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以后，天下太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时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

材料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统一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统一是历史的主流，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广大人民的愿望，是积极有为的治国理政者为之奋斗的目标。这种“统一性”具有牢固的制度保障，2000多年传统社会统一性制度建设的核心大体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重视维护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二是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三是重视以民本为基础的国家治理措施制定。秦汉以后，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大一统的政治形态稳固下来，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统一，并在各个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科学把握中华文明的特质，对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卜宪群《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历史特点与当代价值》

材料   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区别于一般的帝国、封建王国或所谓的“早熟国家”，而具有天下性、道统性与科层性的国家性特征。以天下为治理对象，以天命为合法性来源，以天子为最高权威的天下国家是大一统国家超越性的宏观架构。以儒家思想谱系为主要内容的道统观念是古代的“国家学说”。文字的统一是形塑大一统国家韧性的重要初始条件。“书同文”的形成突破了语言文化多样性可能造成的文化藩篱，为实现跨时空交流与理解提供了初始条件。

——摘编自赵德昊《形塑国家韧性：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的长期延续与不断重建》

材料

——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整理

材料一：尔国距中华过远，遣使远涉，良非易事；且来使于中国礼仪不能谙习，重劳唇舌，非所乐闻。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尔国王其辑和尔人民，慎固尔疆土，无间远迩，朕实嘉之。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

——《清仁宗实录》卷320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卵

材料二：有关锁国的利弊，历来议论纷纭；但它确实是加强和巩固幕府封建统治的有效政策，长达二百余年的江户时代，能在国内保持和平，幕府政权得以维持，锁国无疑是个有力因素。在经济方面，国内产业得到发展，在文化方面，日本独特文化得以昌盛等等，可以说都是由于锁国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它缩小了人民刚刚开展的、面向世界的目光，扼杀了不断探索的精神…

——坂本太郎在《日本史》

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以官修的正史、实录为基础，同时参考了各种史料。他另外撰成《资治通鉴考异》，说明取舍史料的理由。以下是《考异》的几个事例：

材料一   关于隋末名将薛仁果的名字，《考异》提到《旧唐书》《新唐书》《柳宗元集》写作“仁杲”，《太宗实录》写作“仁果”。而唐太宗陵墓前有石马六匹，其中一匹的铭文为“白蹄乌，平薛仁果时所乘”。《考异》认为石马铭文“最可据”。

材料二   关于唐玄宗的生日，《考异》提到《玄宗实录》记载的是八月一日，但通过查询历法发现这一时间有误。玄宗时文人顾况有诗曰：“八月五夜佳气新，昭成太后生圣人（即皇帝）。”故而《考异》认为玄宗生日是八月五日。

材料三   关于吐蕃赞普世系，唐代林恩撰写的杂史《补国史》记载，唐文宗时吐蕃彝泰赞普去世，其弟继位。此事《文宗实录》《旧唐书》都没有记载，《考异》参照《补国史》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