)根据材料三，指出20世纪下半叶学术界关于徽州海商的争议焦点，并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具体说明史料辨析在史学争鸣中的作用。
材料一 宁波市区宋元时期城市生活类遗址出土瓷器基本情况
产地 时代 | 浙江地区 | 江西地区 | 福建地区 | 北方地区 | 海外地区 |
北宋 | 越窑、龙泉窑、婺州窑、泰顺窑 | 景德镇窑、吉州窑 | 建窑 | 定窑、磁州窑、耀州窑、临汝窑 | 高丽青瓷 |
南宋 | 龙泉窑、越窑、越窑仿官窑、南宋官窑、江山窑 | 景德镇窑、吉州窑 | 同安窑、德化窑 | 定窑、磁州窑、钧窑 | 高丽青瓷 |
元代 | 龙泉窑、永嘉窑、泰顺窑、临安天目窑、江山窑 | 景德镇窑、吉州窑 | 浦口窑、德化窑 | 磁州窑、钧窑 | 高丽青瓷 |
（说明：1.今浙江宁波地区即宋元时期的明州；2.在宋代瓷器中，官窑是一种专称。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京和临安，由宫瑟设窑烧造的青瓷）
——摘编自吴敬、付亚瑞《明州城遗址出土宋元瓷器与明州港市的考古学观察》
材料二 宋代皇帝都喜欢饮茶，并常将北苑（属福建）进贡的建茶赏赐给皇亲贵族、近臣与功臣。这一时期，比试茶品高低的斗茶风气盛行，经过丁谓、蔡襄等士大夫的倡导，逐渐传播到上层社会，最终成为一种清新雅致的茶道艺术。当时以福建建州为中心烧制出的各种瓷器称“建盏”。宋初，当地一些窑工技师在黑釉盏中有意加点白釉烧造而成的“鹧鸪斑”，是当时生产工艺中的新技术，“点试茶家珍之”。此外还有免毫盏、油滴盏等种类，仅宋代建阳水吉一带就有龙窑99条，其窑炉的长度短则几十米，长则百余米，一窑的装烧量最高可达十万余件。
——摘编自杨静《宋代建茶的崛起与茶文化兴盛关系探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产地视角指出出土瓷器各自具有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项推动宋代建盏制造业发展的因素，并说明理由。
2023年2月27日，202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等成功入选。
材料一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松山考古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从2192座墓葬中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这些出土物几乎涵盖了黔中地区1400年的生活、商贸、信仰到丧葬等方方面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时期贵州生产、生活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的进步。在此之前，历史学界认为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或从侧面记载贵州高原的文献，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晋人常琼编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之后关于贵州的记述，多为只言片语，极为简略，甚至语焉不详。如今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载贵州历史的志书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那已经是15世纪中叶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贵州古代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走出“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
——摘编自范同寿《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证明通道贵州的存在》
材料二 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是大运河通济梁开封段的重要文化遗产。汴河是流经开封的一条古老水系，古称派水。战国时期魏忠王利用派水开凿鸿沟，水行大梁。汉晋南北朝时期，改派为汴，汴河由此而来。隋大业元年开凿大运河，利用汴河改建通济渠，连通黄河淮河水系。《宋史·志·卷四十六》记载北宋时期都城开封“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河成为保障东京城物资供应的重要通道，堪称京师生命线。州桥是跨越汴河的一座重要桥梁，始建于唐建中年间，初以汴州桥命名，俗称州桥。其建筑也最为精美华丽气势宏大，《东京梦华录》记载“其柱皆青石为之……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锵海马水兽飞云之状”。州桥明月是闻名遐迩的汴京八景之一。汴京州桥不仅是运河与御街中轴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东京城最繁华最具烟火气的商业中心，甚至演变成为北宋东京城的文化标识。明初洪武年间重修后的州桥，桥高水深。此后一百余年，由于运河淤塞，州桥亦渐荒废。明末崇祯十五年，州桥与开封城一同被洪水淤埋于地下。
——摘编自中国文物报《2022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的史料类型，并说明其历史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汴河发展历史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你对考古新发现的认识。
材料 解读史料，获得历史认识，探寻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蕴，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汉武帝时期部分重要历史人物活动事迹
| 重要活动 | 资料来源 |
| 汉武帝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 《史记·大宛列传》 |
| 李广利（汉武帝时大将）伐大宛时，“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厖宛城中新得秦（汉）人，知穿井”。 | 《史记·大宛列传》 |
| 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涂林，安石榴也”“使外国，得胡豆”。 | 《齐民要术》 |
| “孝武（汉武帝）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 《汉书·西域传》 |
材料一 杜佑（735—812）是唐代中期著名的史学家，他的《通典》是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最早的政书体著作。杜佑从中唐现实出发，把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结合进了振兴中唐的政治需要中。他认为《通典》的作用在为封建帝王决断大政时提供方便，随时可以和上古的制度进行参照。通过对从上古到唐朝经济、政治、军事制度的描述，说明社会变化发展是由简到繁、由落后到先进的过程，杜佑认为只有在圣贤的“继施法教，随时拯弊”下，华夏社会才能进入文明。他极力推崇孔子“既富而教”的观点，即治政的最终目标必须使老百姓富裕足食，并且用礼仪开导、教育他们。杜佑对经书颇有研究，对经书的言论十分信赖。然而，他对儒家经书并不盲从，而是勇于疑古，善于求是在评论古人时，杜佑的方法是比较辩证的，从不绝对化。他既不因人废事，也不因事废人。
——摘编自章见、郭伟《杜佑史学思想述论》
材料二 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新史学”和“史界革命”的先行者。他在其代表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注重史迹纵横间的勾连，加以组织，还原历史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将专门史和普遍史结合起来，鼓励学者通力合作以建成历史学科的庞大网络，历史的服务对象应从高层转向普罗大众从狭隘的帝王历史扩展到丰富的社会整体史。治史者应尽可能的客观，对史料精心考证，慎加辨别。重新界定史学范围，使历史分科精密化，各学科之间不相侵扰。’他坚持英雄史观，认为群体心理是个人心理的扩大化，风云人物的心理对破解时代谜团社会阃奥意义重大，因为此类人物的心理是史迹“吸射力之根源”
——摘编自姜南《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杜佑和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异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杜佑和梁启超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A．商周神权与王权高度结合 | B．商周是青铜文明的高峰 |
| C．利篮和文献属于一手史料 | D．武王伐纣信史得到印证 |
| A．政府管理职能发生转变 | B．城市坊市界限未被打破 |
| C．市镇经济已经相当发达 | D．城市商品经济得到发展 |
| 史料内容 | 史料出处 | |
| 材料一 | 元晖，字叔……弟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 点校本《隋书.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1版 |
| 材料二 | 元晖，字叔……弟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 点校本《隋书.卷四十六》修订本，中华书局2019年1月第1版 |
| 材料三 | 检校交趾郡赞治、日南郡丞、前兼内史舍人，河南元仁器撰 | 九真郡故地（毗邻日南郡，在今越南）发现的《大隋九真郡宝安道场碑》 |
| A．材料一对传世文献的点校有误 | B．晚出的学术成果比前人的研究可靠 |
| C．确认史实必须使用二重证据法 | D．金石史料有助于对传世文献的释读 |
材料 解读史料，获得历史认识，探寻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蕴，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下表为1950～1970年中国三次对外经济引进高潮部分情况介绍。
| 高潮 | 时间 | 引进对象 | 手段 | 规模 |
| 第一次 | 20世纪50年代 | 苏联和东欧国家 | 借贷，以货物偿付结算；引进技术设备的同时强调自力更生 | 共计102.3亿元，按20世纪50年代年均美元比价折合40.4亿美元 |
| 第二次 | 20世纪70年代初 |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 延期、分期付款、补偿贸易 | 43化美元引进方案，总投资的200亿元 |
| 第三次 | 20世纪70年代末 | 各类国家 | 大规模借贷，开办合资企业，境外发行外债，出现设立特区思想 | 78亿美元计划，总投资600多亿元 |
——摘编自陈东林《156—43—78：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三次对外经济引进高潮》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自行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