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有学者将中华文明创新性的主要特征概括如下：

——摘编自王博《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材料   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以后，天下太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时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

材料   近代早期(16世纪~17世纪)，西欧瘟疫肆虐。为防控疫病，各国制定不同应急对策，但政治结构、文化观念和经济水平等差异，使各国对策内容与模式有很大差别。英国作为西欧防控力度最大、鼠疫消退最早的国家，其防疫对策具有一定代表性。16~17世纪伦敦发生鼠疫后，在地方政府和议会推动下，王室政府开始积极投身防疫工作，女王授权枢密院编撰《政令大全》，以加强对地方防疫工作的管理，并加强隔离和对贫民救助力度。政府则以非宗教手段加以防控，包括实施隔离、清扫街道、禁止集会、严禁人员和牲畜流动等。英国的防疫措施，如死者的证明、检查员的指定、对葬礼时间的控制和对家庭的隔离等，都是部分或全部来自欧洲对付传染性疾病的经验。瘟疫的频繁暴发，使得英国大量人口死亡，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给民众心理带来严重恐慌，进而冲击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在疫病的肆虐下，神职人员纷纷死亡，基督教会束手无策，宗教医学更显得毫无成效，“它促使人们对基督所讲的爱心、瘟疫的发生、自身既定的存在方式进行思索，从而引起人们对信仰与自身所处地位产生怀疑与不满”。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材料一     雅典城示意图

材料二   《考工记》中宫城及皇城规划结构示意图

材料三：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摘自《周礼·考工记》

材料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统一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统一是历史的主流，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广大人民的愿望，是积极有为的治国理政者为之奋斗的目标。这种“统一性”具有牢固的制度保障，2000多年传统社会统一性制度建设的核心大体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重视维护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二是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三是重视以民本为基础的国家治理措施制定。秦汉以后，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大一统的政治形态稳固下来，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统一，并在各个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科学把握中华文明的特质，对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卜宪群《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历史特点与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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