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代,皖南一域产生了大量的契约文书。在徽州当地, 一般民众之间的经济交往相当频繁,田土交易推收过割,以及乡土社会秩序之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以“契约和理性”来支撑,即使是亲族之间也不例外。明清以来的徽州遗留下的大量文书,除契约文书之外,还有 日记、书信(包括原件、信底及活套)、账册、杂抄(“碎锦”“杂录”)、启蒙读物、日用类书和诉讼 案卷等,几乎涵盖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徽州在传统上属于诉讼频繁的“健讼”之地,围绕着各类土地、房产、赋役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文书,作为发生纠纷和诉讼时的有力证据,有长时期保存之必要;再加上“敬惜字纸”之观念深入人心,巨量徽州契约文书得以留存。
材料二 海外也零星可见徽州文书之收藏。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明代歙县方氏信函七百通(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书法艺术珍品流入美国);英国的档案中有一些徽州茶商的资料;日本长崎等地,保留了一些徽州海商的文书。日本其他的一些机构也保留有少量徽州文书,但其整体收藏的情况还不是非常清楚。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有日本学者提出:古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的巅峰在明中后期,徽州海商在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时,徽商则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1984年,有学者利用中日(官方)交涉中的海事资料,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从事海外贸易的事实。1999年,有学者广泛搜集中日两国的文集、笔记、随笔、碑刻、族谱和尺牍等资料,并从中寻找徽州海商的印记,得出在清代(太平天国运动前)的东亚,徽州海商仍然极为活跃的结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振忠《徽州文书的世界》
(1)根据材料一,分析明清时期徽州文书大量存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海外收藏的徽州文书的史料价值。
(3)根据材料三,指出20世纪下半叶学术界关于徽州海商的争议焦点,并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具体说明史料辨析在史学争鸣中的作用。
城市,是独属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兼具物理空间、社会形态与精神投射的多重维度。
材料一 南宋时期,《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以及《咸淳临安志》相继问世,后人并称“临安三志”。《乾道临安志》主要记述南宋临安的皇室宫苑、朝廷机构、物产风俗、历代牧守;《淳祐临安志》主要载述南宋临安的城府、山川;《咸淳临安志》征材宏富,体例井然,对疆域、山川、秩官、风土、人物等内容均有记载,是三本志书中篇幅最长的一部。临安三志在中国古代都城志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比较《咸淳临安志》与《长安志》,显然都城志在南宋时期已趋于定型。都城志发展至两宋时期,体例趋于完备,内容也更为丰富,这与当时宋代经济文化的繁荣,修志风气的盛行分不开。
——摘编自黄硕《临安三志研究》
材料二 临安成为都城的原因,首要问题是财赋。绍兴僻处海隅,州城狭小,其所在浙东地区的物产无法满足行都的财赋供应,距离驻扎在江淮一带的宋军也较远,不利于遥控指挥。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初一,回到临安的赵构将由绍兴府治改成的行宫赐还地方,复为府治,表示不再考虑将绍兴作为行都的候选地。其二是区位。临安有运河交通之便,腹地也比绍兴更广。建康的经济地理、政治地理与军事地理等条件都更优于临安,但就防御金兵来说,不如临安安全。他放弃在地理上有镇东南之势的建康,选择地势狭窄、僻在海隅的临安的主要原因,无非是前者太过靠近长江,而后者离金兵更远,且有“重江之险”。
——摘编自包伟民《南宋临安—壮心未与年俱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临安三志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宋临安城发展的原因。
材料 《塞尔登中国地图》长160厘米,宽96.5厘米,采用中国古代风景画手法,使用汉字标注,并采用上北下南方位,同时标识了欧洲风格的罗盘和比例尺条。图中明朝信息最为丰富,北京城、黄河、各省边界等都有详细描绘,但却仅位于地图左上部分,中国南海前所未有地占据了中央位置。地图展现了东亚和东南亚全貌,覆盖了西起印度洋、北抵日本海、东南达印尼中部诸岛的广大地区。该地图准确性较高,但它并非一幅中国传统的陆地舆图,而更可能是一幅航海路线图。这些航线以中国南部的泉州与漳州港为起点,形成一个网络,最远可达地图最西端的印度卡利卡特港,图中还标注了如何前往也门、阿曼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学者根据图中信息判定,该地图为明末中国人所绘。
该地图后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约翰·萨利斯获得,辗转落到了约翰·塞尔登(1584~1654)手中。塞尔登是英国律师、下议院议员、东方学家,是对波斯、阿拉伯以及中国的相关知识感兴趣的英国学者之一。在他那个年代,海洋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塞尔登比同时代的人更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正经历海洋变迁的时代,他主张海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由国家行使管辖权。在去世前夕,他将该地图捐赠给母校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塞尔登中国地图》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摘编自(加)卜正民著《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等
(1)提取材料信息,说明上述材料对研究明末中国对外交往有哪些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学者判断这幅地图为中国人所绘制的依据是否充分,并说明理由。
材料一 史料一 在陶器上我们能看到玉米神和玉米女神的形象,玉米神的前额高耸,头戴长长的穗状冠饰,象征玉米穗。玉米女神则刻意表现出腹部的皱纹,表明其具备生育能力。
——摘编自曾攀《陶器上的玛雅文明》
史料二 不同种类的玉米适应了非洲复杂的气候环境,使干旱缺水的非洲得到了可靠的食物来源。
——摘编自《经济与社会生活》
史料三 1571年,德国开始大量种植玉米,称为“意大利玉米”。
——摘编自1962年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出版的《玉蜀黍专著》
材料二 新航路开辟后,食物物种在全球范围的交流传播,提高了全球粮食产量,使世界人口激增。不同种类的玉米适应了非洲复杂的气候环境,使干旱缺水的非洲得到了可靠的食物来源。玉米引入中国,丰富了食物种类,扩大了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1500年前后,亚欧人口约为4.25亿;1700年前后,达到7.2亿;1800年前后,已经突破9亿。
——摘编自《经济与社会生活》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玉米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括15、16世纪以来世界物种交流的影响。
2023年2月27日,202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等成功入选。
材料一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松山考古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从2192座墓葬中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这些出土物几乎涵盖了黔中地区1400年的生活、商贸、信仰到丧葬等方方面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时期贵州生产、生活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的进步。在此之前,历史学界认为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或从侧面记载贵州高原的文献,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晋人常琼编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之后关于贵州的记述,多为只言片语,极为简略,甚至语焉不详。如今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载贵州历史的志书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那已经是15世纪中叶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贵州古代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走出“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
——摘编自范同寿《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证明通道贵州的存在》
材料二 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是大运河通济梁开封段的重要文化遗产。汴河是流经开封的一条古老水系,古称派水。战国时期魏忠王利用派水开凿鸿沟,水行大梁。汉晋南北朝时期,改派为汴,汴河由此而来。隋大业元年开凿大运河,利用汴河改建通济渠,连通黄河淮河水系。《宋史·志·卷四十六》记载北宋时期都城开封“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河成为保障东京城物资供应的重要通道,堪称京师生命线。州桥是跨越汴河的一座重要桥梁,始建于唐建中年间,初以汴州桥命名,俗称州桥。其建筑也最为精美华丽气势宏大,《东京梦华录》记载“其柱皆青石为之……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锵海马水兽飞云之状”。州桥明月是闻名遐迩的汴京八景之一。汴京州桥不仅是运河与御街中轴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东京城最繁华最具烟火气的商业中心,甚至演变成为北宋东京城的文化标识。明初洪武年间重修后的州桥,桥高水深。此后一百余年,由于运河淤塞,州桥亦渐荒废。明末崇祯十五年,州桥与开封城一同被洪水淤埋于地下。
——摘编自中国文物报《2022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的史料类型,并说明其历史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汴河发展历史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你对考古新发现的认识。
材料一 史料1
史料2
材料二 东汉时期,在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内迁。他们跟汉人杂居,学习农业生产,与汉族人民的联系日益密切,但是大多也还保持部落组织,保留自己的语言和习惯。到了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鲜卑、羯、氐族和羌族等族共有几十万人。
西晋末年,由于北方大乱,北方的汉族也先后南下,逐渐迁移到了长江中下游一带。据考证,当时迁居到南方的中原人有70多万。如此多的百姓来到了长江一带,使长江地区迅速变成我国另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南方也得到了极快的开发与发展。
——摘编自《中国民族关系十讲》等
(1)指出材料一中两则史料的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中国古代民族迁移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史料一 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内的“蓝色纪念碑”记载:“公元前3世纪巴比伦的苏美尔人以啤酒祭祀女神的情形。”
史料二 公元前1525年制定的《赫梯法典》第164至165条规定:“若某人去抵押并发生了争吵,或者掰碎了献祭的面包,或者打开了酒坛,他要交出一头羊、10片面包、一个容器的啤酒……”
史料三 只有当领主售卖他的啤酒或葡萄酒两周之后,农奴才能售卖自己的啤酒或葡萄酒。
——摘编自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理性时代》
材料二
①公元前6000年,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人,他们用大麦芽酿制成了原始的啤酒,不过那时的啤酒并没有丰富的泡沫。
②公元前2225年,啤酒在古巴比伦人中得到了普及,他们用啤酒来招待客人,还用啤酒制作药物。希腊人也非常热爱喝啤酒,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酿制啤酒的方法。
③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颁布的法典中,已有关于啤酒的详细记载。
④公元前1300年左右,埃及的啤酒作为国家管理下的优秀产业得到了高度发展。公元前196年左右,当地已盛行啤酒酒宴。啤酒的酿造技术是由埃及通过希腊传到西欧的。
⑤公元4世纪时,啤酒传遍了整个北欧。啤酒种类开始变得丰富,其中英国人用蜂蜜和水混合酿制而成的蜂蜜酒比较有名。英国出现的一种黑啤酒也非常有名,与现代的黑啤酒已经很相似。
⑥1516年,巴伐利亚公国大公威廉四世发布《德国啤酒纯酿法》,规定啤酒只可以啤酒花,麦子,酵母和水做原料,同时是最早的食品法律。
⑦19世纪,有了冷冻机,人们开始对啤酒进行低温后熟的处理,这一发明使啤酒冒出了泡沫。
⑧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大量涌入的德国移民使纽约的啤酒厂成倍增长。纽约曾成为19世纪美国最大的啤酒花种植基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百度百科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啤酒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围绕啤酒的历史提炼一个论题,加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陶寺遗址年代: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吠陀是印度古老的文献材料和文体形式,《梨俱吠陀》是四部吠陀中最早的,一般认为它反映了公元前2千纪后半期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时的情况。其中一首诗写道当他们分割普鲁沙(印度神话中的原始巨人)时,其口为婆罗门,由其双臂造成罗惹尼耶(刹帝利),其双腿变成吠舍,从其双脚生出首陀罗。
——摘编自崔连仲等选译《古印度吠陀时代和列国时代史料选辑》
(1)从史料价值的角度,指出材料一、二中史料的类别,并简述其价值。(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黄河流域与南亚次大陆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并说明理由。
材料一 史料1 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601年—673年)的《步辇图》,描绘了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蕃使臣的情景。
![](https://img.xkw.com/dksih/QBM/editorImg/2024/3/15/a3fd9d90-ec09-4660-ba7d-6f45856f9ef7.png?resizew=369)
史料2 1793年,清政府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现分别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西藏档案馆。
![](https://img.xkw.com/dksih/QBM/editorImg/2024/3/15/9c11506e-943a-4653-8742-bb2e497819df.png?resizew=206)
材料二 东汉时期,在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内迁。他们跟汉人杂居,学习农业生产,与汉族人民的联系日益密切,但是大多也还保持部落组织,保留自己的语言和习惯。到了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鲜卑、羯、氐族和羌族等族共有几十万人。
西晋末年,由于北方大乱,北方的汉族也先后南下,逐渐迁移到了长江中下游一带。据考证,当时迁居到南方的中原人有70多万。如此多的百姓来到了长江一带,使长江地区迅速变成我国另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南方也得到了极快的开发与发展。
——摘编自《中国民族关系十讲》等
(1)指出材料一中两则史料的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中国古代民族迁移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宁波市区宋元时期城市生活类遗址出土瓷器基本情况
产地 时代 | 浙江地区 | 江西地区 | 福建地区 | 北方地区 | 海外地区 |
北宋 | 越窑、龙泉窑、婺州窑、泰顺窑 | 景德镇窑、吉州窑 | 建窑 | 定窑、磁州窑、耀州窑、临汝窑 | 高丽青瓷 |
南宋 | 龙泉窑、越窑、越窑仿官窑、南宋官窑、江山窑 | 景德镇窑、吉州窑 | 同安窑、德化窑 | 定窑、磁州窑、钧窑 | 高丽青瓷 |
元代 | 龙泉窑、永嘉窑、泰顺窑、临安天目窑、江山窑 | 景德镇窑、吉州窑 | 浦口窑、德化窑 | 磁州窑、钧窑 | 高丽青瓷 |
(说明:1.今浙江宁波地区即宋元时期的明州;2.在宋代瓷器中,官窑是一种专称。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京和临安,由宫瑟设窑烧造的青瓷)
——摘编自吴敬、付亚瑞《明州城遗址出土宋元瓷器与明州港市的考古学观察》
材料二 宋代皇帝都喜欢饮茶,并常将北苑(属福建)进贡的建茶赏赐给皇亲贵族、近臣与功臣。这一时期,比试茶品高低的斗茶风气盛行,经过丁谓、蔡襄等士大夫的倡导,逐渐传播到上层社会,最终成为一种清新雅致的茶道艺术。当时以福建建州为中心烧制出的各种瓷器称“建盏”。宋初,当地一些窑工技师在黑釉盏中有意加点白釉烧造而成的“鹧鸪斑”,是当时生产工艺中的新技术,“点试茶家珍之”。此外还有免毫盏、油滴盏等种类,仅宋代建阳水吉一带就有龙窑99条,其窑炉的长度短则几十米,长则百余米,一窑的装烧量最高可达十万余件。
——摘编自杨静《宋代建茶的崛起与茶文化兴盛关系探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产地视角指出出土瓷器各自具有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项推动宋代建盏制造业发展的因素,并说明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