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数学历史悠久，周代“六艺”中就有“数”的内容，历代天象观测、历法编定等均须依靠数学知识。汉代的《九章算术》通过具体问题的应用运算，在分数、开方、线性方程组、勾股等多方面领先世界。魏晋的刘徽、南朝的祖冲之及其子祖暄，都是世界级数学家。隋唐置算学，与太学并立，将前代的十部数学专著作为讲习内容。宋元时出现了以秦九韶、朱世杰等为代表的杰出数学家，明清时期，官方数学教育衰落，西学传入，中国传统数学受到冲击。

——摘编自（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等

材料二   洋务运动时期，奕䜣等人认为西方科学技术“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清廷遂于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清末兴办新式学堂，在各级学堂开设数学课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中小学数学教学水平已“与欧美日本并驾齐驱”，大学纷纷成立数学系。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拥有一批年轻的著名数学教授，如华罗庚、陈省身等。1940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设立自然科学院，开设微积分、微分方程等数学课程，培养专门人才。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技术的作用愈益突出，中国科学院设立数理化学部，推动了科学事业的发展。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塞尔登中国地图》长160厘米，宽96.5厘米，采用中国古代风景画手法，使用汉字标注，并采用上北下南方位，同时标识了欧洲风格的罗盘和比例尺条。图中明朝信息最为丰富，北京城、黄河、各省边界等都有详细描绘。但却仅位于地图左上部分，中国南海前所未有地占据了中央位置。地图展现了东亚和东南亚全貌，覆盖了西起印度洋、北抵日本海、东南达印尼中部诸岛的广大地区。该地图瞻观性较高，但它并非一幅中国传统的陆地舆图，而更可能是一幅航海路线图。这些航线以中国南部的泉州与漳州港为起点，形成一个网络、最远可达地区最西端的印度于利于特港。图中还标注了如何前往也门、阿曼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学者根据图中信息判定，该地图为明末中国人所绘。

该地图后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约翰·萨利斯获得，辗转落到了约翰·塞尔登（1584—1654）手中。塞尔登是英国律师，下议院议员，东方学家，是对波斯、阿拉伯以及中国的相关知识感兴趣的英国学者之一。在他那个年代，海洋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塞尔登比同时代的人更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正经历海洋变迁的时代。他主张海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由国家行使管辖权。在去世前夕，他将该地图捐赠给母校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塞尔登中国地图》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摘编自（加）卜正民著《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等

有学者认为，“与万国对峙”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最高目标，为扭转内忧外患的局面，明治政府将“安内竞外”视为治国安邦之道，在日本官方文书中频繁出现类似“与万国对峙”的表述。1868年，日本以明治天皇名义发布的《宣扬国威哀翰》，主张“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勾勒出“大陆政策”的扩张方向。此后，伊藤博文把废藩视为“抵御外辱，仲张皇威于海外”“与万国并立”的条件。木户孝允提出，“以文明开化为国家富强之途径”，1870年，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强调，“朝鲜国北连满洲，西与清国之地相接，使之屈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亦为经略、夺取万国之源也”。

——摘编自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