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夯实根据地乡村治理的领导力量。工农红军撤到边界各县之后，迅速行动起来，通过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斗争，在此基础上，边界各县、区、乡各级工农民主政权逐步得以建立。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没有土地革命就不会有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后，毛泽东对土地革命的开展给予高度重视。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也促使毛泽东进一步思考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治理问题，特别是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对农村治理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调整根据地的治理政策，但调整变化的中心非常明确，就是始终围绕着如何保障革命的胜利而实施对根据地的有效治理。
——摘编自邱春林《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百年变迁与现实启示》
(1)根据材料，概括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治理。
材料一 1337—1451年的英法百年战争成为英法两国由传统等级君主制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的契机，英国缔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化的新型民族国家。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专制君主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崛起，英、法、西、葡等新兴君主国的出现标志着近代西欧政治转型第一阶段的完成。随着商业资本渗透和控制的生产领域越来越多，西欧的经济体制逐渐实现了由自给型生产方式向交换型生产方式的演变。在近代，产业资本的兴起虽然改变了商业资本支配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格局，但是以交换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从14世纪开始，黑死病开始在欧洲肆虐，一些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不再利用“宗教异端”的外衣，而是直接对教会所宣扬的宗教禁欲主义进行猛烈的抨击，西欧思想家对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否定已经从隐性的否定发展为显性的批判。
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欧的社会转型又经历了一个“再否定”的过程。专制王权在16—17世纪的不断膨胀使得社会各个阶层都感受到了来自专制王权的压力，城市工商业贵族逐渐从专制王权的坚定支持者转变为反抗专制王权的急先锋。
——摘编自雷恒军《简论近代西欧的社会转型》
材料二 纵观明代及清代中前期，即公元14—18世纪，西方在市场经济的开拓中迅速崛起，而此时的中国社会依旧蹒跚在古代传统的老路上，不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专制统治更是变本加厉，人们在基本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儒家文化氛围中劳作、买卖、读书，根本不知道此外还存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更不理解西方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的社会转型和近代化进程因此而严重滞后，直到鸦片战争中隆隆炮声才将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由此开始了缓慢的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坎坷之路。
——摘编自郝钧、周连春《明清时期中西方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14—18世纪的西方社会转型的表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同时期的西方比中国明清社会转型的障碍。
材料一客家方言是客家地区文化的载体。客家方言与上古中原汉语在词语的发音方面有一定继承关系。唐末宋初时期，中原南下至江西的移民族群带来的北方话吸收了百越民族语言的某些成分，形成了古赣语。宋末元初的大迁徙中，客家人进入闽西、粤东，与当地民族融合，形成了闽西客家话和梅县客家话。清代开始，以广东籍客家士子为核心的知识精英纷纷著书立说，力图系统建构客家自身文化。随着客家精英论著不断面世，客家群体心目中的文化核心逐渐形成。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民族主义与舶来的西方近代民族观念交织在一起，成为各种社会文化的思源。客家方言的称谓此时传入粤东北客家人聚居的核心地带，并被客家知识分子接受与传播，逐渐被客家民众认同与接受。
——摘编自宋鸿立等《客家移民路径选择与客家语言文化的形成》
材料二进入19世纪，中国出现了以“方言”指称西方语言的用法。19世纪末，中国人开始使用表示中国之地方语言的“方言”一词。因“歌谣多由方言构成”,1918年初，在时任校长蔡元培等人的倡导下，北京大学面向全国发起征集歌谣的号召，钱玄同等负责“考订方言”。1924年，董作宾将“方言”界定为“一国内各地方不同的语言”,意味着方言概念在中国基本定型。
——摘编自林翔《论“方言”概念在近代中国之演变》
材料三闽、粤、客方言是中国南方的三大方言，近数百年来随着离乡的华人而播迁境外，成为海内外华人社区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是极为宝贵的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些方言作为大类方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尽管没有整体消亡之虞，但是边界方言的濒危境况以及包括厦门、广州、梅州这类权威方言城市在内的方言核心区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方言衰变迹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摘编自庄初升《论闽、粤、客方言的保护传承问题》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客家方言形成与传播的特点。
(2)据材料二概括“方言”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变化反映的时代风貌。
(3)综合上述材料，面对方言衰变迹象，谈谈你对传承和保护方言的看法。
材料 所谓蠲免赋税，就是对按照规定应交纳的赋税实行免征。康熙年间，蠲免政策普遍实行，蠲免赋税成为常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玄烨提出“欲使民生乐土、比屋丰盈，惟当责以蠲租”。于是从第二年开始，常常“一年蠲及数省”或“一省连蠲数年”，而且对这些省份往往实行“普免”，即全部免征当年的应纳赋税钱粮，至于区域性的蠲免更为普遍。据户部统计，至康熙五十年止，全部蠲免“共计逾万万”。蠲免政策当然首先对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有利，而对一般佃户来说，虽然也多少减轻一些负担，但由于他们无地或少地，本来就不承担赋税，蠲免轮不到他们头上。而他们主要是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对佃户的地租并未减少。针对这种弊端，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兵科给事中高遐昌提出对佃户的蠲免问题。于是康熙帝下令“嗣后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熙时期蠲免政策得以普遍实行的社会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康熙时期蠲免赋税的政策。
材料一 虽然“天可汗”没有号令整个游牧世界的权力，但至少在“南北兼跨”时代，“天可汗”称号确实有助于唐朝更有效地统治北方草原归附部落。太宗以皇帝身份兼有可汗号，这与传统以皇帝为核心的天下观念有所不同，体现出唐初延续了十六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兼容胡汉的政治文化……唐朝作为一个统治地域兼跨农耕、游牧等不同文明形态的国家，其在组织形式上并非单一、匀质的，在一体化基础上又呈现为更加灵活的组织形态。
——刘子凡《“天可汗”称号与唐代国家建构》
材料二 从法国大革命迄至今日，民主信条被证明是民族主义最得力的帮手。个人对民族群体的忠诚感，当他们是臣民时和他们是公民时不可能完全一样。政治民主，在一个语言统一或者至少绝大多数人民使用相同语言的国家，远比它在一个多语言帝国更加有效。如果人民要统治自己，他们就必须互相了解，能够说或读一门共同的语言。民族群体因此提供了民主统治的实践基础，而民主统治，或者说争取民主统治的斗争，反过来促进了民族主义。
——【美】卡尔顿·海斯《世界历史的教训：民族国家信仰及其祸福》
材料三 马克思指出“共同体是一切文明民族的起点”。作为中华民族生产交往实践和社会文化积淀的观念集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相信有共同的唯一归属，相信有共同的血统，相信自己文化的独特性”的文化情感意蕴，内嵌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延展于文化象征符号系统表征的共同体概念体系中，阐发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陈文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维度》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朝边疆治理的基本特点。结合所学写出唐朝的边疆管理灵活的“组织形态”。(2)概括材料二的观点。结合所学阐释法国大革命“争取民主统治的斗争促进了民族主义”的表现。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写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思想原则。
材料一 中国是柑橘的原产地之一，5000年前就在长江流域种植。柑橘作为一种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水果，早期的消费形式之一是地方以土贡的形式送达中央以供食用。西汉设置专职官员“橘官”以保障皇室的柑橘供应。随着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宋、金皇室都将柑橘视为珍果，引领了社会柑橘消费的风尚。从江南到百越，从川陕到中原到处都有柑橘生产。明代，柑橘品种大量增加，并出现了第一个外来柑橘品种——波斯橘。葡萄牙人从我国华南将柑橘的品种之一甜橙引入欧洲，并于1565年传到美国佛罗里达州。
———摘编自曾云琦《中国柑橘历史与文化价值研究》.等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受到美国花旗广柑的倾销和地主高利贷的剥削，农民大多无力经营，大量砍伐柑橘果树，再加上果树病虫害日益猖獗，柑橘成片死亡。新中国成立前，全国柑橘产量下降到10万吨左右。新中国成立后，柑橘产地掀起了爱国增产的高潮，政府还提出了果树上山下滩的发展方向。1952年柑橘产量恢复到21.55万吨。1984年后，国家放开了对巧橘等作物的计划管理，各地相继发掘、培育、更换、推广良种，推动了我国柑橘产业的发展。除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外，我国每年均有一定量的巧橘鲜果及制品出口至国际市场。
——摘编自王川《中国柑橘生产与消费现状分析》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种植利用柑橘的特点及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前后种植利用柑橘存在差异的原因。
(3)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简述我国种植利用柑橘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清初，清廷在沿海建立了7支水师，在江南、福建、广东设立了水师提督，在旅顺口、大沽口、吴淞口、厦门、台湾等海防要地设水师营等。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1681年统治台湾的郑经病故后，郑氏集团发生内乱，荷兰殖民者企图卷土重来，康熙帝令水师提督施琅统领舰队进军台湾，取得了澎湖决战的胜利。此后不久，郑克塽降清，台湾复归统一。此外，清朝的东北水师于1658年的库尔干河战役和1685年的雅克萨战役中，都曾大败沙俄侵略军；广东水师于1808年在澳门击退英国殖民者军舰的进犯。
——摘编自张铁牛《中国古代海军史》
材料二 1865年，清政府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次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打算通过发展造船工业，创建近代海军。1867年，前江苏布政使丁日昌首先提出建立“北洋、中洋、南洋”三支轮船水师，无事出洋校巡，有事则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联合作战。中法战争后，清廷再次讨论海军发展事宜，决心“大治水师”，并调整其发展计划，拟先由北洋练成一军……在北洋海军优先发展成军的同时，南洋海军、广东海军和福建海军也有所发展或恢复。南洋海军虽然创设较早，但因清廷专注北洋而发展缓慢，军舰以国产为多，军官素质和军事训练较差……甲午海战重创了中国海军建设，海军衙门和北洋海军武职官衔均被裁撤。
——摘编自张一文《论中国近代海军发展与周边国际形势》
材料三 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的战略任务。特别是1953年2月，毛泽东先后为接受检阅、视察的5艘海军舰艇郑重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邓小平站在历史与时代的高度，明确指出：人民海军必须“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精干”“顶用”。江泽民在视察海军部队时指出：“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观念。”“保卫国家海洋权益”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分别写进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
——摘编自刘杰等《新中国60年人民海军发展战略的演进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前期海军建设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制约近代中国海军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我国现代海军建设的新发展。综合上述材料谈谈对我国海军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宋代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救助贫户，并设立“纳粟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清代汪志伊在《荒政辑要》中将“产微力薄，家无担石，或户倾业废，孤寡老弱，鹄面鸠形，朝不谋夕者”定为极贫，将“田虽被灾，盖藏未尽，或有微业可营，尚非急不及待者”定为次贫。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先秦《周礼》的“荒政十二策”，到南宋的《救荒活民书》，再到清代的《荒政辑要》，中国古代在贫困救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期，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彻底铲断了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经济根源，并在农村建立“五保”供养制度、储备粮制度等初步社会救助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政策，并针对“老、少、边、穷”地区出台了扶贫专项计划，设置贫困地区发展资金、开展专业技能培训等。1987年确立“开发式扶贫”指导思想，建立了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还鼓励民间组织积极开展扶贫公益事业。2001年国务院出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扶贫政策的受众从贫困县下落到贫困村，全国共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更多的是采取“造血式”的扶贫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现有标准下的7000多万贫困人口，在2020年要全部脱贫”，2015年我国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在国家战略层面确立了精准扶贫政策。
——摘编自白晋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和未来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扶贫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工作发展阶段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诗经》中的战争诗数量较多，篇幅短小，内容丰富。其风格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雄壮激昂的英雄战歌；二是悲慨苍凉的征夫心曲。从《诗经》所反映的情形看，耕地的破坏或被侵占是导致战争的根源，除了偶尔为之的武力扩张外，多数战争都因侵犯土地、保护土地而起。人们内心厌恶战争而又不得不战，这种战争多是被动的。因而《诗经》中的战争诗无不充斥着“征夫怨”、“思妇恨”的反战情绪。《诗经》中对尚武好战的描写显得婉转温和。例如《诗经》中的战争诗从来不直接描写战斗场面，从来没有厮杀格斗、流血和死亡，诗中只见旌旗干戈，战马腾骧和凯旋欢庆，充分表现出王者之师不靠暴力杀伐，而是以德服人，不战而胜的特点。《诗经》除了描写战争英雄，还把笔触伸向与战争有关的社会群体或者个体，表现出厌战痛战、热爱和平的思想。
材料二 《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只有《伊利亚特》，《伊利亚特》主要描写的是特洛伊战争最后阶段的殊死战斗，侧重对唯勇至上的阳刚美的渲染。《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刻画强烈而鲜明，是一种直接、动态的描绘。动作的勾画，声音的非理性的、毫无节制的极端的审美观照。这是一种崇“力”的尚武精神，战争的悲壮及美感在比喻、夸张等多种修辞方式中得以渲染，使得原本的喋血暴力充满着诗画意境。如描写两军格斗场宣泄使得战斗英雄鲜血淋漓地闯入读者眼帘。和生活在广袤富饶之区域的汉民族不同的是，生活在岛国的古希腊人崇尚战争。《伊利亚特》所触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生的有限和在有限的人生中人对生命和存在价值的索取。
——赵景梅、胡健《尚武与嗜血——<诗经>和<荷马史诗>中东西方古代战争文化比较》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诗经》和《荷马史诗》中的战争体现的中西古代战争文化差异。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西古代战争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其在当代中西战争态度中的映射。
材料一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坚持“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司马光治史，不大究天人之际，而始终注意人事，区分人物的贤奸善恶。《资治通鉴》中记述各种人物，无论是君还是臣，都视其修心治国、立身处世如何，而论其善恶得失。“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于史实，“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摘编自吴怀祺《<资治通鉴>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等
材料二 章太炎认为，“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若“人人以旧史为不足信”，则“国之本实蹶也”。“如我学人，废经不习，忘民族之大闲（防），则必沦胥以尽，终为奴虏而已矣。”“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取前王陈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
——据《章太炎全集》
材料三 伯赞同志说，过去，在反动统治下，写历史文章就像制造炮弹，总想使它具有尽可能大的打击敌人的威力，总要千方百计地把历史同政治斗争的需要直接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因此，有时候就以古喻今……他认为解放后社会条件起了根本变化，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因此，可以也应当对历史科学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坚持斗争精神而又避免出现过去的毛病，这样才能使历史科学繁荣起来……他反复强调，要使历史科学具有战斗力，能够不断地战胜非无产阶级思想，首要条件是严格按照历史实际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切忌削足适履。
——田余庆《坚持真理无畏无私——深切怀念翦伯赞同志》
(1)以具体史实说明“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光、章太炎和翦伯赞三人观点的共通之处。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